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话是中国传统文评类著作中的一种，内容主要为文章理论、文章批评、文章作法等，与序跋、书信、评点、选本等其他批评样式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基础。一般认为，第一部文话著作是宋代陈骙撰写的《文则》[1]，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正式成立[2]。历经宋、元、明三代的发展，文话著作于清代呈现出繁荣景象。清代是中国古典学术集成时期，“诗话之作，至清代而登峰造极”，“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当亦超越前人”[3]。这种评论完全可以移用于对清代文话的判断。经笔者初步调查统计，清代文话著作有200种以上[4]，若能将公私书目、清人笔记、文集、方志等普查一遍，其总数当远不止于此。不仅数量众夥，清代文话的理论价值也非常之高。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四《国朝论文各书》条称：“窃谓论文之语，至国朝而最精。”[5]其言不虚。有清二百余年间，出现了诸如康熙《古文评论》、刘大櫆《论文偶记》、刘熙载《文概》、薛福成《论文集要》、王葆心《古文辞通义》等一批重要的散文理论批评著作，它们在文道论、文气论、文体论、文法论、风格论等方面，集历代之成而不乏新创，是中国古代文章学最后的辉煌。
清代文话自清、民以来一直受到关注。清人对本朝文话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叙录和点评上。《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诗文评存目”类录有四种文话。与诗话相比，《四库提要》虽然收录当世文话过少，但其所下论断精审，如考辨《四六金针》为托名陈维崧之伪书，称《铁立文起》采录《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参以己意而成等，均有说服力。然亦有缺憾，其一，限于体例，未注明文话的版本情况；其二，《枣林杂俎》主要为笔记性质，书内评诗论文之语非常之少，将其看作文话著作，未必合适。后世目录学著作多将《枣林杂俎》置于“诗文评”类中，应是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而“自幼即好读桐城文学家文集”的刘声木，毕生从事于桐城派著作的考辑，他曾发愿编刊《桐城文学丛书五十八种》，“其坊间有通行本，及不难购得者，不在此例”[6]，其中便有较为稀见的清代鞠濂所撰文话《史席闲话》一卷。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广池千九郎编成《支那文法书批阅目录》，叙录中日两国文话及语言学类书籍。其中属于清代文话的有唐彪《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张秉直《文谈》等数种。此书的评论较为粗略，评语多为“有读之价值”“有一读之价值”[7]等。
民国时有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举，叙录清代文话三种，即阮福《文笔考》、方宗诚《文章本原》、吴铤《文翼》，皆为罗继祖执笔。其中的《文翼》一种为手稿本，殊为难得。罗氏叙录较为重视揭橥文话作者的学术背景、思想渊源与文话的关系，亦对版本有所说明。
刘咸炘是民国学者中少有的对清代文话广有涉猎者，在其浩瀚的著述中，随处可见对清代文话的关注与研究。他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零星的评论。刘氏为学广大，著述孔多，在他的多种著作中，往往散落着对清文话的点评。如其在《旧书附录》评包世臣《文谱》：“文雅可单行。”评刘熙载《艺概》：“义精文简，古今罕匹。”[8]《内景楼检书记·集类》著录梁章钜《制艺丛话》，称：“亦备故事而未精善。”他认为孙梅《四六丛话》“掇集宋人说部，分编杂乱无次”[9]，评价《中国学报》刊登的《张廉卿论文书牍》一卷：“少深远之论。”他认为彭元瑞《宋四六话》十二卷超越了孙梅《四六丛话》：“辑选之余，亦资考览，大胜孙梅。”评论陈用光编《惜抱轩尺牍》：“要此可取者固多，若执此编而谓古文法尽于是，则堕禅宗矣。”[10]他在《学略》之《文词略》中认为《艺舟双楫》“平正精当”、《艺概》“朴至深远”、《国故论衡》“探古明法，甚超卓”，可以上接《文心雕龙》《文赋》[11]。诸如此类对清文话的简略评点，《推十书》中还有不少。
其二，梳理文话脉络。刘咸炘为学注重考镜源流，他对清文话的考察，往往也能发掘其相关的学术关联。如他指出焦循《文说》近于章学诚说[12]。认为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源于桐城家法：“颇醒豁，足资启发。惟未脱尽桐城家气习，往往言之过露过拘。”[13]称刘大櫆《论文偶记》：“大抵与震川同，亦有独到处。要言神气，不可尽信也。”[14]他还提出了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的文本源头：“主讲京师法政学校，撰《国文学》四卷，取前人论文之文，附以评论，多姚、曾绪言。举义甚精要，惜无传本，予曾得一本于吴质诚，质诚学于法校所得也。后乃揉成此编，分类亦详括，而所引所举多于《国文学》。托体不如彼高，为用固较彼便矣。”[15]揭示了姚永朴《国文学》《文学研究法》二书的关系。他又对影响清代士子无数的《归评史记》和《方评史记》作了比较：“廉卿工文，非归所能笼罩。而宝归若此，则桐城家法固然。吾谓《方评》多论史公意旨，较归高出数倍。归但标提顿略，有评识不甚精要。或但考一事，记一言，乃明人评书常态。”[16]
刘咸炘在较为繁杂的清代文话中，梳理出八家一脉的文话，《文说林一》：“桐城家法虽狭隘，而其通说词意，详备尚过宋人，如吴仲伦《古文绪论》评论近代主八家者颇当，若刘海峰《论文》则虚幻无取。薛氏辑《论文集要》、姚氏辑《文学研究法》、吴氏《文谈》，合而观之，亦略具矣。此外二魏论意、局，亦有可取。至于探源八代，标举正宗，则包氏《艺舟双楫》、王氏《王志》最多卓见，然尚语焉不详。”[17]在梳理“八家”文话的同时，也指出了论及“八代”骈文的骈文话。评论“八家者流”的文话，以为姚鼐尺牍、刘大櫆《论文偶记》、吴德旋《古文绪论》“皆可观”。《涵芬楼文谈》、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皆平近详实”。
其三，补正注释。即对清文话疏漏者补正，缺少引文者补出引文以注解。刘咸炘曾补正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及所附《文体刍言》二书：“（《涵芬楼文谈》）颇平允，少偏驳，足导后学。稍有谬漏，曾随笔补正之，录成一册。《刍言》则漏误甚多，亦补正之。”[18]又撰《文谱注原》，注释包世臣《文谱》：“惟包氏此书精简而平通，乍观似浅，而实已赅。”[19]不过包世臣《文谱》虽提炼了诸多先秦文章之法例，却未列出文章原文，读者不便于揣摩理解。刘咸炘将相关文章段落一一注于《文谱》条目之下，对照阅读，更能理解《文谱》深意。
随着近代西洋文学观念的输入，相当数量的传统文章因不符合西方纯文学审美标准而被划入非文学范畴，文章在诸种文体之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文章研究一直不如诗、词繁荣，处于较边缘的状态，而研究文章的文话也随之备受冷落，罕有学者问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台湾学者王更生教授是较早倡言文话研究者之一，在他的指导下，产生了一批研究文话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与清代相关的有两种，即李四珍《明清文话叙录》和林妙芬《中国近代文话叙录》[20]。这两部论文均是对文话著作的叙录介绍，尚未展开深入研究。王更生先生本人也曾著文呼吁开展文话研究[21]。复旦大学的王水照教授亦是最早关注文话研究的学者，他曾于20世纪90年代将两部日本江户时代文话，即《拙堂文话》和《渔村文话》，介绍给国内学者[22]。在其指导下，复旦大学慈波以“文话发展史略”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23]。这部论文纵论从南宋至民国的整部文话历史，从每代选取若干代表性文话作为研究对象。论文在清代文话史上选取了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论文》一书，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张恩普等《中国散文理论批评史论》论及黄宗羲《论文管见》、刘大櫆《论文偶记》、唐彪《读书作文谱》等数种[24]，扩大了清文话的研究面。从批评文体的角度对文话进行研究，始于2005年王水照教授所发《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一文[25]，此文实为王先生主持编撰多年的《历代文话》前言的节录，先行刊发，对文话的历史、分类、内容等作了精辟的论述。王明强《文话：古代散文批评的重要样式》一文[26]，则对文话“话”体的隐蔽性和“话”风的严肃性作了初步的探讨。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和田英信教授通过对日本江户时期《拙堂文话》和《渔村文话》的比较，准确指出了“一是关于文章的随笔，一是写文章的指南书”的两种文话风格[27]。侯体健有《资料汇编式文话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以〈文章一贯〉与〈文通〉为中心》一文[28]，对辑录式文话作了专门研究。莫山洪《文话的兴起与南宋中期文章骈散的对峙——以朱熹、李刘为例》[29]一文，对四六话兴起的背景进行了探讨。研究古文话的专著，关注点多集中于刘熙载的《艺概·文概》，专著即有王气中《刘熙载和〈艺概〉》[30]、韩烈文《刘熙载〈艺概〉研究》[31]、周淑媚《刘熙载〈艺概〉研究》[32]等。近年也多有学者开始关注四六话著述，以专著论，便有莫道才《骈文研究与历代四六话》（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何祥荣《〈四六丛话〉研究》（线装书局2009年版）、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均对清代四六话进行了深入研究。自《历代文话》出版后，以清代文话专书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渐多，如吴伯雄《古文辞通义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郝艳芳《魏禧的文章学理论及其实践》（扬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靳利翠《张谦宜〈絸斋论文〉与清初文章学》（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朱园《徐昂〈文谈〉与近代文章学》（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韩李茁《吴曾祺〈涵芬楼文谈〉之文章学理论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王丽娟《吕留良文章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海明《陈鸿墀〈全唐文纪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这些论文虽然水平深浅不一，但多是对相关清文话的首次研究，有助于拓宽清文话的研究视野。
在清代文话文献整理方面，刘熙载的《艺概·文概》是迄今所出整理版本最多的文话，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王国安《艺概》校点本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气中《艺概笺注》本、巴蜀书社1990年徐中玉、萧华荣整理《刘熙载论艺六种》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刘立人、陈文和点校《刘熙载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历代文话》本和中华书局2009年袁津琥《艺概注稿》本等。能够一再得到整理出版的机会，固然说明该文话本身具有极高价值，然而当研究力量过度倾斜于某部文话时，便意味着更多的理论著述被遮蔽而湮没不闻，著者名迹不彰。《艺概》被不断地解读，相应的研究精力就很难用在其他文话之上了，以致研究者会产生“（中国古代）讨论散文的文字实在太少，其中自成体系而又富有理论色彩的则很难觅得”“专门谈文涉及面也比较广的，大概只有《艺概》中的《文概》”[33]这样的误解。与此同时，众多清文话藏在图书馆却不为人知。清文话的研究，首先还是应在文献整理上有所突破，还原清文话繁荣的原貌，而非仅仅对现有学术史作深度挖掘。离开了对文话文献的搜集整理，仅仅依靠数种清文话进行研究，其“深度”也是有理由被怀疑的。
《艺概·文概》之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有刘大櫆《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林纾《春觉斋论文》合刊本，同年又出版刘师培《论文杂记》（与《中国中古文学史》合刊本）。其他则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杨承祖点校本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文体刍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陈鸿墀《全唐文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新1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高维国、张格注释本来裕恂《汉文典》、中华书局1995年陈祖武点校本李光地《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此书含文话两卷）以及《绩溪文史》1996年第四辑载有徐子超点校本邵作舟《论文八则》等。清代文话的文献整理转折出现在2007年，王水照教授等为之努力十余年的大型文话著作汇编——《历代文话》出版。此书收录历代文话143种，起于南宋，迄于清代，其中清文话62种，为文话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2013年，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出版，其中《汪文摘谬》《左传义法举要》《史记七篇读法》等属评点、选本性质，全书收录清代文话8种，不乏罕见著述，进一步推动了清代文话的文献整理工作。
综上言之，目前对清文话的研究，刚开端绪而已。张高评教授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仍认为：“古文研究为冷门专业，文话探讨皆是尚未开发之学术处女地。”[34]相比于清代诗话、词话，学界对清代文话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刘大櫆《论文偶记》、刘熙载《文概》等少数几部经典著作之上，对存世的绝大多数清代文话罕有关注。虽然出现了一些研究清文话专书的硕士学位论文，但研究深度有限。与专书研究不足相似，清代文话也缺乏整体研究，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如清代文话的大致数量（包括存世著作与有目无书者）、清代文话与文章创作及理论传承之间的关系等都尚未有较清晰的认识。在当前主要文献已经可征的条件下，进行清代文话研究，正当其时[35]。
本书研究论题为“清代文话研究”，其中“清代”指从1644年清人入关、定都北京始，至1912年清帝下诏退位终，产生于这一阶段的文话皆属研究范围之列。有些文话或作于明末清初，或作于清末民初，凡此成书时间难以详考者，亦以清代文话视之。王朝的兴替虽对文学思想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然而二者并非严密的对应关系。民国初年的一些文话虽撰于清亡之后，但其反映的文学思想仍属于清代文章学范畴。对于此类文话，文中亦偶有论及，并不以王朝起讫而刻意自缚。
“文话”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话包含古文话、四六话、制艺话，狭义的文话则专指古文话。本书研究对象以专论古文（散体文）的古文话为主，兼及四六话、制艺话。因清代文话有其特殊性，清人普遍认为古文与时文、散文与骈文有其相通之处，“以古文为时文”、骈散合一是清代文章学的重要理念。清人常在古文话中兼论骈文、时文，于四六话、制艺话中又兼论古文。他们或是期望通过对比，发掘古文、时文各异的文体特质，或是借以提炼适用诸体的文章学普遍原理。无论原意如何，结果都使得清代诸多古文话、制艺话、四六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而难以剥离。鉴于此，本书所研究的“文话”，虽以论古文话为主，但也兼及四六话、制艺话，这样或许更符合清代文话的实际面貌。
[1] 与陈骙同时的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也曾撰有一部文话，名《丽泽文说》，此书曾被多家援引，却渐为后世所罕闻。《丽泽文说》成书时间最早要先于《文则》一年，最迟则晚于《文则》十一年，与《文则》同属文话创体之初的重要著作，详见本书附录一《文话的创体之作——吕祖谦〈丽泽文说〉考论》。
[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十一章《诗话、词话、文话、诗文评点》“文话”部分云：“今存宋人谈文专书，当以陈骙《文则》为最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下册，第813页。）另可参见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胡大雷先生认为，在隋唐时期，“文”与“笔”被对等论述，论“笔”的著作即是文话，参见其《“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笔者以为，隋唐论“笔”的著作为文格类著述，是文话的源头之一，尚非后世的文话。详见本书上编第一章。
[3]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序》，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4]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收录清代文话62种，占整部《历代文话》的43%左右。余祖坤编有《历代文话续编》，全书收录清代文话8种。
[5]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四，《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0页。
[6]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三，《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0页。
[7] [日]广池千九郎：《支那文法书批阅目录》，明治三十九年（1906）稿本，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8]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页。
[9]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
[10] 以上分别引自《内景楼检书记·集类》第639、640、641页，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1]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2]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13]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
[14]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
[15]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8页。
[16]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9页。
[17]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83页。
[18]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
[19]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20] 李四珍：《明清文话叙录》，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3年（此文有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林妙芬：《中国近代文话叙录》，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东吴大学，1986年。
[21] 王更生：《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22] 王水照、吴鸿春：《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3] 慈波：《文话发展史略》，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24] 张恩普、任彦智、马晓红：《中国散文理论批评史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 王水照：《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6] 王明强：《文话：古代散文批评的重要样式》，《长江学术》2007年第1期。
[27] [日]和田英信：《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大正时期的文话》，《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27号，2008年4月，第121页。
[28] 侯体健：《资料汇编式文话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以〈文章一贯〉与〈文通〉为中心》，《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
[29] 莫山洪：《文话的兴起与南宋中期文章骈散的对峙——以朱熹、李刘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0] 王气中：《刘熙载和〈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1] 韩烈文：《刘熙载〈艺概〉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2] 周淑媚：《刘熙载〈艺概〉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33] 朱世英、方遒、刘国华：《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4] 张高评：《论文选题与研究创新》，台湾里仁书局2013年版，第508页。
[35] 诗话、词话等批评文体的研究已有相当基础，与之相比，文话的研究空间无疑更为宽阔，加之大型文话丛书《历代文话》的出版，近年开始出现以文话为研究对象的科研立项，如慈波《文话流变研究》，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茂军：《宋代文话与宋代文章学》，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宁俊红：《“五四”前后的文话研究》，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