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的两极分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新的经济模式。我们先考察乡村社会的两极分化情况。

贵族和乡绅的收入主要来自地租，他们需要收入来维持符合他们身份和地位的生活方式。16世纪之后，大部分贵族面临的问题是上涨的物价和不变的收入，因为地租是固定的，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地租周期性地变更，但仍旧是不能随行就市，缺乏灵活性，土地经常是长期固定的协议，一般是99年。土地出租还受“惯例”约束，不同地区有不同“惯例”，“惯例”会妨碍领主调整地租收入。因此，价格上涨对贵族不利。他们的应对办法是，努力改变租赁条款，缩短租期，方便重新定价。此外，他们还努力提高“罚金”——佃农离开土地时交的罚款。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也在扩大。贵族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他们努力把这种压力转嫁给自己的佃户（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何16世纪早期领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紧张），他们在试图改变“惯例”，同时，进行土地圈占。正如前一章所述，从1500年开始，那些敞地开始被圈占养羊——因为呢绒业的发达使羊毛需求量增大。1510年以后，农民对贵族圈占敞地的争议越来越大。英国中部地区是羊毛主要产地，很多领主弃耕放牧，不顾佃农对耕地的需求。有些贵族甚至将本地的公有地圈占养羊，这样又减少了佃农的公用地，佃农的不满更强烈了——特别是在土地饥渴的年代。圈地在全国各地引发不满、骚乱。很多人认为这是农村社会中的一个信号，要求改变领主和佃农之间的权力平衡，因此，关于租金、罚金、“惯例”、公有地的问题成为了16世纪中期领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紧张的导火索。此外，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趋势和人口发展趋势使得农村社会的佃农也发生分化。

但也有一些英国的贵族和乡绅在一定程度上投入经济创新，他们想以此维持甚至增加收入，因此深深卷入经济贸易活动之中。这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统治阶级中并不常见。一些贵族和乡绅积极投身经济领域，他们更仔细地管理自己的地产，以便生产出更多农产品来出售；他们还努力获取更多地租，通常扩大租赁土地权的使用，摒弃旧的、不灵活的习惯性土地使用权；还有很多人重组他们的土地，将其变为农场，以便获取更多地租，一有机会还会提高地租。只要财产管理合理，领主阶层通常不会过得太差。[20]

农场主、租地农场主是农村中的上层富裕者。他们手中拥有资本，他们了解新的商业机遇，愿意向遥远的市场提供产品，他们越来越多地雇用无地劳动者，组织对土地的利用、开发。正象陶尼所说，自从农场“由单个人来经营管理，而这些人又能配备大量资本，这就更加容易从事实验，并着手改革”。当他们“能够向市场保证充分可靠的供应时，就不再需要贵族地主领地上的产品了”。[21]这些人适应环境，提高价格，他们反而可以赚得更多。他们或者买进、或者通过开垦荒地获得更多土地。在这一时期，约曼农的财富和生活水平都居于他们邻居之上。很多约曼农具有商业头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罗伯特·娄德（Robert Loder）住在伦敦以西的伯克郡，他的17世纪前10年的农场账目被保留下来，他精确记录了每年从不同谷类上赚的钱。他记下：“付给威廉·韦斯顿（William Weston）——马夫；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耙土人（harrower）；迪克·寇提斯（Dick Cottes？）——牧羊人；约翰·安德鲁（John Andrew）——耕童；简·科勒（Jane Colle）和爱丽丝·基特斯（Alice Keates）——两个仆人的工资。很多笔钱都是按年支付，如搓麻绳、割茅草、修篱笆、收割、除草、割草、采核桃、摘樱桃、啤酒花、运送水果或鸽子到市场出售。”[22]他的这种情况在约曼农之中并不少见，这些人希望抓住机会扩大生产规模，如果地方市场有土地出售，他们就会马上买下，他们有很强的竞争力。如在埃塞克斯郡，17世纪早期，约有9%的佃农持有61%的土地，他们都是大的约曼农。约曼农发达的证据很丰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房屋状况就可以看出来。牧师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这样描述伊丽莎白晚期的情形：“虽然物价越来越高，日常用品并不充盈，但这里的很多村民还是能够有办法获得并拥有这些原来不可能拥有的家具。”[23]

有人还在解散修道院的过程中购得了修道院地产。1536—1540年间，大量的修道院地产被转移到国王手中。没收修道院地产是克伦威尔的主意，他最初的想法可能是想让国王永久拥有这些土地，让国王权威无法撼动，甚至让国王不再受议会的掣肘。但国王显然没有践行克伦威尔的想法，大量修道院的地产陆续被国王出售。到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时，他已经卖掉了他手上2/3的修道院地产。国王卖掉土地主要是为了支付战争的费用，亨利八世为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花掉了大笔钱财。大量土地由此落入大贵族和乡绅手里，这些人借机巩固其地产，增强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另一群受益的人是贵族之家的幼子们，在长子继承制下，家产通常传给长子，但此时，幼子们也有机会获得一些土地，他们有时可以通过贸易和专门职业赚钱以建立家族的分支，他们也有机会通过买进地产成为绅士中的一员，也有可能跻身于上流社会。

农民（包括自由自耕农、租地农、公簿持有农）中少数上层人士也是圈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自耕农。沃勒斯坦（I.Wallerstein）认为，在对土地实行小规模的圈占与合并过程中，自耕农扮演了重要角色。[24]现代英国经济史学者坎贝尔（M. Campbell）说：伊利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是一个“渴求土地的年代”，“对土地的渴求，没有人比自耕农更贪婪的了”。[25]他们或者买下贫穷邻居的产权，将新旧地产合并起来，使土地连成一片；或者侵占荒地。地产的让渡和对荒地的侵占，给自耕农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可以扩大土地面积。据坎贝尔估计，“在谷物产区，一个自耕农大约拥有25—600英亩的土地”，“自耕农本质上的是乡村中产阶级”，“他们关心的是土地和农业收益”。[26]在此时期，自耕农中规模较小的农场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自耕农所占的土地受到习惯法的保护，可以不受贵族地主的侵夺。他们享有完全的法律保障，既不会被从持有地上赶走，也不会受到高额租金和任意罚款的压榨，他们为自己耕种和收获，因此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进行耕作方法的改进，他们的全部收益主要来自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耕作方法，直接利用土地来为自己谋利益。自耕农也是价格革命的受益者，价格革命使这部分人的经济实力加强，能更有效地抵抗资本主义大农场主的经济压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经营小农场，其产品除自给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供应市场，满足市场需要，基本上是为市场需要而生产。陶尼对16世纪英国农村各类农民在整个农民阶级中所占的人数比例作了一个调查分析：从整体来看，习惯租户（即公簿持有农）占2/3；租地农占1/8～1/9；而自耕农则占1/5。[27]在经济发达地区，自耕农所占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对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李普逊说：“自耕农在英国社会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受到同时代人称赞，他们被认为是国家的‘强者和富人’，他们‘在和平时期能使国家致富，在战时则是我们军队的荣耀’。”[28]由此看来，16至17世纪前期自耕农经济的发展，在当时英国整个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有些人勉强度日，如果离市场近，他们可以生产蔬菜和奶制品出售。还有一些小农兼职手工业活动，以此来增加生产的多样化。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段时间充满危险，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能否在不同环境下维持自己的小农经济，这些人不能支付高额地租，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农业历史学家描述他们为“弱小且无存货的小农”。他们没有资本，生产的粮食也不足，利润微薄，而且缺少畜力，无法真正面对昂贵而冒险的创新，无法抵御歉收带来的危机，很容易陷入困境，土地很容易被富有的邻居夺走，这些小农的数量在逐渐减少。换一句话说就是，年轻人更难在土地上获得立足点，更多来自农村家庭的青年人，在大农场当一段时间帮工，可能成为挣工资的农业劳工，并不太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总之，在农业社会中，不同群体命运迥异。

此外，一些来自城镇的人，有些是律师、商人、手工业者或生意人，他们也能通过购买土地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跻身绅士行列。还有一些土地投机者购买修道院的土地，然后迅速倒卖。因此，土地市场异常活跃，导致自称绅士的人增加（这也就是所谓的“乡绅的兴起”）。

小佃户的日子艰难，他们很难支付日益上涨的地租，不到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就很难支付地租。此外，那些潜在的租户也很难立足，由于地租、罚金提高等等原因，他们无法与当地租种大片土地的佃农竞争，无法从地方市场得到土地。总之，在农村，无地人口越来越多，而在城镇，那些主要依赖工资的劳工生活也很困难。价格上涨，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而工资却不涨——因为市场上有大量过剩劳动力。这意味着人们的实际工资下降，实际购买力下降。1510年，英格兰南部建筑工匠的工资指数是97，1552年下降到48，1600年更降到44。[29]因此，对很多人来说，这段时间都很艰难。威廉·哈里森描绘了伊丽莎白早期的英格兰，他所谓的“下等人”（Inferior Sort of People），在饥荒年代生活更艰难，要用豆类、黑麦、橡果制作面包来果腹。他在1572年讽刺道：“我不认为这种极端的情形在富足的日子经常出现，否则我宁愿接受审判。”[30]

我们再来考察城市的两级分化情况。

在城市里存在大量商业机会，但是商业也存在风险，寻求资本非常困难，维持生意也很艰难，人们需要在债务和信誉之间寻求平衡，这并不容易。财富积累非常缓慢，即使成功者也可能在危机中失败，另外还要应对诈骗、火灾、船只失事等。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英格兰城市的商人都倾向于尽可能成为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y）的一员。这些贸易公司在特定贸易路线上垄断贸易，他们制定贸易规则，目的是保证公司成员的稳定利润并规范成员行为。当然，贸易公司无法应对突发风险，如海盗、船只失事，但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其运营。如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它主要经营与地中海东部贸易，在初期是一个股份公司，不仅大商人积极入股，而且伊利莎白女王和许多枢密院的大臣也向公司投资。仅女王一人就以贷款的方式向公司投资40000镑，公司的全部资本共计80000镑。[31]阿勒颇（Aleppo）是英国在利凡特地区的主要商品集散地。英国向利凡特地区主要输出呢绒和锡，运回生丝、马海毛、原棉和棉纱、地毯、药材、香料、靛蓝和无核葡萄干。到1584年，该公司已有资本45000镑，拥有19条船和782名船员，头5年共出航27次，来往于利凡特的10个港口之间，共缴纳关税11359镑，其中一条船在1588年满载货物出航，成交之后所得货款超过70000镑。[32]17世纪早期，该公司被描述成“相互关联家庭的密集网络”，成员之间相互联系，并控制大量的贸易额。

另一种发财的方式则是去探险，开辟新航路。最显著的就是开展与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在美洲殖民地刚刚建立之时，局面还不明朗，很多贸易公司都很犹豫，一些愿意冒险的商人则看到了机会。这些商人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小商人、小店主、船长，他们在当时被称为“新人”（New Men），他们是17世纪早期从事与美洲贸易活动的主体。如雷利爵士于1585年在美洲大陆附近的罗阿诺克岛建立了一小块殖民地——弗吉尼亚，但当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开发。1605年以理查德·哈克路特和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为首的21位伦敦商人，向国王申请在美洲殖民，1606年4月10日，他们得到特许状，授权在北美38°和41°之间进行殖民，该公司由此成立，这就是伦敦弗吉尼亚公司（通常被称为伦敦公司）。此外，在这一年建立的还有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通常被称为普利茅斯公司）。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成立后，于1606年12月20日派出的第一批船只，载着105位移民，于1607年4月抵达弗吉尼亚。移民们披荆斩棘，在离詹姆斯河大约5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既可防御西班牙人攻击，又靠近海岸的第一个殖民据点詹姆斯敦。[33]

手工业者的境遇也不容乐观。他们被迫长久地从事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否则无法生存。唐纳德·伍德沃德（Donald Woodward）计算出了赫尔城建筑手工业者的工资：如果要养活2个成人（丈夫和妻子）以及3个孩子，收入最高的手工业者在16世纪60年代每年只需要工作153天，而在17世纪30年代每年则需要工作229天。收入低的手工业者在16世纪60年代每年需要工作192天，而17世纪30年代每年则需要工作306天。[34]大量城镇手工业者都需要面对困难和不确定性。

此外，城里还有大量劳工，他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挣扎在生存边缘。

总之，随着近代早期农业、以呢绒业为主的工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历史学家通常认为，16—17世纪之交是英格兰社会两极分化的时代。在这个竞争激烈、快速商业化的社会，社会分化严重：一极是自耕农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不少人成为拥有土地产权的富裕农民，有的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大农场主，跻身于社会上层。另一极是失去了土地的小农，成为无地、少地的贫农。根据分散在13个郡的43个庄园共650块份地的调查，拥有4—5英亩份地的小农占7%，只有1英亩或不足1英亩的小农占26%，无地——只有茅屋和庭院的农民占41%。[35]在当时，土地在5英亩以下的小农仅靠土地收入很难维生，他们和无地者一样，必须外出打工，这部分人就是农业雇工的来源，这就为资本主义农场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无地、少地，全部或部分依靠工资生活的农业雇工构成了农村人口的1/4或1/3，高沼地比例最低，肥沃的谷物生产区比例则高得多。[36]这部分人过去自给自足，但此时就部分或完全依赖市场供给。由于其人数不少，对市场供求的影响较大。

比两极分化更严重的是，社会结构正在出现“中层人”（Middle Sort of People）。他们人数在增加，居于绅士与穷人之间，包括成功的制造商、生意人、大约曼农。他们中很多人涉足法律、医疗等行业或其他专门职业，如调查员、文员、土地经纪人等。显然，这一时期中世纪原有的社会理念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压力下逐渐瓦解，社会逐渐重构。这种重构不仅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包括人们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这不仅发生在城里，也发生在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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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A. Wrigley and Roger Schofield，The Pol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A Reconstru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60.

[2] 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75.

[3] C. G. A. 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1500-1700，Vol 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07-108.

[4] C. G. A. 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1500-1700，Vol I，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p.108.

[5] C. G. A. 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1500-1700，Vol I，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p.109.

[6] C. G. A. 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1500-1700，Vol 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109.

[7] Peter Clark and Paul Salck，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1500-17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8.

[8] R. H.Tawney，The Agriculture Problem in Sixteenth Century，Longmans，Green and Company，1912，p.114.

[9] H.Heaton，The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Clarendon Press，1965，pp.21-27.

[10] M. M.Posta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 2，Cambridge，1977，pp.417-419.

[11] G. D.Ramsay，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loth Industry in 1561-1562，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7，1942，pp.361-369.

[12] Peter Clark and Paul Salck，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1500-17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24.

[13] J.Patten，English Towns，1500-1700，Archon Books，1978，p.122.

[14] Peter Clark and Paul Salck，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1500-17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9.

[15] William M. Cavert，The Smoke of London：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C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24.

[16] P.Ramsey，Tudor Economic Problem，V. Gollancz，1963，p.82.

[17] Keith Wrightson，Earthly Necessities，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ian，1470-1750，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172.

[18] Christopher Brooks，Michael Lobban，（ed.），Lawyers，Litigation & English Society since，1450，The Hambledon Press，1998，p.11.

[19] 关于英国这一时期国内、国外贸易的发展，参见赵秀荣《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第三章。此处不再详述。

[20] 据以往的研究，人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贵族衰落。笔者在《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一书中也曾坚持这种观点，但这种衰落并不绝对，贵族阶层只能说是相对的衰落。

[21] R. 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gmans，Green and Company，1912，p.213.

[22] 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1500-1640，Vol. 4，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67，p. 430.

[23] William Harrison，edited by Georges Edele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The Classic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udor Social Lif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p.200.

[24]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

[25] M. Campbell，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Yale University Press，1942，p.65，72.

[26] M. Campbell，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Yale University Press，1942，p.73，61.

[27] R. 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Sixteenth Century，Longmans，Green and Company，1912，pp.24-25.

[28]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I，A. & C. Black，ltd.，1949，p.378.

[29] E.H. Phelps Brown and Sheila V. Hopkins，Seven Cent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 Rate，in P. Ramsey（ed.）The Price of Revolution in 16th Century England，Methuen & Co Ltd.，1971，pp.39-40.

[30] James Anthony Froude，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ath of Elizabeth，Volume 1，London，1862，p.22，note 2.

[31] A. Wood，A History of Levant Company，Oxford UniversityPress，1935，pp.16-17.

[32] A. Wood，A History of Levant Company，Oxford UniversityPress，1935，p.17.

[33] Richard Middleton，Colonial America，A History，1607-1760，Blackwell Pubing，1992，p.23.

[34] Donald Woodward，Men at Work：Labourers and Building Craftsmen in the Towns of Northern England，1450-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83-284.

[35] J.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1500-1640，Vol.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401.

[36] J.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1500-1640，Vol.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p.396-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