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城市化进程中的基层社区

自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雅典的一个集会场所展开辩论以来，作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口密集区域，城市已经成为了创新的发动机。佛罗伦萨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文艺复兴，伯明翰的街道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当前伦敦、班加罗尔和东京的高度繁荣得益于它们产生新思想的能力。漫步在这些城市——不论是沿着鹅卵石铺就的人行步道还是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街头，不论是围绕着环绕交叉路口还是高速公路——触目所及的只有人类的进步。

——格莱泽，2012：1

本书通过对若干地区“村改居”社区的比较研究，考察在快速空间城市化进程下新的城市基层单元和新市民的形成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就开始全方位地探索城市化的重要性和城市化理论（赵新平、周一星，2002）。虽然关于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仍存在争论，但推进城市化有助于促进经济更上台阶、实现现代化目标已获得多数学者的共识，拥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陈映芳，2004）。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城市化实际上涉及科技的进步、环境的改变、文化的发展、服务的改善和心态的转变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按照发展主义逻辑推进的城市化只关注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的“乡—城”转移，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的转变被忽略。

随着各种问题的凸显，学界开始对当前的城市化模式进行反思，其中最突出也最先被质疑的就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在非正规领域就业，发展能力弱，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无法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的子女无法与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等等。因此，有不少研究关注和批判了这种“半城市化”状态（吴维平、王汉生，2002；王春光，2006；王佃利等，2011），指出这些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仅仅是在经济系统中被接纳，他们在生活方式、心理认同和社会权利方面并未完全融入城市。而除了人的“半城市化”，通过“撤村并居”推动的城市迅速扩张实际上是另一种“半城市化”——只有空间的城市化，而“没有为城市作为‘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规划”（陈映芳，2004）。作为一场经济运动的村庄吞并，关注的是土地的获取、空间形态的改变，而上楼之后的基层社区、治理组织和公共秩序将如何发展，人们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将如何改变，则未被纳入考量。而正是这些迁入社区的乡村和上楼居住的农民构成了新的城市基层社会和新的市民。因此，本书着眼于“村改居”社区这类处于从乡到城过渡中的城市基层单元，观察和分析新的“社会”和“市民”的发育、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