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民族文学是一种神性叙事

多民族文学与汉族书写不同：前者的思维方式和创作理念不曾也不愿从神性走出，体现为叙事观点、价值取向、人格方式以及叙述模式的意象化，这一命题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以原型意象为本体和本源的对于客观题材和存在世界的神性和诗性呈现。（1）多民族文学是一种神性叙事，体现着本体审美的宇宙观点和人类价值，它从一开始就与本体的空间喻指性联系着，对神性负责而不是现代叙述学意义上的个体行为。（2）叙事模式本质是一种人格模式和诗性建构。在空间喻指性向题材及语词的涵化变现过程中，时间性逻辑向空间性机制转化，亦即一种人格增长和巫性体验而不是人性增长个性体验。（3）空间喻指性即神性，氤氲于原型意象，叙事就是以之为逻辑起点从而朝向客观题材和族群存在的语词化：叙述向观相[5]蝉变，巫性体验和人格增长向最高神性回归，而不是万物唯我、刁巧僭越、绝对主体。这里的关键词是意象化，这里的命题规则是意象对于题材的建构和结合。

在多民族文学阅读中，我们搜集了近300个意象，归类、分析、分配、拓扑然后概括出原型意象的神性喻指性、空间辐射性、时间涵化性以及语词变现性四个叙事功能，指涉空间、时间、品格和世相四个题材维度。以之考校，苏珊·朗格的幻象就只是一种空间性抽象，她抽掉了意象的本体神性，就只留下一具形式的壳，一个无谓之物，主要是理论家在审美阅读过程中感知和意会的某种物事，从未被最广泛的读者所重视，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可有可无的。艾兹拉·庞德的意象就生动鲜活得多了，它已从原型意象的神性中流出，携带着原始经验和典型情境，在心理能量的冲腾下投注或播撒，然而走向感觉，抽象为题材碎片和世界影像。同样由于流失了神性，意象就干瘪为符码。一如德里达从破处到断脐的比喻：苏珊·朗格的幻象极像破处，缺失了道德监护的艺术本体就成为一具根本无法贞洁的女体，空洞地期待着；艾兹拉·庞德的意象则是断脐，胎体与神性断裂，人的解放异化为变形。那么大卫·格里芬的返魅就很有一些道理了：它是从身体出发的神性联结。令人遗憾的是，身体与他者、与世界之间的现代性场域本来就是以神性和诗性的祛除为前提的，大卫·格里芬既无法从圣体圣事[6]的红葡萄酒里提取一枚基督的幽灵，就更无法从神学旨趣中抽绎原型意象。我们只能走向利奥波德（A．Leopold，1887—1948）的大地伦理[7]。这多少有些滑稽，因为逻辑地讲，否定神性的大地只能建构丛林法则，一种现代技术和科学规范宰制下的责任和道德就是对于大地的蔑视；我们只能回到多民族文学的原型意象中来。回到心理域界就意味着回归本体，回归神性，回归诗性，回到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的同一性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从客观题材和现象世界的撤离，而是现代及后现代主义碎裂掉的上述关系的修复。

我们是从四个维度将原型意象与客观题材桥接起来：（1）在本体审美的层面上，我们从苏珊·朗格的艺术幻象中加载原始经验，从空间、场域和时间三个维度实现神性对于题材的散播和熔铸；（2）在空间辐射层面上，将艾兹拉·庞德的意象植入典型情境，实现原型意象对于题材的吞噬和镶嵌；（3）在时间涵化层面上，德里达的破处和断脐修订为异延，使拆零的题材碎片在历时衍化的维面上回归本体；（4）在语词变现层面上，将大卫·格里芬的身体、他者和自然实行人格重建。这是一种语词方式和文本重建，荣格的原型意象构成此种重建的仰望中心。四者整合为一个总命题，即意象与题材结合。这里的反题是，当社会历史的场域不仅阉制神性和诗性，而且使原型意象休闭的时候，语词表述及所指的意义被阻断，异变为空洞苍白的能指，阿库乌雾的语词革命就发生了。

四个维度的桥接方式拒绝数理逻辑的武断机械性和实证主义的简单物质性，相反，关注特定场域下的神性感通和诗性印证。这是一个重要的叙述学命题：意象与题材结合达成客观题材和对象世界的表述和呈现，最后是语词符号和文本建构。它指涉心理学场域向叙述学的转换，原始经验和典型情境向客观题材及情境对象的结构性转变，时间向空间的拓扑。我们增补了三个理论中介：（1）“原型人”理论。犹太教神秘主义的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上层是王冠、聪明、智慧；中层是判断、慈悲、胜利；下层是荣誉、基础、王国。三个空间层次配置到原型意象之下的空间性、时间性以及语词性三个维面，实现了本体神性对于客观题材的融渗。（2）中阴识理论。临终中阴、实相中阴和投生中阴的三个生命阶段对应于原型意象衍入客观世界的时间进度：原型意象—情境和模式—题材叙述。（3）空间与时间的拓扑。生命之树的空间性对应于中阴识的时间性，拓扑为人格机制及其认知适应性，从而：（a）本体神性走向主体性及对象化，原型意象作为心理构件向情境涵化；（b）心理性走向客体性及价值化，意象变现为模式或结构进入题材叙述；（c）时间性拓扑为空间性，实现着题材叙述对于原型意义的领承和超越，进入人格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