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丹服饵术与唐代诸帝

神仙道教对唐代社会上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以金丹服饵术的影响尤为巨大，唐代诸帝对服饵养生普遍怀有浓厚的兴趣。

一 金丹服饵术的发展

服饵术，又称服食术，为道教的重要方术。一般认为，服饵主要包括服丹（金丹）和服药饵（草木药）两大类。有人认为还应包括服气、服符、饮食，甚至辟谷（一种特殊的服食法门）等。[2]服饵最早应起源于药食，古人认为通过服用某些药物或食物，可以祛病养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炼丹术。炼丹术是道教诸术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神仙方术，容志毅指出：

炼丹术包括了金丹术和黄白术，后因要与兴起的道家内丹术相区别，故炼丹术亦称之为外丹术。“金丹”是泛指在古代神仙传说与求仙活动的基础上，希冀借金石药物之炼制获取“服食成仙”的“长生药”，即神仙术士们人工炼制的还丹、仙丹、灵丹之类，而制取这些丹药的方技称“金丹术”。……黄白者，实指由药剂之点化，使铜、铅、锡等贱金属变成的“黄金（药金）”或“白银（药银）”，而获取这些“黄金”“白银”的方技就称之为“黄白术”。[3]

道教宣扬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服饵是修炼成仙的主要途径。

服饵的兴起与神仙思想的出现有关。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萌生了对鬼神的崇拜，夏商时人观念中的“帝”、“天帝”或“皇（昊）天上帝”，就是主宰宇宙万物的至高无上之神。到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很流行，有关“不死之乡”“不死之药”“长生不死”“昆仑仙山”“王母瑶池”“海上神山”“嫦娥飞升”之类的神仙传说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庄子·逍遥游》中还对神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4]在庄子的笔下，神仙不但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而且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驾龙，遨游四海。他们精神专注，不生疾病，可以使万物免遭灾害，使谷稼丰熟。

随着神仙思想的流行，在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鼓吹神仙不死之药的方士。陈国符先生认为：“我国之金丹术与黄白术，可溯源至战国时代燕齐方士之神仙传说与求神仙仙药。盖战国时代先有神仙传说与求神仙奇药，及前汉始有金丹术与黄白术之发端也。”[5]《史记·封禅书》记载：“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在他们的鼓动下，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求仙访药活动，“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渤）海中……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方士们声称海上不但有仙山，而且还有仙人和不死之药。神仙的住所都是用黄金白银建造的，所有的东西包括飞禽走兽都是银白色的。这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难怪秦始皇一生求仙不已，不断到东部沿海一带巡幸，数次望海而兴叹，还派遣方士徐福率三千童男女入海求仙药而一去不返。[6]

炼丹术真正兴起于西汉时期。据《册府元龟》卷928 《总录部·好丹术》载：

丹术之兴，始于西汉。风流寝远，好尚滋多。或以黄金之可成，或以长生之可致。贵向才士，读诵秘书，佩服灵符，炼饵神药，以至谢免爵位，高蹈岩穴。徇其所尚，代有人焉。[7]

汉武帝时，有方士李少君、栾大等人还曾进行炼丹活动。李少君进言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汉武帝亲自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后来，栾大又骗汉武帝说：“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又说：“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8]这是最早有关炼丹术的记载。

安期生为传说中的著名神仙，实为齐鲁方士。相传西汉人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中称其为琅琊阜乡人，师从河上丈人，学黄老之术，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称“千岁翁”。传说秦始皇东巡，曾见安期生，与他交谈三日三夜，赐金璧数千万。临别，安期生留言说“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9]安期生还精通服饵术，是早期道家药食的实践者，他常食用大枣养生。大枣被《神农本草经》列为果品中的“上药”，其性“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久服轻身，长年”。[10]道教养生术中有“服食大枣辟谷法”，《神仙绝谷食气经》载：“诸欲绝谷行气法，食日减一口，十日后可不食，二日、三日腹中或悁悁若饥，取好枣九枚，若方寸术饼九枚，食之……口中恒含枣核，令人爱气且生津液故也。”[11]所以枣被道士称为“神仙粮”。

刘向在《列仙传》中还记载了许多修炼服饵术成仙的例子，见表1-1。

表1-1 刘向《列仙传》记载服饵成仙者

表1-1 刘向《列仙传》记载服饵成仙者-续表1

表1-1 刘向《列仙传》记载服饵成仙者-续表2

《列仙传》所记虽然大都是神话传说，但从表1-1可知，早期神仙家们的确相信通过服食可以得道成仙。这些早期服饵事例，既有服丹药丸散矿物，如水晶、云母、钟乳、丹砂、五石脂、硝石、丹药、黄精散、苦参散等，也有食用果木花草药物，如百花草、五色香草、桃李花、松子、松脂、松叶、巨胜（胡麻）、泽芝（荷花）、地黄、巴豆、术、菖蒲根（蒲韭根）、桂芝（灵芝）、桂花、橐庐木实、芜菁子、桃、荔枝、天门冬、茯苓、芝草、蓬根、桂附子、芷实、瓜子、当归、羌活（独活）、菊花、地肤、桑上寄生（桑耳）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药草等。可以说后代道教所提倡的诸种服食方法在汉代已皆具雏形。

东晋时期的葛洪在继承早期神仙理论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全面改造和提高。他在《抱朴子内篇》的《金丹》《仙药》《黄白》三篇中，系统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服药成就，记载了许多金丹、药物的烧炼和服食方法。他在《金丹》篇中说：

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12]

葛洪所论述的金丹术，又称炼丹术。道教金丹可分为内丹和外丹，外丹就是用丹砂、硫磺、铅、汞等矿物原料烧炼而成的丹药，道教认为服食之后可以使人长生成仙，故称“金丹”或“仙丹”，唐以前的金丹术多指外丹。道士通过炼丹术，烧炼成药金，故又称黄白术。葛洪在《黄白》篇中说：

《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黄者，金也；白者，银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隐之云尔。或题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难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许尔……余昔从郑公受九丹及《金银液经》，因复求受《黄白中经》五卷……与金丹神仙药无异也。[13]

他还记载了几种烧炼药金的方法，如“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甪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小儿作黄金法”等。他又在《仙药》篇中说：

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余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椒姜御湿，菖蒲益聪，巨胜延年，威喜辟兵……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石硫黄，次则石饴，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一名托卢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枸）杞也。天门冬，或名地门冬，或名莚门冬，或名颠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服之百日，皆丁壮倍驶于术及黄精也……黄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穷，一名垂珠……服黄精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断谷不及术，术饵令人肥健，可以负重涉险，但不及黄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与老小休粮，人不能别之，谓为米脯也。[14]

他还提到“五芝”，即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每种又各有百余种。他还著有《神仙传》和《高士传》，其中记载了许多服食成仙的事迹。他的理论对隋唐时期炼丹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唐代，道士们一方面大力宣传金丹服饵，同时又继续强调服食草木药和金石单味药。他们不但撰写了许多服食养生著作，论证和发展了“神仙可学”理论，而且亲自实践炼丹服药，鼓吹服饵成仙之道，这样就使服食之风大盛，迅速在社会各阶层中蔓延开来，尤其是对社会上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唐代诸帝多饵丹药

关于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现象，有许多学者曾予以关注。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中就指出：

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矣。及唐诸帝，又惑于其说，而以身试之……统计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为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15]

赵翼注意到唐代有太宗、武则天、宪宗、武宗、穆宗、敬宗、宣宗等7位帝王服食过丹药，并将其归因于贪生怕死之心太甚。他还在开篇引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句，以此来说明早在东汉末年，人们已经注意到服食求仙而被药误的惨痛历史教训。

著名学者李斌城先生也注意到唐代诸帝炼丹服药现象，他在《唐人的神仙信仰》一文中，专门分析了“皇帝的神仙信仰”，将唐代诸帝炼丹服药的特点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大多为政治上有所作为者；二是大多是执政后期好神仙；三是未获长生，反得早死；四是死不悔悟。[16]此外，在许多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著中，也有大量关于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论述。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多尔比就指出：“李氏家族的弱点是炼药求长生。”[17]

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可以说是中古史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据笔者统计，在唐代的21帝中，并不是只有赵翼提到的以上7位帝王迷恋金丹服饵养生，而是至少14位帝王（见表1-2）。

表1-2 唐代诸帝迷恋炼丹服饵者

表1-2 唐代诸帝迷恋炼丹服饵者-续表

从表1-2可知，在这14位帝王中，除武则天、唐玄宗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唐代，属于高寿而终者外，太宗、高宗、德宗、宪宗、宣宗、懿宗五帝，都属于中年去世，而穆、敬、文、武、僖五帝，则为青年夭折，令人惋惜。老年人重视养生保健，所以武则天、唐玄宗迷恋服饵长生术，本不足怪；中年人体质正处于下降阶段，也需要调摄，所以太、高、宪、宣、懿五帝也迷信服饵养生术，还在情理之中；唯有穆、敬、文、武、僖五帝，年纪轻轻，却也迷恋金丹术，殊为令人费解。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唐代诸帝服食丹药的主要原因是迷信道教的神仙之说，妄图祈求长生不老，但这种观点很难解释唐代诸帝明知神仙虚妄，却不吸取先辈教训，沉湎于金丹服饵术的现象，甚至有的帝王年纪轻轻就为此而送掉了宝贵的生命。另外，唐代为诸帝炼丹的，不仅有道士，还有方士、隐士、山人、太医、大臣，甚至和尚和从外国来的胡僧，身份非常复杂。所以，把诱使诸帝服食和迷恋金丹的责任完全推到道教和道士身上，也是不公平的。

其实，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由于诸帝的品行、气质、信仰以及炼丹者和服食时的情况不同，这就决定了诸帝服食丹药的动因以及后果也有所差别。

三 李唐家族病“风疾”与服饵养生

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而身体健康以及唐帝室中有可能遗传的一种家族病“风疾”，也是导致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术的重要原因。[18]

唐朝诸帝大都自幼生长于深宫，锦衣玉食，过着奢华富贵的生活，体质本来不很健壮，及至登基以后，更少了约束，内宠成群，加之政事杂务以及恶劣的情绪和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导致诸帝的体质更加虚弱，患上疾病。其中有一种被称为“风疾”的病症，在唐诸帝中广为流传，可能是诸帝迷恋金丹术的一个诱因（见表1-3）。

表1-3 唐代诸帝得“风疾”者

除了以上提到的8位帝王罹患“风疾”外，还有一些皇室成员也患有此病。如唐高祖的亲妹妹同安大长公主，《册府元龟》卷39《帝王部·睦亲》载：“（贞观）十八年三月甲午，幸同安大长公主第。帝以主春秋高，尝有风疾，故亲加省视，赐绢五百匹。”[19]又如唐太宗的女儿临川郡长公主，《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载：“公主自届边陲，增动风疾。”[20]再如唐太宗曾孙、吴王李恪之孙嗣吴王李祗则得有“风瘵”，李白《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曰：“臣年过耳顺，风瘵日加。”[21]“风瘵”应为外感风寒咳嗽引起的肺结核病。瘵，多指肺痨病。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就是死于此病，[22]《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载：“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沉瘵婴身……遽永诀于千古。”[23]《新唐书·孝敬皇帝弘传》也称：“太子婴沈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24]“沉（沈）瘵”，指沉疴，积久难治之病。显然李弘大概很早就患有“瘵”疾，即肺结核病。这种病在唐朝是无法治愈的，加上他长期监国，劳累过度，最终不治身亡。

“风疾”是中古时期十分常见的一类疾病，古人对此类疾病的认识非常复杂。古人早就认识到“风邪”是引发疾病的首要因素，《黄帝内经·素问·风论》曰：“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生他病也。”又《素问·骨空论》亦曰：“风者，百病之始也。”[25]故“风”被传统医学病因观列为“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首。中古医家对“诸风”的认识包含若干种疾病，如隋代名医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就说：“凡风病，有四百四种。”[26]他认为疾病大多是由“风”所引起：

夫病之生，多从风起……风起之由，皆是冷热交通，流于五脏，彻入骨中……论其所犯，多因用力过度，饮食相违，行房太过，毛孔既开，冷热风入五脏，积于寒热，寒热之风，交过通彻，流行诸脉，急者即患，缓者稍远。[27]

他首列“风病诸候”，将各种“风病”总结为59种症状：

一、中风候，二、风候，三、风口噤候，四、风舌强不得语候，五、风失音不语候，六、贼风候，七、风痉候，八、风角弓反张候，九、风口候，十、柔风候，十一、风痱候，十二、风退候，十三、风偏枯候，十四、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候，十五、风身体手足不随候，十六、风湿痹身体手足不随候，十七、风痹手足不随候，十八、风半身不随候，十九、偏风候，二十、风曳候，二十一、风不仁候，二十二、风湿痹候，二十三、风湿候，二十四、风痹候，二十五、血痹候，二十六、风惊邪候，二十七、风惊悸候，二十八、风惊恐候，二十九、风惊候，三十、历节风候，三十一、风身体疼痛候，三十二、风入腹拘急切痛候，三十三、风经五脏恍惚候，三十四、刺风候，三十五、蛊风候，三十六、风冷候，三十七、风热候，三十八、风气候，三十九、风冷失声候，四十、中冷声嘶候，四十一、头面风候，四十二、风头眩候，四十三、风癫候，四十四、五癫病候，四十五、风狂病候，四十六、风邪候，四十七、鬼邪候，四十八、鬼魅候，四十九、恶风须眉堕落候，五十、恶风候，五十一、风瘙隐轸生疮候，五十二、风瘙身体隐轸候，五十三、风瘙痒候，五十四、风身体如虫行候，五十五、风痒候，五十六、风候，五十七、诸癞候，五十八、乌癞候，五十九、白癞候。[28]

他所叙症候，内容较多，涉及面也很广，但大都是“卒急”之症，变化多端，为害也重。有学者将其病情归纳为六大类。

（1）猝发性危重症，如“卒中风”“风癔”“风口噤”“风痉”“风偏枯”“风半身不随”等症候，表现为“奄忽不知人”“舌强不能言”“言语不正”“半身不随”等，或置人于死地，或成终身痼疾。

（2）风湿痹类症，如“风痹”“风湿”“风湿痹”“贼风”“风角弓反张”等候，表现为“肌肉酸痛”“屈伸不得”等症状。

（3）精神、心智方面的疾病，有心神病，如“风惊”，表现为“乍惊乍喜，恍惚失常”；癫痫病，如“风癫”“五癫”等，表现为“仆地，吐涎沫，无所觉”；精神病，如“风狂”“风邪”“鬼邪”“鬼魅”等，表现为“或欲走，或自高贤，称神圣”“狂惑妄言，悲喜无度”“或言语错谬，或啼惊走，或癫狂昏乱，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惧如人来逐，或歌谣咏啸，或不肯语”等。

（4）外感冷热之病，如“风冷”“风热”“风气”等，表现为“面青心闷，呕逆吐沫，四肢痛冷”“恶风寒战，目欲脱，涕唾出”“失声”“声嘶”等。

（5）风入头脑所致疾病，如“风头眩”“头面风”等，表现为“头面多汗，恶风，病甚则头痛”“头眩”等。

（6）肌肤病，如“刺风”“蛊风”“风痒”“恶风”“风瘙”“诸癞”等候，表现为“皮肤淫跃”“如锥刀所刺”“一身尽痛”“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痒疼，搔之则成疮”等。[29]

巢元方在第四十九“恶风须眉堕落候”下论述“风疾”成因时说：

大风病，须眉堕落者，皆从风湿冷得之。或因汗出入水得之，或冷水入肌体得之；或饮酒卧湿地得之；或当风冲坐卧树下及湿草上得之；或体痒搔之，渐渐生疮，经年不瘥，即成风疾。八方之风，皆能为邪。邪客于经络，久而不去，与血气相干，则使荣卫不和，淫邪散溢，故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30]

可见，此处“风疾”主要是指皮肤病类疾患。唐代曾涌现出一批专治各种“风疾”的名医，如常州名医许胤宗在南朝陈时就已出名，当时，“柳太后病风不言，名医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乃造黄耆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武德年间，“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31]唐初名医许仁则在论述“诸风”时，也提到其症之复杂，曰：

此病多途，有失音不得语，精神如醉人，手足俱不得运用者；有能言语，手足不废，精神昏恍，不能对人者；有不能言语，手足废，精神昏乱者；有言语、手足、精神俱不异平常，而发作有时，每发即狂言浪语，高声大叫，得定之后都不自醒者；有诸事不异寻常，发作有时，每发即狂走叫唤者；有时每发即作牛羊禽兽声，醒后不自觉者；有诸事不异寻常，发作有时，发即头旋目眩，头痛眼花，心闷辄吐，经久方定者；有诸事不异平常，发作有时，每发即热，头痛流汗，不能自胜举者。此等诸风，形候虽别，寻其源也，俱失于养生。本气既羸，偏有所损。或以男女，或以饮食，或以思虑，或以劳役，既极于事，能无败乎？当量已所归而舍割之，静思息事，兼助以药物，亦有可复之理。风有因饮酒过节，不能言语，手足不随，精神昏恍。[32]

许仁则所讲的“诸风”症候，大致与巢元方所论相当。另一位唐初名医张文仲以善于治疗“风疾”而知名，他曾著有《疗风气诸方》等医学著作。他认为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若不能区分，会延误病机而致死亡。治疗气病与风疾，医药虽然大抵相同，然而人性各异。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断，其余则随病情变化，临时治之。患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时节，只要得通泄，即可不患重症。[33]惜其书已佚，但在稍后的唐代名医王焘《外台秘要》中可一窥梗概。

道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诸风·论杂风状》中则将风症归为四大类：

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夫诸急卒病多是风，初得轻微，人所不悟，宜速与续命汤，依腧穴灸之。夫风者百病之长，岐伯所言四者，说其最重也。偏枯者，半身不随，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变，智不乱，病在分腠之间……风痱者，身无痛，四肢不收，智乱不甚，言微可知，则可治，甚即不能言，不可治；风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舌强不能言，病在脏腑，先入阴后入阳。……风痹、湿痹、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骨痹、胞痹，各有证候，形如风状，得脉别也。[34]

他认为“凡风多从背五脏腧入，诸脏受病，肺病最急，肺主气息，又冒诸脏故也”。所以他将“中风”分为肺中风、肝中风、心中风、脾中风、肾中风、大肠中风等。他又论述道：

贼风邪气所中则伤于阳……凡风之伤人，或为寒中，或为热中，或为厉风，或为偏枯，或为贼风。……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酒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房中风，则为肠风；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曰：风者，百病之长也。[35]

据此可知，“风疾”又有“偏风”“脑风”“目风”“酒风”“内风”“首风”“肠风”“泄风”等区分。人得“风疾”之后，后果非常严重。他在《千金翼方·中风》中又论述道：

人不能用心谨慎，遂得风病，半身不遂，言语不正，庶事皆废……瘥后仍须将慎，不得同未病之前，当须绝于思虑，省于言语，为于无事，乃可永愈。若还同俗类名利是务、财色为心者，幸勿苦事医药，徒劳为疗耳……凡初得风，四肢不收，心神昏，目愦，眼不识人，言不出口……夫得风之时，则依此次第疗之，不可违越。若不依此，当失机要，性命必危。……又有卒死之人，及中风不得语者，皆急灸之。夫卒死者，是风入五脏，为生平风发，强忍，怕痛不灸，忽然卒死，谓是何病？所以皆必灸之，是大要也。[36]

据此可知，“风疾”是一类很危重的疾病，临床上常出现头痛目眩、抽搐、痉挛、肢体颤动、麻木、蠕动、口眼歪斜、言语不利、步履不稳，甚至突然昏厥跌倒、不省人事、半身不遂等症状。而情志不遂、饮食不节、贪酒纵欲等，则是引起各种“风疾”的主要原因，有些“风疾”，如西医所说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还与遗传有关，且重症死亡率极高。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还特列《飞炼》一卷，讲的大都是道教的炼丹服食之方，其中提到许多服食方都与治疗各类“风疾”有关，如：

“飞炼研煮钟乳及和草药服疗”六方中有“崔尚书乳煎钟乳”方，“主治积冷上气，坐卧不得，并疗风虚劳损，腰脚弱，补益充悦强气力”；又“草钟乳丸”方，“曹公方主五劳七伤，损肺气急，主疗丈夫衰老，阳气绝，手足冷，心中少气，髓虚腰疼脚痹，身烦口干，不能食。服之安五脏、补肠胃，能息万病，下气消食，长肌和中”。[37]

“飞炼研煮五石及和草药服疗”二十一方，其中提到“五石肾气丸”“五石乌头丸”“三石肾气丸”“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三石散”“更生散”等。所谓“五石”“三石”都是些矿物，如丹（朱）砂、雄黄、钟乳、石英（紫、白）、云母、硫磺、白矾、曾青、磁石、消（硝）石、石脂（赤、白）等，大多可以疗诸“风疾”。如“五石护命散”，即由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硫黄、赤石脂等药物炼制而成，主治“虚劳百病，羸瘦，咳逆短气……眼眩冒闷，恶寒风痹……痹重不得屈伸，唇口青，手足逆，齿牙疼，产妇中风及大肠寒，年老目暗，恶风……腰脊痛，百病皆治，不可悉记，甚良。能久服，则气力强壮，延年益寿”。[38]

还有各种治疗“风症”的金石浸制的药酒，如“紫石酒”，主要是用紫石英、钟乳等九味矿物和药物浸制而成，主治久风虚冷、心气不足、或时惊怖；就连道家所盛赞的“菊花酒”，也会加入钟乳、紫石英等矿物与菊花一起浸制而成，可主治男女风虚寒冷、腰背痛、食少羸瘦无色、嘘啖少气，去风冷，补不足。[39]

道士炼制的膏剂，如“苍梧道士陈元膏”，主要是用丹砂、雄黄等药物炼制而成，主治一切“风疾”及百病。[40]

道经也有对“风疾”的认识与论述，《云笈七签》卷76《方药》收有《灵宝还魂丹方并序》，当为唐人所撰述，为专治风病之论，其论风病之源候曰：

夫人生禀于五行，拘于五常，则为五味之所贼，八风之所攻。爰自饮乳，至于耄年，莫不因风而丧命。或多食而过饱，或失食而甚饥，或饮啜太多，或干渴乏水，或食咸苦，或啜酸辛，或畏热当风，或恶寒亲火，或庭前看月，或树下乘凉，或刺损肌肤，或扑伤肢体，或时餐燥药，或多啜冷浆，或久绝屏帏，或日多施泄。自此风趋百窍，毒聚一支（四肢），遂使手足不随，言词蹇涩；或痛贯骨髓，或痹袭皮肤，或痒甚虫螟，或顽如铁石，或多痰唾，健忘好嗔，血脉不通，肉色干瘦；或久安床枕，起坐须臾，语涩面虚，虽活如死；或总无疾苦，卒暴而亡。男即气引于风，女即风随其血，未有不因风而丧命者也。世人不能治其风，但以药攻其内，安有风在五脏六腑之中，四肢百脉之间，而汤饮之类，曷能去乎？假令相疾而医，用药乖误，虽《难经》《素问》《三世》《十全》，欲去沉绵，其可得也！[41]

该道经认为诸“风疾”是“风趋百窍，毒聚一支（四肢）”所致，故常伴有手足不随、言辞蹇涩、痛贯骨髓、痹袭皮肤、痰多、健忘、喜怒无常、肉色干瘦、身虚乏力、虽生如死等症状，严重者甚至无疾暴亡。该经还详细记述了一种治疗“风疾”的“灵宝还魂丹”配方及其“神验功效”，现将其配方摘录如下：

光明砂，一两一分。

阳起石、磁毛石、紫石英、自然铜、长理石、石亭脂、雄黄。

已上七味，各三大两。

金薄二十四片，光明砂研如面，以荞麦灰汁煮三日，淘取秤；雄黄，研如面，醋煮三日，淘取秤；石亭脂，研如面，酒煮三日，淘取秤之。

已上五味，各四大分，研如面生用。

……石硫黄、雄黄、朱砂、自然铜。

已上四味，同一瓶子，入金薄覆藉，不固口，以火灸三日……不得甚热。

阳起石，磁毛石，紫石英，长理石。

已上四味，同一瓶子内，以金薄覆藉，灰埋瓶子一半，歇口烧三日……

又钟乳十两，以玉槌研七日，如面即住，用熟夹绢袋贮，系定头边，悬于锅中，煮以水二斗……文武火养成煎，候至一升，即下诸般金石药，搅勿住手，待如稀粥，即去火，下牛黄等五味生药末，熟搅令极匀……令壮士研三千下，候可丸，丸如芥子大，不得太大。此药功效，造化无殊。[42]

炼制此丹时，除了以上提到的常用金石药物外，还要加入远志、巴戟天、玄参、乌蛇、仙灵皮、木香、肉豆蔻、鹿茸（如干柿者）、肉桂、延胡索、木胡桐律、犀角、地黄、皂荚仁、蔓菁子、半夏、当归、龙脑等中草药物及童子尿，炼制过程颇为复杂。作者夸其神奇功效曰：

余久居太白，抱疾数年，万药皆施，略不能效。后有一翁遗余此药，服都五粒，疾乃全除……此药虽不能致神仙，得之者，但服一豆许，则寿限之内，永无疾矣！如已患风疾及扑伤肢节，十年五年运动不得者，但依法服之，一粒便效，重者不过十粒。有人卒亡者，但心头未冷，取药一粒以醋调……入口即活。但是风疾，不拘年月深远，神验，不可具载其功力……如或风涩甚者即一丸……一二百日及一年内风疾，下床不得者，服一粒后，当时可行步……此药神验，功效非智能测。[43]

作者还说，在这个配方中，加炼上好的蜀芒硝一大两，“或有暴亡，不问疾状，但肢体未变者，可破棺打齿，热醋调下一粒，过得咽喉即活，十救八九”，故称为“破棺丹”。[44]

该书还记载了一个炼丹方“修金碧丹砂变金粟子方”，主要是用光明砂炼制，其方“治一切风，延龄驻颜，治炁益颜色”。[45]

从唐诸帝经常服食的钟乳及炼丹所用的主要原料，如朱砂、雄黄、硫磺、云母、白矾、磁石等成分来看，的确也都有入药治病的功效。如：

钟乳，又名石钟乳。治虚劳喘咳、寒嗽、阳痿、腰脚冷痹等症。《千金翼方》称：“主咳逆上气，明目益精，安五脏，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益气，补虚损，疗脚弱疼冷，下焦肠竭，强阴。久服延年益寿，好颜色，不老，令人有子。”[46]孙思邈还提到“飞炼研煮钟乳及和草药服疗方”六首，有炼钟乳法、研钟乳法、崔尚书乳煎钟乳、服钟乳酒方、草钟乳丸方、服软生乳方。其中以钟乳为主要成分配制而成的钟乳酒，治风虚劳损、脚疼冷痹、羸弱瘦挛不能行等症。[47]唐人颇为相信钟乳治病之说，唐太宗不但长期服用钟乳，且赏赐大臣，《贞观政要》卷2载：“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48]唐代宗还曾“以（元）载籍没钟乳五百两分赐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49]

石英，常用入药者有紫石英、白石英，另外还有黄石英、赤石英、青石英、黑石英。紫石英，“主心腹咳逆邪气，补不足……疗上气、心腹痛、寒热邪气、结气，补心气不足，定惊悸，安魂魄，填下焦，止消渴，除胃中久寒，散痈肿，令人悦泽。久服温中，轻身延年”。白石英，“主消渴，阴痿不足，咳逆，胸膈间久寒，益气，除风湿痹，疗肺痿，下气，利小便，补五脏，通日月光。久服轻身长年，耐寒热”。[50]孙思邈还记载了许多飞炼研煮石英服食方，其中除前述“紫石酒”外，还有“白石酒”（石英和磁石浸酒服方），用白石英、磁石等药物浸制而成，服之，中年以后“则须发变黑，腰疼耳聋悉瘥”；“石英汤”（紫石汤），用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白石脂等熬制，“主心虚惊悸，寒热百病，令人肥健”。[51]

朱砂，又名丹砂，对惊风、心悸、眩晕、失眠多梦等症也有疗效。《千金翼方》曰：“丹砂，味甘，微寒，无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通血脉，止烦满消渴，益精神，悦泽人面，杀精魅邪恶鬼，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久服通神明，不老，轻身神仙。能化为汞。”[52]含有朱砂成分的循络丹就主治风痹气滞、血脉凝涩、行步艰难等症。

雄黄对惊痫等症也有疗效，《千金翼方》载：“雄黄，味苦、甘，平，寒，大温，有毒。主寒热鼠瘘，恶疮疽痔死肌。疗疥虫疮，目痛，鼻中息肉，及绝筋破骨，百节中大风，积聚癖气，中恶腹痛，鬼疰，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杀诸蛇虺毒，解藜芦毒，悦泽人面。炼食之轻身神仙，饵服之皆飞入人脑中，胜鬼神，延年益寿，保中不饥。得铜可作金。一名黄食石，生武都山谷、敦煌山之阳。”[53]含有雄黄与朱砂的八风散，主治八十二痹，对猥退病、半身不遂、目眩失神、恍惚妄言等症都有一定的疗效。

其他如硫磺（石硫黄）对阳痿、腰膝酸冷、肾虚喘促、虚寒腹痛，云母对虚喘、眩晕、失眠、惊悸，白矾对癫痫、喉痹，磁石对眩晕、目昏、耳鸣、虚喘、失眠、惊痫等症，皆有一定的疗效。

当时有些道徒方士也曾医治好一些人的“风疾”，如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记载了道士薛肇用丹药治好患有“风劳”者的事迹：

薛肇，不知何许人也。与进士崔宇于庐山读书，同志四人，二人业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寻已擢第。唯肇独以修道为务，不知师匠何人，数年之间，已得神仙之道。庐山下有患风劳者，积年医药不效，尸居候时而已。肇过其门，憩树阴下，因语及疾者，肇欲视之，既见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谓疾者所亲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当有应，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医，所费巨万，尚未致愈。疾者柴立，仅存余喘，岂此半粟而能救焉？明日试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饮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壮，又服半粒，即神气迈逸，肌肤如玉，发髭青鬓，壮可二十岁许人。[54]

“风劳”为“风疾”之一种，为虚劳病复受风邪者。服食钟乳就可治风虚劳损，如“钟乳散”方可以治风劳，脏气虚损，肌体羸瘦，头目昏闷，四肢少力，神思不安。其配方主要为钟乳粉、紫石英、白石英等矿物，再配伍以白术、防风、桂风、栝蒌根、干姜、细辛、牡蛎粉、川椒、人参、白茯苓、桔梗、附子等中草药。

从诸帝所得的“风疾”的症状来看，服用这些药物或与这些药物配伍的药，都有一定的疗效。有学者就认为“金丹的作用绝非仅毒死人命，亦必有不少服丹得益者”，“服食金丹的效验，大约有三：一为丹砂等药品本身确有一定的健脑、安神、强身的药理作用，一些人的体质和疾患偶然对症，便可获得疗效。二为服食少量砒霜等砷剂和汞剂后，人体慢性中毒引起毛细血管舒张和轻微发炎，从而起到刺激神经和催淫的作用。三是由于中国传统食品的单一化和缺乏牛奶制品，服用一些矿物药物可补充人体矿物质的缺乏；同时，一些微量元素进入人体后有时也会获得健身祛病的奇效”。[55]但服用这些矿物成分配制的药物应非常谨慎，因为这些成分有的含有剧毒，有的不可火煅水飞。服用这些丹药，“可以导致慢性中毒，表现为性格改变、神经错乱、瘫痪等。直接大量服用，更无异于服毒自杀”。[56]而给帝王们炼制的丹药，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火炼水飞，产生了巨大的毒性，加之服食过量，不但疾病没有好转，反而导致服食仙丹后，中毒死亡。

四 唐代诸帝炼丹服药现象分析

唐代诸帝对炼丹术的追捧不外乎丹药和黄白，但具体到每一位帝王，个体之间又有所差异。试析之如下。

唐代诸帝中，高祖首开得“风疾”而死的先例。《资治通鉴》卷194太宗贞观八年（634）记载：“上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次年五月条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57]唐高祖所得“风疾”似乎与风热、风湿等症有关。自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被迫退居太上皇，以恣酒纵欲为事，情志不遂，加之年事已高，热极生风，所以得“风疾”后竟至不治而逝。史书中没有关于唐高祖服食丹药的记载，但他似乎对炼丹术也颇感兴趣，《册府元龟》卷928《总录部·好丹术》载：“唐师市奴，方术人。高祖武德中，合金银并成。帝异之，以示侍臣。封德彝进曰：‘汉代方士及刘安等，皆学术，唯苦黄白不成，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58]方士师市奴为唐高祖烧炼出黄白物，唐高祖展示给大臣看，封德彝却暗示说其物可得不死，可见高祖也是相信道教黄白术的。

唐太宗是唐诸帝中第一位因迷恋金丹服饵术而死的皇帝。许多学者非常困惑于太宗从早年的不信神仙之说到晚年迷恋服饵养生的转变，而将其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太宗对道教的神仙思想前后态度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由最初的不信到后来相信了神仙之说，所以太宗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服饵金石丹药的动因是追求长生不死。这种解释有点牵强。众所周知，太宗早年曾嘲笑秦皇、汉武的求仙举动，认为神仙事本来就是荒诞不经之说。《贞观政要》记载他曾在贞观二年（628）对侍臣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59]

他还写有《帝京篇》诗十首，在序中写道：“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60]表现出对神仙长生之说的不信态度。到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太宗在一份诏书中还谈道：“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并告诫子孙他身后不得厚葬，“务从俭约”。[61]从这份诏书内容来看，颇有点遗诏的味道。这年太宗刚40岁出头，经过十多年的励精图治，消灭了对唐王朝最具威胁的东突厥，成就了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按常理来说，应该正是功成名就、踌躇满志之时，不应该有此灰暗心情。原来太宗至晚于贞观六年以后，体质就开始每况愈下，据《通鉴》卷194载：该年正月，“上将幸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上曰：‘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62]“气疾”应是内脏系统紊乱引起的疾病，多指呼吸系统疾病，如肺虚、肺病等。《周礼·天官·疾医》中郑玄注曰：“五气，五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63]从畏暑怕热这一点来说，其病症应是肺热病，与高祖症状颇为相似。所以太宗很早就开始注意调摄保养，《新唐书·地理志》载：河南府颍阳县，“倚箔山有钟乳，贞观七年采”。[64]看来从贞观七年开始，太宗就很注意养生保健了。但从效果来看并不是很好，因为太宗病情一度非常严重。贞观十年（636），“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65]可见太宗病得很重，可能曾出现生命危险，所以长孙皇后才会常备毒药随时准备追随太宗而去。不料，长孙皇后在“医药备尽而疾不瘳”的情况下，先太宗而逝，这对太宗的打击很大。长孙皇后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后，与太宗的感情很深。唐太宗本人也长期患病，这自然也使他想到了死，所以才会有了次年二月所下的那次谈论死的诏书。但从这份诏书来看，丝毫看不出太宗有怕死的情绪，相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所以他才会毫不避讳地公开谈论死的问题，并安排后事。

太宗迷信服饵养生术，是贞观十七年（643）以后的事。笔者认为应与这年的废立太子之事和解决高丽问题有关。在太宗看来，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联的。众所周知，围绕着废太子承乾后立新太子，朝中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令太宗伤透了脑筋，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最后，在大臣长孙无忌等人的极力争取下，太宗选立了他并不喜欢的晋王李治为太子。太宗之所以不喜欢李治，是因为他认为李治的性格太过柔弱，怕自己百年之后，李治不能担当治国的重任；而从避免皇室诸子在他身后展开仇杀的角度考虑，太宗又看中了李治宽和柔弱的性格，并最终立李治为太子。但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进入中年且身体不好的太宗。而正在这时，位于唐朝东北方的高丽采取了敌视唐朝的政策。高丽问题曾令富庶强大的隋王朝栽了跟头，隋文帝、炀帝都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唐太宗实在不放心再将这一问题遗留给太子，他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量解决之。而这就需要使他每况愈下的身体得到恢复，尽量延长寿命。这就是从贞观十七年开始，太宗转而对服饵养生术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他咨访过的人有道士、医家、胡僧等。

据说太宗曾召洞庭山道士周（胡）隐遥入内殿，“问修习之道”，周隐遥“学太阴炼形之道”，年近八十，状貌如三十许。他对太宗说：“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万国蒙福，得道之效尤速。臣区区之学，非九重万乘之所修也。”这位周道士大概也深知金丹之害，而委婉地拒绝了太宗的请求。之后，就恳求归山了。[66]

唐太宗还曾征召道徒成弼，敕令炼金。唐人戴孚《广异记》载：“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丹）成”，一粒丹可以化十斤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侍之”，因反复求大还丹，道者不与，于是杀道者，劫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凡数万斤，“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指金为宝，“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67]可见太宗征召成弼是对道教炼金术颇感兴趣，其目的又是在获取经济利益。

贞观十七年，太宗又幸名医甄权家，“视其饮食，访以药性”。据说时年甄权已经有103岁的高龄了，他平时非常注重养生。他和弟弟甄立言都有很高深的医术，早在隋朝时，有鲁州（治今曲阜）刺史库狄嵚苦风毒，患手不能引弓症，求医访药都莫能奏效，甄权“针其肩隅一穴”，立马就好了。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太宗令甄立言为他诊治，奏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又诊治患心腹鼓胀、骨瘦如柴者，“令服雄黄”，病很快就好了。[68]太宗之所以亲临甄权家，看来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贞观十九年（645）十二月，太宗征辽还至定州（今河北定州）后不久，大概因为长途劳顿、征辽不利等因素，太宗疾病又有所增加：“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贺。”太宗在路过平棘（今河北赵县）时，还拜访过精通“服食之术”的张道鸿，《册府元龟》卷928《总录部·好丹术》载：“张道鸿，平棘人。少游名山，得服食之术。后居人间，每每饵金膏。太宗贞观十九年，车驾次平棘，幸其庐，赐以衣服。时六百四十六岁。”[69]这个张道鸿大概是个善于养生的人，不过他所服食的金膏，假如真是用黄金制成或是以黄金为添加剂，应该是对人体有害的，但他又很高寿，称自己已经646岁，则应当是夸诞之词。

贞观二十年三月到达京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八月，太宗又行幸灵州，招抚薛延陀，十月还京师后，“上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于岁前专事保摄”。[70]可能在这时，太宗已经服食了丹药。因为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病卒，太宗欲亲临吊丧，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以帝饵金石，谏不宜近丧”。[71]三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命修终南山翠微宫。十一月壬子，“上疾愈”。[72]这场大病，使太宗更加追求服饵养生。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破中天竺帝那伏国，俘其国王并方士那罗迩娑婆归国，进献给太宗，这个外国方士“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竟听信其言，命其“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历年乃成，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73]据说太宗临终前，“苦利（痢）剧增”，[74]显系服食丹药中毒所致，终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

据此可知，太宗是在服食国内方士所进金石后，又饵外国方士所制丹药。陈国符先生注意到“我国与西域长生药术之关系”，认为“是时中西交通颇为频繁，故外丹黄白，常由西域输入之药物”。[75]从太宗迷恋金丹服饵养生来看，显然与他长期患病有关。这和他早年不相信神仙之说并不矛盾，他迷恋服饵养生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尽量延长自己的寿命。古往今来，追求长寿始终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这和神仙信仰既有关系也有区别。笔者认为，太宗服饵养生的目的主要是长寿，不能简单地说他是相信道教的神仙长生不死之说。他第一次饵金石后，疾病有所缓解，增强了他第二次饵金丹的信念。这种为追求养生而不计后果的做法，酿成了他中毒早死的严重后果。

唐高宗最初也不信神仙之说，他曾于显庆二年（657）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76]所以他不相信曾欺骗其父的天竺僧那罗迩娑婆能合长生药。但高宗的体质一直较弱，所以他也比较注意养生。显庆五年（660）十月，他才33岁时，也得了奇怪的“风疾”。《通鉴》卷200载：“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77]从这以后，高宗的病情就一直没有好转，以至于麟德元年（664）以后，“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78]同时，高宗也开始频繁接触炼丹术士。

总章元年（668），有婆罗门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为大臣郝处俊所谏止。[79]但高宗并没有停止炼丹合药活动。《旧唐书·方伎·叶法善传》就载：“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80]道士刘道合炼丹成，上之。咸亨中（670～674），刘道合卒，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说：“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81]上元二年（675）三月，高宗病情加重，甚至产生逊位于武后的念头，又为大臣郝处俊等谏止。[82]高宗欲传位于太子李弘，不料太子又暴亡，也没能实现。此后，高宗更是频繁造访隐士道人，探求养生之道。开耀二年（682）闰七月庚申，“上以服饵，令太子（李显）监国”。[83]弘道元年（683）十一月丙戌，“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鸣鹤以针刺法使高宗视力稍有好转；十二月宣布改元，高宗已经“气逆不能乘马”，于丁巳夜病逝。[84]由此可见，唐高宗迷恋服饵也是从治病养生的角度出发的，但结果仍是重复了其父的悲剧。

唐初三帝都患有“风疾”，显然不是特例，笔者认为其中应该有某种遗传因素在起作用。

武则天对炼丹服药也颇有兴趣。她曾遣使召司马承祯，因为听说他精通炼丹之法；又曾令叶法善采药并遍祷名山，是由于他会炼金丹；召张果是因为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命武什方赴岭南采药炼丹，是因为他自言能合长生药。她还曾征召隐居豫章西山的道士胡超和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她炼丹合药。据说武则天服饵胡超所合丹药后，“疾小瘳”，也即病情稍有减缓；她还服食了二张兄弟所合的丹药。谄附二张的宰臣杨再思曾向武则天献媚说：“昌宗主炼丹剂，陛下饵之而验，功最大者也。”[85]所谓“饵之而验”，大概就是稍微减缓了病情。前人对唐代皇帝多因服食丹药而死，唯独武则天服丹药后还能享年八十多岁，感到不解。其实武则天服食丹药后，也慢性中毒，只不过没有立即被毒死而已。在最后几年中，她也是久病缠身，最后也罹患“风疾”。可见，武则天的高寿，主要是因为她服食丹药时已经年迈，而她的死亡，也应当与饵丹中毒有关。关于胡超为武则天合炼丹药事，唐人张《朝野佥载》卷5记载：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86]

关于胡超，又有胡慧超、胡惠超、胡法超之称，为净明道祖师。《通鉴》也提到：“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87]关于胡超被称为“僧”，英国学者巴瑞特推测可能是因其来自民间教团，与正统道派偏离太远，因此被人们误认为是一名佛教徒。[88]笔者认为，僧字或为衍文，或胡超可能最初就是一名僧人，后来出家学道成为道士，唐代这种由僧人改宗道教的例子有很多。武则天命他合炼长生药时，他已经是一名道教徒了。所以《通鉴》在引用唐人史料时进行了修改，还将其当作“洪州僧”，则是不对的，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其实胡超在为武则天合炼长生药时已经不是一名僧人了。颜真卿曾任抚州刺史，作有《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载：

有唐女道士黄令微，道行高远，八十而有少容，蹀屣而行，奔马不及，时人见其颜色殊异，号曰华姑。闻夫人灵迹，长寿二年，岁在壬辰冬十月，乃讯于洪州西山道士胡超。超能通神明。[89]

他又作有《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也载：

华姑者，姓黄氏，讳令微，抚州临川人也。少乃好道，丰神卓异，天然绝粒……年八十，发白面红，如处子状，时人谓之华姑。蹀履而行，奔马不及。闻魏夫人仙坛在州郭之南，草木榛翳，结庐求之不得。长寿二年，岁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访于洪州西山胡天师。天师名超，能役使鬼神。[90]

在这两块碑铭中，胡超被称为“洪州西山道士”，又被尊称为“天师”。可见胡超在长寿二年（693）时就已成为一名道行很高的道士，闻名于世，这才有后来圣历、久视年间（698～700）武则天诏令他合炼金丹之事。关于华姑，又作花姑。颜真卿在这两篇碑记中提到的有关华姑和胡超的事迹，又为杜光庭在《墉城集仙录·花姑》中所承传，也称胡超为“洪都西山道士”，字拔俗。[91]在颜、杜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胡超为僧人之事，所以笔者倾向于张记载中的“僧”字当为衍文，而《通鉴》中的记载则是在抄改唐人史料时搞错了。胡超是武则天颇为信任的道士，1982年，在河南嵩山峻极峰发现了一支武则天投龙金简，铭文中有“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字样，胡超应是这次投龙仪式的道士。

唐玄宗最初也不信道教神仙之说，开元六年（718）“夏，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92]十三年（725），大宴群臣、学士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93]可见他对神仙之说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但从中年以后，他也开始迷信起道教的服饵养生术，这与他沉溺于酒色，不思进取，从而导致体质的下降有关。唐玄宗在皇宫内设有专门为他炼丹的场所，道士黄河清等曾奏“兴庆宫合炼院内产芝草”；[94]他还命道士孙太冲在中岳嵩阳观合炼丹药，中使薛履信监制，天宝三载，“太冲于嵩山合炼金丹，自成于灶中，精光特异，变化非常。请宣付史官，颁示天下，以彰灵瑞仙圣之应”。[95]他晚年退居太上皇以后，更是留意于服食，他曾说：“吾比年服药物，比为金灶煮炼石英。”[96]说明他曾亲自合药并服食石英烧炼的丹药。但他为什么没有被立即毒死？李斌城先生认为：“玄宗吃亲自合的药，旁人恐难做手脚。”[97]另外，笔者认为也与他精通药性，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用药比较谨慎有关。不过，他晚年处于被幽禁状态，心情不畅，“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98]病死于78岁高龄之时。辟谷素食也是道教所倡导的一种养生术，有人认为也应是道家服饵术。所谓辟谷即不食五谷，而代之以黄精、枣、服气等，是道家修道（仙）、强身的一种手段。或称之为“却谷”“断谷”“绝谷”“绝粒”“休粮”等，常与导引、行气、服食等法并行。道家认为辟谷可以治疗某些疾病，可以轻身。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讲：“断谷积久者云，差少病痛，胜于食谷时。其服术及饵黄精，又禹余粮丸，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气力，堪负担远行，身轻不极。”[99]但断谷还必须辅以服食某些药物，如松根、茯苓、术、黄精、玉竹、胡麻、柏脂、枣、芝、天门冬、麦门冬、人参、枸杞、禹余粮、朱砂、赤石脂、云母、硝石等。隋唐以前古经《太清经断谷法》就讲述了许多断谷服食法。[100]但老年人，尤其是年老体虚者，并不适合练此术。所以，玄宗之死也与他相信道教养生术不无关联。

唐德宗也好金丹服饵术，虽然没有关于他服饵金石的记载，但有大臣在他降诞日敬献长生不老药。吕颂《降诞日进光明砂等状》说：“恭惟降诞之辰，实启乾坤之祚。普天称庆，率土同欢……前件光明砂等，金丹上品，著在仙经。愿因不朽之姿，永固长生之寿。”他又在《降诞日进光明砂丹等状》中说：“臣伏以上元降圣之时，皇帝出震之日……人竭欢心，愿南山而为寿。前件光明砂丹等，管内所出，服饵所尚。生依仙谷，诚有验于仙方；贡自蛮夷，幸得充于御府。臣藩守有限，不获称庆阙庭。”[101]吕颂，贞元五年至八年（789～792）任黔州刺史。黔州（治今重庆彭水）为黔州观察使治所，通常由刺史兼领观察使。黔州观察使治下诸州多出产炼丹所用的重要矿物朱砂和光明砂，如思州（治今贵州沿河）开元土贡即有朱砂，锦州（治今贵州铜仁）开元土贡有光明砂和水银，溪州（治今湖南龙山）开元土贡有朱砂，元和土贡有朱砂十斤。其中尤以辰州（治今湖南沅陵）出产的光明砂最佳，开元土贡中有水银和光明砂四斤，元和土贡中也有光明砂和药砂。[102]《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3载：“丹砂虽出巴、楚二地，今之有出处，最不及辰州麻阳县者为上，打破亦明，色焰焰然，有精似火星，向日看之，如动摇光明沙。若其体细，重破之，白光昱昱然。又片版粗大如马牙，或如小卷，晃晃昱昱，光明晖彻，其质坚秘，白光曜目者，号曰丹砂。红明者上，紫者次，赤浊者下。”[103]朱砂（丹砂）、光明砂、药砂、水银除用作药物外，还常用来烧炼金丹。看来德宗也是一个迷恋道教金丹服饵的帝王。

唐顺宗也是得“风疾”而死的。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104]且伴有偏瘫症状。是年，他43岁。太子身居储位26年，德宗奉天罹难时，身为皇太子的李诵，“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105]他可能是因目睹了朝廷政争、藩镇割据、宦官弄权以及父皇之束手无策，内心非常忧愤，这种动荡忧郁的生活损害了他的身体。所以，他还未登大位，即已不幸身染重疾。及至即位以后，虽然想励精图治，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在位不足一年，即在朝廷内外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匆匆退位，不久即病逝。

唐宪宗迷恋金丹服饵，也与他的身体状况和不良情绪有关。宪宗早年在他父亲顺宗的主持下，纳勋臣郭子仪的孙女为妃，这显然含有强烈的政治联姻性质，他对这桩婚姻并不满意，因此他在登基以后，一直拒绝册立郭氏为皇后，《通鉴》载：“群臣累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上以妃门宗强盛，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托以岁时禁忌，竟不许。”[106]除了皇后问题，还有太子问题。元和六年（811），皇太子李宁（宪宗长子，后宫纪美人所生）病逝，对宪宗打击很大，皇嗣的选择又令宪宗陷入苦恼。宪宗想立次子沣王恽（后宫妃嫔所生）为太子，但在群臣的坚持下，只好改立他并不满意的第三子遂王宥（即后来的穆宗，改名恒，郭氏所生）。这些不遂心之事，对他的身体健康应该是有损害的，所以在中年以后，他也开始醉心于崇道佞佛，迎佛骨、饵金石，希冀佛祖、神仙保佑他长生不老。这样做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最后他也因饵食金丹，变得狂躁，最终被宦官害死。

唐穆宗即位以后，惩办了为宪宗烧炼丹药的方士道徒，但不久后他也重蹈覆辙。《旧唐书·裴潾传》载：

宪宗季年锐于服饵，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镈与金吾将军李道古挟邪固宠，荐山人柳泌及僧大通、凤翔人田佐元，皆待诏翰林。宪宗服泌药，日增躁渴，流闻于外。潾上疏谏曰：“……伏见自去年已来，诸处频荐药术之士，有韦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称引，迄今狂谬，荐送渐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无求于代，潜遁山林，灭影云壑，唯恐人见，唯惧人闻。岂肯干谒公卿，自鬻其术？今者所有夸炫药术者，必非知道之士。咸为求利而来，自言飞炼为神，以诱权贵贿赂。大言怪论，惊听惑时，及其假伪败露，曾不耻于逃遁。如此情状，岂可保信其术，亲饵其药哉？……若夫药石者，前圣以之疗疾，盖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热毒之性，加以烧治，动经岁月，既兼烈火之气，必恐难为防制。若乃远征前史，则秦、汉之君，皆信方士，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其后皆奸伪事发，其药竟无所成……臣愿所有金石，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则自然明验矣……所有药术虚诞之徒，伏乞特赐罢遣，禁其幻惑……”疏奏忤旨，贬为江陵令……宪宗竟以药误不寿，君子以潾为知言。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习，稍稍复进方士。[107]

裴潾应该说是一个对金丹服饵术有清醒认识的士大夫，可惜不但宪宗没有听从他的金玉良言，而且宪宗的继任者穆宗也惑于丹药。时有处士张皋上疏谏曰：“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108]穆宗虽然赞赏其言，还下令寻访张皋，予以赏赐，但无果。既然穆宗认同裴潾、张皋之说，为什么他还会惑于方士？论者大多还归因于穆宗贪求长生成仙的欲望。笔者认为穆宗之举也与他患有“风疾”有关。《通鉴》卷242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一月条载：

庚辰，上与宦者击毬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109]

穆宗之病应是惊风。是年，他才28岁。宦官王守澄曾将懂医术、善炼丹的郑注推荐给他。郑注最初是个游方医，“尝以药术干徐州牙将，牙将悦之，荐于节度使李愬。愬饵其药颇验，遂有宠，署为牙推，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以众情白愬，请去之。愬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恨相见之晚……自是又有宠于守澄……及守澄入知枢密，挈注以西，为立居宅，赡给之；遂荐于上，上亦厚遇之”。[110]李德裕在《文武两朝献替记》中曾说：“（大中）八年春暮，上（文宗）对宰相叹天下无名医，便及郑注，精于服食。或欲置于翰林伎术院，或欲令为左神策判官。注自称衣冠，皆不愿此职。”[111]可见，郑注受到节帅、权宦、穆宗、文宗的宠信，都与他“精于服食”有关。穆宗希望从方士那里讨得灵丹妙药，治他的“风疾”。结果在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因服食“金石之药”，病情加重而死。

唐敬宗15岁即位，是个少年天子。他因游幸无度，亲近小人，在位不足3年，即死于内廷政变。但是就在这短短的3年中，他也曾到处搜访异人、求寻仙药，《通鉴》卷243载：

道士赵归真说上以神仙，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上以祷神祠求福，皆出入宫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请遍历江、岭，求访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自言寿数百岁，上遣中使迎之。[112]

《旧唐书·李德裕传》又载：

息元至京，帝馆之于山亭，问以道术。自言识张果、叶静能，诏写真待诏李士昉问其形状，图之以进。息元山野常人，本无道学，言事诞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盗而殂，文宗放还江左。[113]

敬宗应该完全是出于少年的好奇心，才听信了方士道徒们的煽动而求仙访道的。如果敬宗活得再久一些，估计他也会服食丹药。

关于文宗服丹药之事，几乎为所有的研究者所忽视。唐文宗即位以后，流放了迷惑穆宗、敬宗的方士道徒赵归真等人；又几次谋诛宦官，都没有成功，反而受制于阉竖之手。他是一位忧患意识较强的帝王，不幸的是，年纪轻轻也染上风疾，并一度失语。《通鉴》卷244大和七年（833）十二月条载：

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114]

文宗患“风疾”时，才26岁。《通鉴》大和八年继续载：“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见近臣，然神识耗减，不能复故。”[115]文宗的症状与顺宗颇为相像。他在服用郑注的药后，虽然病情有所减轻，但还是留下了病根。那么，郑注给文宗治病用的药究竟是什么呢？也是丹药。《旧唐书·郑注传》记载：“注两目不能远视，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膇之疾。”[116]《新唐书·郑注传》也载：

郑注，绛州翼城人。世微贱，以方伎游江湖间。元和末，至襄阳，依节度使李愬。为愬煮黄金饵之，寝亲遇，署衙推……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状，守澄神其术，故中人皆昵爱。[117]

由此可见，郑注精通金丹黄白术，善于治疗肌无力重度脚病。他给李愬服食的就是他烧炼的丹药。大宦官王守澄曾经把郑注推荐给穆宗，后来文宗又服食他进献的丹药。看来穆宗和文宗所得“风疾”症状也类似。大和九年（835），“京城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118]从这次京城“讹言”事件，可见郑注从大和七年到九年，一直在为文宗合炼丹药。但奇怪的是，文宗吃了郑注的“金丹”，不但没有像其他帝王一样被毒死，反而病情似乎还有所好转。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和郑注精通医术有关，旧书本传说：“八年九月，注进药方一卷。”[119]这说明郑注不只是懂金丹黄白术，而且精通医术，自然对药物的药性了然于胸，也许他配制金丹的方法不同于一般的方士道徒，大概有毒的药物成分少，无毒的药物成分多，所以才没有毒死人，反而还医治好不少人的疾病。加之炼制金丹的某些成分的确对治疗风疾有一定功效，只要配制得当，也不一定会毒死人。正因为郑注精通医术和合药，所以他得到文宗的信任，成为唐后期历史上最为酷烈的朝廷政治事件“甘露之变”的主谋。甘露之变后，郑注等人被杀，文宗完全被宦官所掌控，经常感物伤怀，闷闷不乐，精神抑郁，对朝政失望之极。《通鉴》卷245开成元年（836）十一月条载：

上自甘露之变，意忽忽不乐，两军毬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遝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壬午，上于延英谓宰相曰：“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则不免愁。”……上曰：“朕每读书，耻为凡主。”……甲申，上复谓宰相曰：“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120]

忧愁愤懑的心情极大地损害了文宗本就多病的身体。开成三年（838）十月，太子李永暴死；次年十月，文宗观童子缘橦，想起死于非命的太子，“因是感伤，旧疾遂增”。十一月，病情稍微有点好转，在思政殿召见直学士周墀问对，自比周赧王、汉献帝，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从此不复视朝。转过年来正月，文宗就病死于太和殿。[121]可见，文宗之死也与“风疾”复发有关。

唐武宗特别相信道教神仙之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尔比评价：“他是一位热诚的道教徒，他的个人信仰带有狂热性。”[122]他还在藩邸时就喜欢修道炼丹，及至登基以后，立即召还被文宗流放的道士赵归真等人，并随赵受了道箓，成为一名道籍天子。《旧唐书·武宗纪》载：

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开成五年），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道箓。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疏奏不省。[123]

武宗对道士们的信任程度到了不听任何人劝阻的地步，会昌元年（841）六月，武宗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左补阙刘彦谟上疏切谏，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124]武宗尤其宠信道士赵归真，会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都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125]结果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关于武宗宠信赵归真，还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旧唐书·武宗纪》载：

会昌五年春正月……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帝谓宰臣曰：“谏官论赵归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宫中无事，屏去声技，但要此人道话耳。”李德裕对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于敬宗朝出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帝曰：“我尔时已识此道人，不知名归真，只呼赵炼师。在敬宗时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126]

由于武宗对神仙服饵术的痴迷，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从全国各地征召来的道术之士。唐人康骈《剧谈录》卷下《说方士》载：

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善制铅汞，气貌清爽，见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鸾骖鹤驭，可指期而降。常云飞炼中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采取。……禁中修炼至多，外人罕知其术。复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善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初，召至京国，出入宫闱……元长谢曰：“……但千里之间，可一日而至。”上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语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致于御榻。……灵验变通，皆如此类。王琼妙于化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栽培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蕊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猒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127]

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中也记载了道士赵归真为武宗飞炼仙丹的一段逸事：

会昌五年岁次乙丑，正月三日，拜南郊……筑仙台欲成就，敕令道士飞炼仙丹。道士长赵归真奏云：“有一般仙药，此国全无，但于土蕃国有此药，臣请自向土蕃采此药。”两军中尉不肯，仍奏云：“差别人去即得，然赵归真求仙之长，不合自去。”敕依中尉奏，不放去。有敕问求仙用何药，具色目申奏者。道士奏药名目：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等。敕令于市药行觅，尽称无。因此通状被打，烦恼不彻，遂于诸处求，亦不可得。[128]

从这段记载来看，赵归真用于合炼仙丹的这些药物稀奇古怪，如果单纯用这些药物合炼，应该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关键是这些东西无处可觅，颇疑为赵归真所杜撰出来的，真正的丹药大多是用矿物炼制出来的。所以最后武宗在这些人的蛊惑之下，在灭佛的同时，还是服食了道士们为他炼制的丹药，结果引起中毒。《通鉴》卷248会昌五年九月条载：“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又载：“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129]换骨，本为道家炼丹术语，《丹房奥论·十二论点化》有“刀圭入口，换骨成仙”语，但其讲的却是“黄白术”。[130]《庚道集》中也有多处讲到“换骨法”，都是黄白法。[131]陈国符先生认为：“骨指赤色之硬物（赤铜），赤铜换成白色之硬物药银，所以自赤铜点化成药银称为换骨。”[132]《新唐书·王贤妃传》也载：“帝稍惑方士说，欲饵药长年，后寝不豫。才人每谓亲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肤泽消槁，吾独忧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视曰：‘吾气奄奄，情虑耗尽，顾与汝辞。’”[133]直到临终，武宗还对服食丹药深信不疑，可谓悲剧！

唐宣宗被后人称赞为“小太宗”，应该是评价他在唐后期的帝王中还算是有所作为者。最初他对神仙丹药之说的认识也与太宗类似，如他即位以后立即杖杀了毒害武宗的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将罗浮山人轩辕集流放到岭南。但是后来他也开始到处搜访有道之士，司马光将其归结为“好神仙”，《通鉴》卷249大中十一年十月条载：“上晚节颇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134]此举受到谏臣们的批评。《旧唐书·宣宗纪》载：

（大中十一年九月）右补阙陈嘏、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杰上疏谏遣中使往罗浮山迎轩辕先生。诏曰：“朕以万机事繁，躬亲庶务，访闻罗浮山处士轩辕集，善能摄生，年龄亦寿，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观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之为诫。卿等位当论列，职在谏司，阅示来章，深纳诚意。”仍谓崔慎由曰：“为吾言于谏官，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如闻轩辕生高士，欲与之一言耳。”[135]

从宣宗与谏臣的这段对话来看，他似乎对神仙方药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他之所以迎请轩辕集来京也是为了调理保养。不过，轩辕集显然是吸取了武宗时的教训，所以没有以长生之说迷惑宣宗。《通鉴》卷249大中十二年正月条载：“轩辕集至长安，上召入禁中，问曰：‘长生可学乎？’对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留数月，坚求还山，乃遣之。”[136]关于宣宗征召轩辕集及与他的对话，在唐人的两部笔记小说中也有记载，其一为苏鹗《杜阳杂编》卷下曰：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137]

苏鹗《杜阳杂编》除了提到以上这些事外，还记载了轩辕集的其他一些传闻，如为人治病、变幻、归山等。关于宣宗问“得几年天子”事，又有不同的说法，见于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记载：

上（宣宗）晚岁酷好仙道。广州监军使吴德鄘离阙日病足，已蹒跚矣。三载，监广师归阙，足疾却平。上诘之，遂具为上说罗浮山人轩辕集医慭。上闻之，甘心焉，驿诏轩辕集赴京师。既至，馆于南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谏官恐害政，屡以为言。上曰：“轩辕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为忧。”留岁余，放归，授朝奉大夫、广州司马。集坚不受。临与上别，上问理天下当得几年，集曰：“五十年。”上闻之慰悦。及遏密之岁，春秋五十。[138]

“病足”也是风病的一种。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记载，治疗足病有两种方法。一是针灸。如“仁寿宫备身患脚，奉敕针环跳、阳陵泉、巨虚下廉、阳辅，即起行”；又如“大理赵卿患风，腰脚不随，不能跪起，针上窌二穴、环跳二穴、阳陵泉二穴、巨虚下廉二穴，即得跪起”。这两例病足治疗用的都是针灸的方法。二是服食。主要服食由硫磺制成的各种丸煎散剂，如硫磺煎、硫磺散、硫磺丸等，都对“脚弱”或“脚中风”有疗效。[139]《杜阳杂编》提到轩辕集经常“采药于深谷峻岩”，“有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140]可见他精通医道和养生，所以治愈了吴德鄘的“病足”。至于宣宗问“得几年天子”事，又见于《旧唐书·宣宗纪》说：

（宣宗）季年风毒，召罗浮山人轩辕集，访以治国治身之要，其伎术诡异之道，未尝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坚求还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候于罗浮山别创一道馆。”集无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朕有天下，竟得几年？”集取笔写“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141]

看来《杜阳杂编》的记载与旧书本纪相同。宣宗迎请轩辕集，据说是医好了宦官吴德鄘的脚病，得到吴举荐的缘故。按照宣宗的说法，他求访异人、服食丹药的动机也是养生治病。轩辕集到京师后，宣宗将他召入宫中，问以长生可致之术，轩辕集只是泛泛地谈论修身养性之道，劝其别求长生，然后就坚决离去。对宣宗问他有天下几年，也是含糊作答。

宣宗从小就身体较弱，患过大病。《旧唐书·宣宗纪》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十余岁时，遇重疾沈缀……乳媪以为心疾。”[142]宣宗即位以后，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惩治了元和逆党的同时，又曾和大臣们秘密商议解决宦官专权的问题。但大臣们因畏于宦官的淫威，大都已习惯于因循苟且；加之南衙北司之争形同水火，唐王朝在政治上愈加黑暗。而年过不惑的宣宗明显感觉到心力交瘁，加上储君问题也令他心烦意乱，所以从大中五年（851）以后，他对服饵养生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大中九年（855），“上尝苦不能食，召医工梁新诊脉，治之数日，良已”。[143]以后就医次数明显增多。

大中十二年，韦澳赴任河阳三城节度使。韦澳奉道，宣宗曾向其询问药术。《旧唐书·韦澳传》载：“（韦澳）在河阳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传诏旨谓澳曰：‘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陈谢，又曰：‘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将召之，而帝厌代。”[144]韦澳劝宣宗不要轻信方士之言，金丹有毒，不宜服食。但宣宗还是服饵了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岳所炼制的丹药，致使燥渴不已，疽发于背，终于在大中十三年八月病死。[145]

关于医官李玄伯，唐人裴庭裕在《东观奏记》卷下中还记载了他买进一绝色美女进献给宣宗以邀宠，并献丹药毒死宣宗的一则逸闻：

毕本估客之子，连升甲乙科……文学优赡，遇事无滞，在翰林，上恩顾特异，许用为相。深为丞相令狐绹所忌……思有以结绹，在北门求得绝色，非人世所有，盛饰珠翠，专使献绹。绹一见……返之……乃命邸吏货之。东头医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钱七十万致于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执贱役以事焉。逾月，尽得其欢心矣，乃进于上。上一见惑之，宠冠六宫。玄伯烧伏火丹砂进之，以市恩泽，致上疮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与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弃市。[146]

这则逸闻讲到宣宗先是惑于医官李玄伯进献的绝色美女，又服食了他烧炼的伏火丹砂，引起背疮而死。《东观奏记》卷下还记载：“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大渐。”[147]裴诩为裴度之子，史籍中基本上没有他的记载。那么宣宗向他宣索的究竟是什么药？《东观奏记》未明说，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应该也是丹药之类的药物，否则哪里用得着千里迢迢来回五日跑到东都去宣索。

由此可见，宣宗最初本来是对长生不死之说没有信心的，他也深知丹药之危害，但他还是迷恋金丹术，服食了丹药，虽然说他有调理养生方面的考虑，但是这种侥幸心理却使他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

唐懿宗即位以后，诛杀了给宣宗炼制伏火丹砂的李玄伯、虞紫芝、王岳等人，但他本人似乎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服饵金丹的危害，不久他也命人给他炼制丹药。唐末沈知言的《通玄秘术》是一本记载炼丹服药的道书，其序说：“夫人立身之本，以道德修术，固益肌体为先。少年之盛，岂顾后衰……知言丱角之年，栖心于道。昔太和初于霅苕之上，遇道士马自然，示余秘诀，兼玄通如意丸五解之法……采补延生，往往得其一二。洎咸通五年春之淮南，有故友荥阳郑公，示余神丹诸家秘要，皆是济世治疗人间一切诸疾延驻之门，并制伏五金八石，点变造化，辟除寒暑，绝粒休粮。或箭镞入肉取不去者，不限年月深远，点摩丹药，其镞自出，有造化之神功……其于伏火金石灵丹，备在卷中。”该书记载了27个炼丹方，其中有一个为“辟暑丹”，就是奉唐懿宗之命合炼的，其制作方法及功效如下：

辟暑丹：雌黄细研水飞、白石脂研细水飞、丹砂光明者研细，曲滩黄泥裹烧，水飞如轻粉，磁石生捣，水飞去赤。右并等分各飞研，更如法同研，令乳入，以炼白松脂为丸，丸如小豆大。空心，以汤下四丸。三两服后，夏月可以衣裘，并无炎气相逼。此术曾奉懿宗皇帝修合，服食有功效。后又与司勋土郎中修合，颇有神验，无能知者。[148]

据称该丹服食后有神效，夏日穿裘衣而不热。看来懿宗也有怕暑畏热的毛病，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懿宗是否也曾患有“风疾”，但从诸帝得“风疾”的一些症状来看，与懿宗的情况颇为相像，由此看来，懿宗服饵丹药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唐僖宗即位时，年仅12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他耽于玩乐，对道教服饵术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光启元年（885），就在黄巢大军逼近长安前，他仓皇逃往蜀地。在此之前，相传他曾梦见神人教他服食云母粉，可得轻身不死，因饵之。他年纪轻轻，就希冀长生，结果在光启四年（888）才27岁时就病死了。

僖宗服食的云母粉，道家向来认为是“神仙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将云母的功效说得神乎其神：服食云母粉一年，则除百病；服食三年，返老还童；坚持五年，可以役使鬼神，甚至赴汤蹈火、披荆斩棘而不受伤，能令人长生不死，乘云御气而行，与仙人相见。[149]孙思邈在《千金翼方·辟谷》中还专门记载了“服云母方”三首，其中服云母粉法二首、服云母水一首。他说：

云母，味甘平，无毒。主治死肌、中风、寒热，如在船车上，除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下气，坚肌续绝，补中，五劳七伤，虚损少气，止痢。久服，轻身延年，强筋脉，填髓满，可以负重，经山不乏，落齿更生，瘢痕消灭，光泽人面，不老，耐寒暑，志高可至神仙。[150]

因为道士们坚信长期服食云母可以长生成仙，所以他们总结出了许多合炼云母的方剂，如《神仙炼服云母秘诀》中就记载了许多炼服云母方，有“炼云母法凡十方”“众仙服云母法二十六方”等。[151]唐代有许多爱好服食云母者，如民间传说中的“八仙”之一何仙姑，也是梦见神人教服食云母粉而成为著名女仙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后期顺宗、穆宗、文宗、宣宗四帝也得有“风疾”，联系唐初三帝也罹患“风疾”的情况，有理由认为这应该不是一些巧合的现象，而是与唐帝室中有此种遗传疾病有关。

经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体健康因素，其中在唐帝室中广为流传的一种疾病“风疾”，可能是唐诸帝迷恋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诱因。唐诸帝出于调摄保养甚至是治病的想法而轻信丹药，其结果是多中毒而死，教训非常深刻。当然，我们说唐诸帝出于健康长寿、治病调摄方面的原因而迷恋金丹服饵养生术，并不否认有些皇帝有追求长生不死成仙的侥幸心理。换言之，唐诸帝追求服饵金丹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具体到每个皇帝的情况应该具体分析。

其二，唐代为诸帝炼丹者，首先是以宣扬神仙不死理论的道徒方士担当主要角色，其次还有和尚、太医、大臣，甚至从外国来的胡僧；而道士中也有不少人是反对炼丹服药而主张内修的。因此，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唐代主张炼丹服药的主角还是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