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久旱”难以遇“甘霖”

不平凡的五八年，总路线照耀向前，豪迈口号，征服自然。

共产主义的创举，英雄人民的志愿，震惊乾坤，引洮上山。

——《引洮上山幸福万年》[3]

图1-1 洮河县红旗乡境内

资料来源：中国·临洮党政网http：//www.lintao.gov.cn/Item/967.aspx。

造物主并不公平。丰富的洮河水资源白白流逝与“十年九旱”的定西、会宁等地区百姓常年为缺水而挣扎的艰辛，形成鲜明对比。从甘肃上空由西向东鸟瞰，美丽的洮河像一条在崇山峻岭中蜿蜒流淌的绿丝带，碧水流经之处，两岸葱葱绿树行行成群。（图1-1）洮河林区为甘肃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木材，绵延的洮河是最便捷的运输工具。而甘肃中东部的定西、会宁等地区，却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地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交错，梁峁绵延不绝，荒山秃岭，一派苍凉。（图1-2）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景观，遇上1958年人“改天换地”的豪情。

图1-2 定西地区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10年11月9日。

丰富的洮河水资源

洮河水系以洮河为干流，包括周科河、科才河、括合曲、博拉河、广通河等十几条支流，共同构成黄河最主要的支流之一。洮河干流发源于碌曲县境西部的西倾山东麓，河源高程4260米，由南向北流至90.4公里大馋赛尔转为东流，在岷县城东纳迭藏河后又转为北流，直至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上游汇入黄河干流。[4]洮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因落差大，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周科河、科才河、广通河等12条洮河支流水系年径流量超过1亿立方米。

洮河犹如天边的蓝缎，静静流淌，所经之处孕育不少文明。相传，大禹治水时，曾跑遍这条河流所经之处。《水经注》载：“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5]大禹从这里走至鸟鼠山，导渭河而入黄河。洮河孕育了上古时期代表华夏文明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制陶工艺高超，器皿呈现多种姿态，图案变幻多端、绚丽多彩，被称为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极具文化与艺术价值。马家窑遗址得名缘于毗邻洮河的临洮县马家窑村。广泛流传于甘、青、宁山区的民歌“花儿”，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盛行于甘肃且最具代表性的“洮州花儿”，逐洮河而广泛流传于临潭、卓尼、岷县、临洮等地，形式活泼多样，反映多姿多彩的社会日常生活，是西北民间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更不必说风光旖旎的大草原、层峦叠嶂的森林树木，也不必说巍峨陡峭的怪石山峰、清澈见底的流水卵石，单看那有“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之称的洮砚以及那享誉世界的紫斑牡丹，就足以使人惊叹洮河的富饶。

从自然地理上看，洮河流域包括甘南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两部分，其自然地理基础和环境特征兼具这两个高原特点。地形条件复杂多样，“山地占有比重大，土地质量较差，承载力低下。全流域土地海拔均在1500米以上（最低点1730米）”。[6]因此，此地宜牧不宜农，农作物大多一年一熟。

从行政地理上看，洮河流经碌曲、卓尼、临潭、康乐、岷县、临洮、和政、广河、东乡等县的大部分以及合作市，夏河、渭源、永靖等县的少部分地区。流经碌曲、夏河、合作、临潭、卓尼等县市的地区称为上游，岷县、康乐称中游，临洮称下游。洮河干流呈反写的“L”形，转折点在岷县。中上游地区降水丰富，植被覆盖率极好，又因地处甘南高原地区，蒸发量少，形成西北地区罕见的丰水流域。而下游山区，则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资源贫乏，水土流失问题严重。

洮河流域属于大陆性气候，但由于两边受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气候交会的影响，大部分地区湿润多雨，降水量较大，除接近兰州的最北部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外，其余地区年降水量均在600毫米以上，个别上游地区甚至高达800毫米以上。充沛的雨水给了洮河丰富的水资源补给。根据1950年代的数据，洮河干流“河道长580公里，流域面积31400平方公里。据（临洮）李家村水文站实得多年平均的年径流量为43.1亿公方，合136.1秒公方。最大径流量为273.3秒公方（9月），最小径流量为50秒公方（2月）”。[7]每年4月始，降水量逐月增多，径流量逐渐增大，“其中4、5、6三个月径流量为10.358亿立方米，占全年径流量的22.43%”；7月到10月为洪水期，“径流量占全年总流量一半多，达53.7%”。[8]1～3月和12月则为枯水期，流量主要依靠地下水补给。

充足的降雨量和地下水补给，使洮河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千百年来，自西向东顺流而下的洮河在九甸峡逆转，一路向北。九甸峡以峡中九座巅峰得名，峡谷两旁海拔3888米的白玉山和海拔3578米的莲花山余脉将洮河夹在其中，使此地“水急浪高如雷吼”。绕过九甸峡，洮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激流向北奔驰，流向黄河母亲的怀抱，全然不顾生活于左岸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旱塬百姓。

定西“苦瘠，甲于天下”

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途经定西，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辖境苦瘠，甲于天下，地广人稀。”[9]此地即洮河中下游左岸的陇西黄土高原。它指的是陇山中峰六盘山为界之以西区域，大致东起六盘山、西到乌鞘岭、南到秦岭、北迄沙漠，约8万平方公里。这里“三料”（饲料、肥料、燃料）齐缺、“五灾”（旱灾、风灾、沙灾、雹灾、霜灾）俱全。因陇山为南北走向，阻挡了东来的暖湿气流，故降雨较少。此地年降水量在200至500毫米之间，并由南至北递减，属干旱半干旱型气候。[10]降水总量少且集中在4～9月，尤其是7～9月。如定西地区4～9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85%，7～9月降雨量占全年的55%。[11]

由于此地蒸发量达到1500～2000毫米，远远大于降水量，更加重缺水情状。这儿流传的一首“花儿”——“山上和尚头，沟里没水流，年年遭旱灾，家家都发愁。高山秃又陡，水声如牛吼，十年有九旱，有水也白流”——便是干旱的真实写照。此地区几个县市的数据说明了其气象特征（见表1-1）。

表1-1 甘肃中部七县（区）气候特征示意

陇西黄土高原海拔1200～2500米，属盆地型高原，地形以黄土沟壑和黄土梁峁丘陵为主，以“千沟万壑”来形容最为恰切，生态环境异常脆弱。由于植被稀疏，降水量少，并集中在以暴雨为主的夏季，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地面在长期的流水侵蚀下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沟壑交错的塬、墚、峁等地貌，沟密坡陡，丘高谷深。平坦耕地少，绝大部分耕地分布在10°～35°的斜坡上，导致地块小而分散，机耕道建设落后，很难机械化。不仅耕地面积少，耕地质量也较差，“全区土壤有机质贫瘠，且高低悬殊”，大部分地区缺微量元素钼和锌，土壤肥力差。[12]

“十年九旱”在这里绝非形容词，而是真实写照。1950年“定西（含白银地区）、临夏、兰州等专区、市春旱偏重，庆阳专区伏秋连旱”；1951年“中部地区春旱偏重”；1952年“中部春夏秋连旱；春夏旱定西专区最重”；1953年是“大旱为主的重灾年”；1954年“以旱为主，兼有雹洪霜灾”；1955年“上半年定西、临夏、庆阳、武都等专区23县受旱”；1956年“受灾79县，占当年全省县数的85%，有68县受旱。春旱临夏州偏重，春夏秋连旱以中部的定西、临夏、兰州、白银等地偏重”；1957年“重旱灾年，全省半数县受旱。中部地区春旱接夏旱、定西专区伏秋连旱”。[13]生存条件的恶劣并未让这片土地荒芜，勤劳善良的百姓为生存付出了艰辛努力。为将来之不易的雨水、雪水蓄积起来，家家户户都修水窑，人畜共用。安土重迁的百姓被迫发挥创造力，“两顿饭，减一半，一顿变成干炒面。一月洗上三次脸，洗了碗筷喂鸡犬。衣服穿成垢夹板，室内不洒水一点。女人小便洗手脸，一水多用度荒年”。[14]鉴于此，旱塬百姓尤为期待在新政权的领导下改变现状。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定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有提高。1949年粮食作物的亩产量为44.29千克，1957年增加到56.98千克；总产量由27.29万吨增加到43.43万吨，年均增长6%。油料总产量由1.07万吨增加到1.47万吨，年均增长4%。粮食播种面积由616万亩增加到762万亩。同时人口也在膨胀，1957年达到150多万人，比1949年增加26万人，使“人均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6.42亩下降到1957年的6.16亩”，也由此，尽管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1元增加到1957年的64元。[15]但是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大的提高，仍然在每年的春荒中被逼“外流”，人们呼吁着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