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九九年，江南十月，太湖平原，一派秋高气爽，风光无限，桑林掩映着秀丽景色。我写《金庸江南行》，遂引起众多读者的兴味。在洲香风的天气里，我和金庸匆匆握别时，望他远去的背影，看上去似有点老了，离开的瞬间，心里还依依不舍，犹如进入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境地。

可不是吗？我想，这“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故事和传说，多少迢迢如春水的愁情，多少凄迷婉转的景象……

沧桑变幻，如雨似烟。五十年后，我邂逅的是“金庸”这个大名。交往多日，送别金庸。弹指一挥，五十春秋，悄悄地去了；五十年前的今生今世，他的前程，是如何呢？

我想，这里面应有着一个跌宕起伏的人世间如谜故事；在不少读者朋友的鼓励下，我想把这故事娓娓道来。

在五十年前的今天，也正是“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江南美好季节，查良镛突接到一份加急电报。上书“查良镛先生收”。那时的查良镛，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年仅二十六岁。他即匆匆北上。

确实，在他的人生边上，查良镛压根没有想到日后他会成为文坛儒侠“金庸”。他年轻时的理想，只是想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外交官。外交官的生涯才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之旅。

这个青年人的理想，便源自他撰写的一篇有名的国际评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

这篇评论不仅得到了首屈一指的法学界权威学者梅汝璈博士的赞赏，同时也博得了乔冠华的赏识。可见，几十年后的金庸，能被北京大学授予国际法名誉教授，也非空穴来风之事。

于是“查良镛”这个名字，便深深记在了梅博士的心中。不久之后，有机会路过香港，他还特地约请查良镛先生面晤。当面叙时，看到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就能写出这么有分量的国际法论稿，梅博士不禁惊喜交加。年轻的查良镛，能为梅博士这般大名人所赏识，主动约见，确实欣喜若狂了一番。

当时，作为学者型大法官的梅汝璈也确实很认真，他还仔细地看了这个年轻人的其他一些论文，包括直接用英语写出的国际法方面的文章，阅后更惊叹其才，一如汉初那位圯上老人看到当年的张良一般，认为“孺子可教”！日后可大堪造就。其文如人，一见如故。他们之间更加深了一层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渴求人才，不拘一格，梅汝璈被外交部聘为顾问，他脑海中时时想起查良镛这位外交人才，现正可为新中国所用。梅汝璈一回到北京即发了电报，而查良镛出于同样报效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也似乎“时刻准备着，让祖国挑选”，故两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

查良镛想起当年的人生琐事，可谓一夜难眠。那年单身走香港，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是上司的指派，无力违抗。更让他感怀的是一九四五年九月，让中国人民饱受艰苦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终于结束。那年查良镛已二十二岁。

战争的硝烟刚散，他由重庆回到阔别已久的浙江海宁老家，一回到祖宅，全家人悲喜交集。战乱离家多年，但犹不忘“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一幕幕苦难时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往事历历在目：自己十三岁入省立嘉兴中学，十六岁考入高中，而后进入大学，由毛头少年到长大成人。抗战期间经历了离乡千日之别，也行了万里之路。虽说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倍加亲切，但小小的海宁袁花镇，也确无他施展抱负之地。家中虽不缺藏书，也衣食颇丰，但对一个有远大志向的青年人，小镇毕竟非久居之处。

多少年来，他也一直在想：抗战胜利后，离家去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可这对自己的人生之途，也只是一次小小的过渡。几个月的杭州生活，他对西子湖畔的人文历史和秀丽景色，虽有不舍，但仔细想想依然非久留之地。

终于有一天，他从西子湖畔跑到国际大都市上海，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如愿进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修习国际法专业。这一举措，成为他日后想当一名外交官的标志。但是，未能如愿，留下遗憾。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人，欲求面向世界的愿望，始终在他心中时时萌动。

当一轮明月从维多利亚港湾升起时，他又经一番沉思，如在中国香港当一名《大公报》电讯编译及国际新闻编辑，终非他想。

如今已接到北上电邀，是平生不可多得的机会。此时，他决心换一种活法，调换一下人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