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中国特色，深化内在认同

——《外国文学史》使用体会

李先游[1]

201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正式出版。该教材自觉整合吸收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新进展、新成就，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外国文学史学科建设，实现了外国文学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新突破。可以说，该教材的编纂和使用是我国当代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依照刘云山同志所做的动员和指示，我们目前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攻关是基础，转化运用是关键”[2]。因此，对于高校外国文学史教学一线的工作者来说，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用好“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让青年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学术化的认识，将新时期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贯彻到每一节课堂。经过一年多的实际使用，笔者认为该教材有以下特点。

一 结构创新：东西合璧彰显全球视野

“马工程”教材建设最初的动因来自对新形势下大学教材多样化的反思与整合。中宣部和教育部从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出发，倡导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教材建设和学术创新，着重呈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故而“马工程”教材建设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如何进行大学教材的自主撰写和自主选择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第一次打破了东西方文学分割并置的编写体例，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基础，切实从目前中国青年学生的认知实际出发，以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和培养为目标，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化的外国文学史观。这一改变，既有利于整合目前培养计划中的课程重复和知识割裂，又便于科学全面地阐发我国当下外国文学成果的生产机理和评价背景，可谓是真正的结构创新。

首先，“马工程”《外国文学史》将东方文学的知识内容糅合进教材，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国文学史”定位模糊的缺憾。众所周知，自1917年周作人先生编写《欧洲文学史》以来，我们业界所说的“外国文学”就一直是个很不严谨的称谓，它实际的描述对象是以欧美文学为主体的西方文学。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中国/外国”二元对立式的表达方式既有特定时期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显示出我们过去在文化上和理论上的不自信，说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为中华文化之外的世界文学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界定方法。所以，当我们沿用旧习向学生概述“外国文学”的基本组成时，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就被人为地分割开来，而由此便致使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易于出现内容上的散乱遗漏或价值上的彼此遮盖。这无疑增加了教师授课的困难，将我们的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比如，对于上古文学这一部分，在之前诸多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是教学重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滋养西方文学产生的文化土壤会有切实的认识，但也会形成疑问：与此同时期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其他地域的文化又有哪些特点？对于这样自然形成的追问，“马工程”教材编写专家就做出了很好的安排和解答，既顺应了问题产生的天然语境，又还原出世界文学的本真面貌。我们看到在“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第一章“古代文学”中，第一节概述了上古时期四大文明古国文学初萌的基本状况，第二节和第三节以并置的形式安排了“古印度两大史诗”和“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这就鲜明地传递出既不“崇尚”西方又不“忽略”东方的思路。而学生也很容易在这种体例编排中认识到，上古先民蓬勃的艺术创造力不是由某个唯一的“中心”激发而扩散的结果，而是真正源于自由天然，源于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图式化想象。

其次，“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体现出鲜明的包容性，有利于凸显该课程在文化素质培养方面的要求。就新疆大学目前本科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外国文学史课程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各方向的基础课。而在具体授课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出于对知识系统性的追求还需要辅之以《20世纪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这两门课程。所以，无论是从课时的安排上，还是从教师的精力分配上，如何真正使“外国文学史”成为一个有机的知识整体就是个难题。而“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切实地展现出以史为纲、学贯中西的特点。该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还原了文学的基本发展规律。该教材在古代部分、中古部分以及19世纪20世纪文学中，都全面地整合了世界文学的整体状况，将传统的《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和《20世纪西方文学》融入一炉。

可以说，作为教育教学过程重要依托的教材，是学科发展和育人方略的晴雨表、方向标，所以“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的这种打通东西的全局性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在篇幅上、容量上做出调整，更是在思路上展现出前瞻性，它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真正达到了兼顾文化建设和信念培养的效果。

二 点面结合：观点鲜明强调中国立场

正如很多思想家教育家所产生的共同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体现了最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名副其实的高质量、高水平”[3]。伴随着“马工程”的推进，我们一线教师看到的是教材的更新进步，我们体会到的是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对高等教育认知程度的日益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术形态的坚定决心。在“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纂推行中，中国特色、中国声音、中国立场是贯穿始终的强力文化标记。

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那是一部革旧鼎新、锐意进取的历史，是结合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活学活用的历史，是实事求是不断实践发展创新的历史。全面改造旧中国学科体系、深入探索新的学科结构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1949～2003年，我国先后多次对学科专业分类体系进行过大的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学习和仿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到1953年依照建设和发展的原则设置高校专业215种；再到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刊发《高校六十条》来规范高校教育教学全流程；直至2012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设法学、哲学、农学、文学、经济学、工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12个学科门类，合计一级学科92个，二级学科506个。[4]我们认识到，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从宏观上将坚定的主导性和包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将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和社会文化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这是新时代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化教材改革和教育创新的思想前提。所以我们认识到，“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时时处处体现着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进教材的主旨意图，重视点面结合，史论结合，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相结合。

具体来看，“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在三个方面将中国立场鲜明地展现出来。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思辨逻辑贯彻在内容编排上。该教材最明显的变动体现在对20世纪文学格局的认识上。在朱维之先生等人编写的《外国文学史简编（欧美部分）》第六版中，下编“20世纪文学”依照20世纪前期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前期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格局划分为四大部分。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能够凸显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区别，但不足也显而易见，很容易给学生留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全然割裂的创作思路”的印象，故而削弱了对20世纪西方剧烈变化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关注。而在“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中，编者有意识在概述部分强调了20世纪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矛盾复杂的社会思想震荡。依照这一思路形成了体例上依照时间的二分：20世纪上半期和20世纪下半期。这种安排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最能够切近现代西方文化实际，也最能够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唯物主义特征。我们看到在每一部分中，编者将各国同时期经典作家作品平行并置，直接展示出现代主义文学纷繁复杂异彩纷呈的状貌。另外，在第一部分11节、第二部分12节的宏大篇幅上，我们也能感受到编者将文学经典事实和当下研究热点相结合的用意。

第二，注重文学表达的“和而不同”，将富于东方文化特色的阐释思路和惯用语应用在对外国经典作品的解中。例如，实际教学中，《浮士德》这部长篇诗剧是西方文学史上的重镇，却让很多教师困苦不已。且不说歌德思想的深邃复杂，单就该诗剧的基本结构一项，就让许多一线教师感觉施教乏力。在“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中，这个问题被举重若轻地解决了。教材在简介主要人物和情节时讲道：“在浩渺的宇宙中，‘至善’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创造万物的本原。与天帝对立的‘魔鬼’，则是‘至恶’的化身。它与代表‘至善’的天帝是对立的统一。二者相生相克、相辅相成。”[5]这样寥寥数语，通过“至善”“至恶”“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这样富于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身处东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就很容易能够理解歌德构思的深意，而梅菲斯特的“我就是恶，就是否定的力量”所标示的基本内涵也昭然若揭。可见，文艺经典的超越性价值往往不会被地域、民族、国家等具体的现实力量所阻挠，反而这种价值通过我们特征明显的个性化解释却能焕发出璀璨光芒。

第三，为基本判断添加富于东方特点的艺术而诗意的解释。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地评价东西方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文学理论的不同样态；二是朱光潜先生也由此告诫大家，中国的诗话传统是我们发声的基础，中国的文艺观来自对个性化而极富启示意义的诗意情结的表达。这种评价对于当代学人而言，既是鞭策又是鼓励。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工程”《外国文学史》在讲到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时，编者有意提到了影响托尔斯泰思想形成的一件“小事”：托尔斯泰的大哥把“有秘密”的小绿棒埋在森林，以此祈祷人人和睦相处。可以说，对于概述作家生平而言，相较于以往对“托尔斯泰主义”或“心灵辩证法”的强调，这个小绿棒的故事实在是太过于感性和普通，然而恰恰是这个细节，令我们内心所有的敏感神经都被深深地触动了，显然，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异曲同工的表达，更是“托尔斯泰主义”和“心灵辩证法”最初萌动的基石。可见，中国的教材要适应中国学生的接受心理，不是将陌生而新鲜的学术术语译介进中国就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我们固有的接受心理和情感结构为基础的教材，才能在更深层面上激发学生和读者的内化认同，才真正有助于中国立场文化自信的实现。

因此，从提高理论自觉和创新能力的角度来讲，“马工程”《外国文学史》在整体设计上注重中国元素和中华文化接受背景，将多样化的学术思路和思辨成果整合在能够最大限度为我所用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点面结合，有原理有材料，有观点有背景，很好地处理了教材编写中的日常生活感性认同和非日常体验的理性阐发之间的关系。

三 分析中肯：言简意赅注重能力培养

对于教育教学这项浩大的工程，教材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是知识的汇集、思想成果的凝练。而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教师的职责就在于将教材优势高效地转化到实际中。正如中宣部、教育部领导在“马工程”重点教材示范培训班上强调的，一线教师要“吃准吃透工程重点教材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努力掌握工程重点教材的指导思想、总体框架、重点内容、主要观点，深入了解本学科、本专业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动态，把培训的成果体现在教学实践中，把教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6]。当下，我们就要以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教材的优势，用“好教材”，同时“用好”教材。

如前所述，“马工程”教材的编订整合了高校教材多样化的状况，故而，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是“马工程”教材的统一思想标识。以《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纂来看，体例清晰、容量丰富、思想性强、学理扎实是其显著特点。这不仅事关教材自身，更重要的是这种态度和思路有益于学生在当代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面前，立场坚定，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不但是文学专业的社会责任和时代要求，它也是一切社会科学共同的价值追求。

我们所面对的青年大学生是在全新的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体。在自我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反思和调整的节奏快，与之相辅相成的，他们对新媒体所构筑出来的个体存在感的反应也很激烈。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便捷，教材这种传统的知识载体在当今正经受着巨大的挑战。然而有挑战就有机遇，“马工程”教材就顺势而为，以其严谨准确学术程度高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排头兵。具体来看，该教材在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开拓。

一方面，在研究异域文化的过程中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使学生认识到“属人”专业的特点和价值，培育和激发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例如在讲解泰戈尔名作《吉檀迦利》的艺术价值时，编者加入了很多汉译的泰戈尔诗作。这种安排承继了之前所提及的“梵我如一”的观念。“梵我如一”是指个体灵魂与宇宙灵魂的统一，而在泰戈尔的心中，这种统一不是被动机械的，而是时时刻刻提醒着个体灵魂不懈思考的力量。由此，《吉檀迦利》在内容上的丰富性、艺术上的创新性，就和“个体与宇宙的统一”这一伟大命题联系在一起。在这部分的编写上，我们看不出什么花哨的技巧或者新鲜的提法，反而是最简单的方法起到了最高效的作用——在印度民族国家普遍文化心理的大背景中，将泰戈尔诗作的审美感受力的特殊性强调出来。当学生在课堂阅读这些诗作时，教师就很容易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精神历程，阐发“大我”和“小我”的辩证发展关系，进而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这样一来，我们从教材中就汲取了双重的养料，教育效果就自然会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整合学界的新近热点问题和当代研究成果，积极调动学生的求知热情。“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由首席专家聂珍钊先生主持编写，郑克鲁先生、蒋承勇先生担任副主编，杨慧林、赵毅衡、朱立元、陆建德、胡亚敏、罗钢等进行专家审议，故而学术价值很高。整体上看，“马工程”《外国文学史》下册的“20世纪文学（下）”一章中，编者增加了莫里森、大江健三郎、马哈福兹和库切，使得20世纪文学史呈现得更加完整，也将诸如历史记忆、种族歧视、性别问题等后现代背景下的地区性的社会性话题展示了出来。

而尤其突出的改变在于，编者们对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进行了更加透彻更加深入的阐发。典型的例子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节。众所周知，传统的文学史教材立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特征，以《罪与罚》为例，阐发其作品思想上的多义性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这样的分析一年年承继下来，似乎对《罪与罚》的批评被巴赫金“垄断”了。[7]客观地说，这些论断和评价都是批评史上的珍贵成果，都很有价值。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类评价过于神秘，而同某种秘不可宣的个人体验捆绑在一起。就像有批评家指出的，“时间和自然法则支配着世俗的存在，而复活则是摆脱了时间和自然法则的自然状态”[8]。什么样的世俗？何谓自然？如何复活？这种带有很强模糊性的感受式批评会使我们的学生对作品的认识退回到“意会”，会挫伤学生思路创新的积极性。这种状况在“马工程”的《外国文学史》中得到了改变。编者提出了全新的“心理对位体”的说法，以此将《罪与罚》的结构特点、人物关系、思想主题都串联起来。我们看到“心理对位体”来自主人公的双重人格，它决定了小说的整体结构总处于相持的状态中。而这种紧张的相持拓宽了人物的内在心理结构，由此“正是在‘心理对位体’结构中心的苦难制约下，整部小说的各个艺术要素才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9]。这样，我们之前反复讲到的“平等的声音”“多声部”等描述性的话语，被客观准确科学的理性解答所取代。这种突破非常重要。它能够极大地鼓舞和刺激有志于进行学术探索的青年同学，让他们感受到文学批评的活力、魅力和张力，敢于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总而言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关键。而“马工程”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恰好体现了这种精神。自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至今，这一工程已走过了近15年的历程。所有奋战在教育教学工作一线的教师，都是“马工程”重点教材的受益者。我们学习和使用“马工程”教材，就等于重新进了一次学校，对自己今后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有重大的影响。我们要共同努力，师生齐心培育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良好学习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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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先游，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

[2]彭国华、张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持》，《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1日。

[3]胡树祥：《编写使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高等教育》2015年第3期。

[4]刘伟：《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交通大学，2016，第33～37页。

[5]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第263页。

[6]姜乃强：《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举办重点教材示范培训班》，《中国教育报》2011年8月1日，第1版。

[7]以朱维之、赵澧、黄晋凯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为例，从2004年的第四版至2016年的第七版，对《罪与罚》的分析一直没有任何变化。

[8]〔美〕克纳普：《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季广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317页。转引自梁坤主编《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77页。

[9]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上），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