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心理域界流淌到客观世界

叙事性与叙事不同：叙事是一种语言行为，即以特定体裁形式讲述或呈现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并将其组织成话语。雅各布森提到叙事六要素：说话者、受话者、语境、接触、代码、信息，指涉情感、意动、指称、交际、元语言以及诗歌语法六种功能。换言之，叙述不仅是一个指称对象、交流信息、到达接受主体的意动过程，而且还指涉形式构件的摆放、语言符码的确认、情感原型的异延和播撒[2]总共六个层次的事件性组合，从而构成文本建构的立体动态过程。叙事性则是一种功能性，亦即指涉主体处理信息、编辑符码、建构场域、实现交流以及客观题材与情感原型[3]异质同构抑或同质异构的可能性或规则性。这里，情感原型是本体和本源，它以情境和受众为条件，集纳主体、表述、信息、对象乃至题材诸层次，融汇为一条意识之河，从心理域界流淌到客观世界。某种意义讲，叙事性就是指情感原型的叙述可能或叙事功能。如果将苏珊·朗格的幻象、艾兹拉·庞德的意象和荣格的原型意象放置到叙事的立体进程中作一种拓扑性分配：幻象、意象无不与情感原型叠合，它们从不同方向和维面回向主体情感心理的深层。一旦如此，六要素的叙事性就回溯为情感原型的叙事性，原型意象也就与苏珊·朗格的幻象、艾兹拉·庞德的意象，以及信息、对象、情境诸层次形成一与多、本体与事象、意向与客体的现象学关系。意象与题材结合的命题就是这么产生的。

我深知雅各布森的情感功能及说话者并不包含原型的含义，而且叙述学、索绪尔语言学均排斥心理主义的旨趣，甚而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都不同程度地谄媚数理逻辑和实证主义以求得学理合法性。但是，那种将心理、情感、意象乃至生存世界嵌入数理逻辑并加以实证的状态，从来就不是人的状态，而否定灵魂的存在、漠视心理意涵就是人的悲剧。包括雅各布森的诗歌语法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除了形式意向和语义向度外，留下的价值和旨趣已所剩无几。

把索绪尔的深层结构概括到最后并获得艺术审美高度的只有苏珊·朗格的艺术幻象了，遗憾的是她宁肯认同贝尔（Clifve Bell，1881—1964）“有意味的形式”从而诉诸语言、线条、音响、时间、空间等语料构式的研究，也不认承这一概念的心理学性质。可是艺术幻想毕竟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之物，到了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的今天，这个抽象之物也要被解构了，技术和物质替代神性，类象和代码取代诗意，世界和存在只留下一堆毕加索的碎片乃至废墟，这真是人类的大不幸。重构（reconstruct）和返魅（Re-enchantment）就这样被提到了价值日程。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D.R.Griffin）倡导：人类在三个场域与上帝修好[4]——身体、社会和生态，这当然是个好主意。格里芬的意思是不再孤悬特立，而是从人与自我（身体）、人与他者（社会）、人与自然（生态）三重关系的修复中重新确立人的存在。可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元语言释义本身就是一个不能从理论上规定的反命题，所谓元语言就是指用来解释词典所收词语的定义语言——本书称其为释义元语言。从哲学角度看，人类对于历史的陈述可分别为真实语言和元语言。就陈述而言，被陈述的历史对象的客观表述是真实语言，它是一种状态，一个事件。主持这一陈述的语言被称作元语言。一般说来，真实语言代表了客观对象的现象，是客观性和对象性的；元语言则是结构性和基础性的，代表了客观对象的本质。后现代不仅反本质，而且大多理论家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其反本质主义的主张，亦即既不承认客观对象存在什么本质，也不承认有什么非本质的陈述能表述此种非本质。就创作和接受言，他们根本就不认证艺术的本质，也不考虑艺术的非本质，而是抹杀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断言艺术已经死亡。以此推衍到身体、社会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命题规则只能与神性的重构和返魅构成悖论，而不能确立人的存在，更不能返回本体世界。因此，我们只能借鬼打鬼：借用后现代主义的命题规则，把科学主义和数理逻辑加固的藩篱统统拆掉，诸如一与多、本体与事象、意向与客体、心理与世界，乃至形上与形下的分别。这一方式的反题就是把解构出来的拆零部件重新建构起来，落实为一个命题：意象与题材结合。可以说，解构的路数就是阐释，重构的路数就是返魅。所谓阐释，就是将集纳于意象的题材一件一件拆零出来，呈示其作为客观对象与本体神性的意向性关联；所谓返魅，就是将拆零出来的事象重新整合，确立此种关联从而建构人的世界，从而生成本体。于此，我们找到阐释与返魅的深层同一：都想把此种意向性关联推衍到客观题材和现象世界中去！这就是，从本体神性的散播和异延开始，逆着后现代主义路径回到心理域界；再将原始经验与典型情境交感而有的场域升腾到本体，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世界、人与神性关系的正态化。我们就这样与苏珊·朗格和艾兹拉·庞德重逢了：在幻象中加载原始经验，在意象中设置典型情境，最后回到荣格的原型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