三、书剑碧血露锋芒

《书剑恩仇录》刚开始连载的几期反应平平，过了一个多月，小说的各主要人物纷纷上场，情节开始错综复杂，场面也波澜壮阔起来，不禁深深地吸引住了读者，也很快令《新晚报》的销量骤增。

陈家洛是《书剑恩仇录》的第一男主角，是一个金庸虚构出来的人物。作为金庸笔下的第一个正面主角，陈家洛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他重情重义，心忧天下，有志报效祖国；他武艺超群，领导群雄，二十几岁就当上了红花会的总舵主。然而，他天性软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他重感情，却缺乏果敢，常常进退维谷、优柔寡断；他有心率众起义，却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抱着天真的幻想，没有能彻底穿透统治者之心。最后，陈家洛对清政府的妥协，带来了红花会覆灭的悲剧，他的出路，也只能是退隐回疆。这部书，金庸试图避免用现代语言来表达。

我记得，那次金庸回乡，后陪金庸在南浔沿着长长的百间楼漫步时，不知是什么话题使他偶尔兴起，谈及他的这部《书剑恩仇录》小说，他说：“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碰到有些现代语汇，比如说我总用‘转念头’‘寻思’来代替‘思想’‘考虑’。或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其实，这些语汇，在嘉兴、海宁、南浔一带老百姓都是常用的方言。”

我听金庸对自己作品的坦诚言说，我也便对他说了些直话：“这些方言在你的作品中偶尔出现是可以的，如常用太湖流域的口语，当会使作品的流传、小说思想性深度上的开掘，总或多或少会受到限制。”我的直言，作为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家，他还是能接受的。

当然，金庸在塑造《书剑恩仇录》的主要人物陈家洛这个人物形象时，他与我的聊谈之中，他是结合了近代海宁历史上的几位人物，来展开这部作品的。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处女作，相较于他后期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是略逊一筹的，这也是金庸与我面论时，他也承认有短处的地方。他对我如是说：“当时，我也是匆匆而上写这武侠小说的，虽然平时看了许多国内外小说，但写前的思想准备，是不足的，那时我心中是明白的。”

如果我们再回头看这部小说，小说的最后一回，写陈家洛为复国大业，宁愿将自己的心上人——香香公主，也让给了好色的乾隆，但乾隆得到佳人后，即食言了。陈家洛却还被蒙在鼓里，而一心依恋于陈家洛的香香公主却以死来殉，且以此警示陈家洛。金庸笔下如此的悲剧英雄，有评家认为，陈家洛在这部小说中，是个失败的艺术形象，他拖着《水浒传》中宋江的辫子，对乾隆一让再让……陈家洛的致命弱点，给全书蒙上了阴影。（见曹正文书评）但也有书评说：“这样的高潮戏的来临，却是如天仙一般从天而降的美丽。纯洁的香香公主的一腔碧血，未被作者导引出来，对于读者的感情，虽受到挫伤，但在结构营造出来的叙事技巧上，却产生出许多艺术效应。……作者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审美意义，则既抚慰了阅读者的心理遗憾，但却又让人们从书剑恩仇的刀光剑影里，展示了一片优美幻想的诗意空间。”

而从我个人来说，读完这部书时，确有这种多元的疑问，但也被作者这类虚漫的描述感动，阅读时的情绪止不住会激动起来。我想，这也不足为怪。连冯其庸、王春瑜等，在专为金庸小说作评时，都有不同之论。而金庸在与我对谈之中，虽没有讲到这么的深究意蕴，但聊谈时，对评书家不是挺满意，也认为有不足之处。

其实，海宁是个出文人墨客的地方，从海宁走出的文人诸如王国维、徐志摩，他们都是文质彬彬，“性格中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就算是蒋百里——从海宁走出来的军事家，有决胜千里之外的本领，但也只是个会讲武而不会动武的文人。这些在陈家洛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无不有所折射。同时，金庸往往还将自己对人性的标准和理解，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这也充分体现了金庸心底深处的儒家思想——在世为人就应心系天下，心忧国事，应有为了大义甚至可以牺牲小我的精神和感情。这种思想也一如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或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当然，故事结局，也有《水浒传》的痕迹。金庸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无不怀有这样的主观看法：“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都有。”有人就如此评论：“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的独特理解。”

金庸向来善于在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舞台上，编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将史实和艺术结合得相当完美。同时，他的小说开头总力求平实，主角往往要到几章之后才会出场现身，越往后的情节越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可谓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

另外，金庸的武侠小说涉及人物往往不下上百个，场景更是达数百个之多，然而金庸依然能从容地驾驭，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各不相同；每个情节的展开，之前必然埋下伏笔，绵里藏针、疏而不漏，足见其功力。这些特点可以说是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能产生如此大轰动效应的原因。《书剑恩仇录》虽然是金庸的处女作，但已经鲜明地体现出这些特点。“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姐姐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其实，在陈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些理想。金庸非但向往家乡海宁，也一再梦回杭州。从他的《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再到《笑傲江湖》都能寻得。他以亲切的笔触，勾勒出西湖的美丽神韵：“陈家洛满饮一杯，长啸数声，见皓月斜照，在湖中残荷菱叶间映成片片碎影，蓦地一惊……陈家洛远望众人去远，跳上一艘小船，木桨拨动，小船在明澄如镜的湖面上轻轻滑了过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桨，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泪来。原来次日八月十八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离家十年，重回江南，母亲却已亡故，想起慈容笑貌，从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从中来。适才听徐天宏一说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众人已去，忍不住放声恸哭。”这正是金庸本人的身世写照，他笔下陈家洛的母亲和他母亲一样姓徐，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射雕英雄传》中的断桥、荷花，《倚天屠龙记》中的六和塔下、垂柳扁舟，《笑傲江湖》中的孤山“梅庄”，“遍地都是梅树，老干横斜，枝叶茂密，想象初春梅花盛开之日，香雪如海，定然观赏不尽”。这些，无不是金庸的另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无疑使他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位开山之人，锋芒直逼梁羽生。这个结果，实在出乎他意料，本是无心插柳，却柳树成荫。在撰写《书剑恩仇录》时，金庸已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只不过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了副刊编辑。

因为《书剑恩仇录》极大地带动了《新晚报》的销量，刊出时，金庸于“三剑楼随笔”中说，“有许多读者写信与他，其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把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此时，其他各报社，纷纷邀请金庸为其报的武侠专栏撰稿，金庸一时之间成了香港各大报纸的“抢手货”。而金庸在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只允诺为《香港商报》撰稿，为此，他开始构思《书剑恩仇录》后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

金庸构思《碧血剑》，依然以真实历史背景为依托，只是这次由清朝换至了明末，主角是袁承志和“金蛇郎君”夏雪宜。这部小说是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也是他在新派武侠小说探索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部小说中，金庸第一次运用了倒叙的手法来展开故事情节。还有另一处称奇的，是书中的主角夏雪宜，在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场，关于他的一切都是由两个爱他的女人温仪和何红药的回叙来表现的。这种以倒叙切入故事，以配角来写主角的手法，令金庸的武侠小说更跌宕起伏，读来欲罢不能。同时，这种写作手法也被后人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的重要区别之一。当然，金庸在这部作品中，还是写他熟知的生活，如在《碧血剑》中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女主角温青青，就出生在石梁。衢州、石梁，以及烂柯山的风光，都是他中学时代熟悉和经历的。书中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是写石梁的春天，“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

当时《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整整一年，好评不断，吸引了无数读者及评论家，可以称得上叫座又叫好。因为，相比过去传统的旧派武侠小说，金庸的《碧血剑》给人耳目一新、心头一震的感觉。同时，又因为《碧血剑》中，有关大批难民身处乱世、颠沛流离的描写，倾注了作者金庸自身的真情实感，让人读来极易产生共鸣。袁承志面对易代的大动荡、大变化，最终选择到南洋一个海岛开始新生活，有人说，这是对千千万万人逃入香港的隐喻。你看，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香港不足六十万人口，一九四九年前后，大批移民进入，到一九五〇年春天，人口已猛涨到二百三十万。

虽然《书剑恩仇录》与《碧血剑》一样都是金庸的早期作品，人物塑造还欠功力，情节也不够紧凑，这与金庸初涉武侠世界、语言表达火候未到有关，但这两部作品，依然在武侠世界里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也是解读金庸小说的重要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