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理查德·赖特小说研究的里程碑

自从被贩卖到美国这个自我标榜“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度以来，非裔美国人就一直没有人权可言。19 世纪中叶的美国南北战争虽然原本以维护国家完整为目的，但最终却以废除奴隶制而结束。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后，非裔美国人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白人及其文化占主流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歧视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启了其文学创作生涯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功绩。

建国之际，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以欧洲“天赋人权”的政治哲学为基础，以欧洲政治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为指导原则，尤其以洛克的政治哲学思想为核心，在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的建国决议（即《独立宣言》，1776年）中指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然而，战后在美国与英国签署的《巴黎和平合约》（1783）中，在这场战争中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非裔美国人却被界定为“等同于白人的财产”。美国建国85年后的那场南北大战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北方与坚持蓄奴制的南方在非裔美国人的人权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歧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时爆发的。此外，文学对这场战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林肯总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小女人”斯托夫人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一场大战。

本书作者张晓敏教授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其艺术性的表象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文学作品的作用不仅在于对事物的改变，而且还在于改变人的存在和本质；文学作品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其社会性则在于文学作品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对社会展开批判，其艺术性中所包含的这种社会性并非是在艺术的直接性存在中表现出来的，而是作家在对艺术之为艺术的反思中揭示出来的；文学作品在理论维度上，在艺术形式中有意义地建构起超越现实的更高的完美存在，这是因为艺术特有的象征性作用摒弃了感性的直接性和纯粹的概念性，按照反思的方式把完美性和非完美性连接起来，从而赋予完美性以确定的意义。

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裔美国文学既自成体系，又与美国主流文学融为一体，为美国文学的发展以及非裔美国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本书中，作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非裔美国文学的传统。理查德·赖特是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是《土生子》。作为非裔美国文学这个阶段的关键人物，赖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革命性以及他对詹姆斯·鲍德温等后辈作家的提携，使其成为非裔美国文学中的一代宗师；此外，赖特在其作品中前所未有地提出并阐释了“黑人性”问题，对美国的种族、阶级和文化问题的探讨拓宽了非裔美国文学的创作题材与主题，形成了非裔美国文学的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的审美模式以及评价体系。

本书作者认为，赖特小说的巨大成功具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作家自身成长的经历，二是受外界对黑人民权的关注的影响。这也恰恰迎合了美国文学思想史学者罗德·霍顿和赫伯特·爱德华兹的观点：“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了解文学和产生该文学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有时落后于时代，有时预示未来……一般地讲，文学往往反映时代的主要趋势。它来源于影响作者感受力的道德、社会以及思想变迁。”赖特出生于南方，自幼生活在贫困线上，当他来到北方的芝加哥后，开始参与黑人的社会活动。美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黑人的被解雇率大大超过白人。在纽约生活阶段，在种族隔离的都市中生活，赖特不得不生活在黑人聚居的贫民窟里。黑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正是赖特“抗议小说”的社会源头，也是其文学创作的国内影响因素。赖特的国外之旅拓宽了他的视野。在法国期间，赖特开始接触到波伏娃、萨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加缪的文学作品和存在主义哲学；其非洲之行和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的经历以及受到中国古代汉诗绝句影响而形成的日本俳句的书写形式等，构成了赖特进行文学创作的外在影响因素。内外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赖特，才使赖特在其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中既有自身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基础，又有世界多元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其“抗议文学”跳出了单纯的“黑人抗议文学”的局限性。

张晓敏教授在本书中的第二章“赖特小说的文化逻辑与伦理政治”部分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小说是以作家自身所处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基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必定关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政治、社会和历史题材也永远是作家所要描写的主要题材。南北战争后，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13条规定使400 万黑人奴隶获得了解放；之后又在第14条中赋予了黑人以公民权；1870年在第15 条中又给予了黑人选举权。然而，美国黑人的参政路道并不平坦，宪法中的相应条款也形同虚设，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里，然而其族裔文化地位却清楚地展示出美国主流文化的阶级性、侵略性、渗透性、种族性与压迫性。文化冲突是在道德标准差异性的基础上导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对立，其特点往往是一种强势文化体系凌驾于另一种弱势文化体系之上。在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美国，黑人和白人的伦理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层面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个种族在文化层面上的冲突，双方均竭力争取最大可能的文化支配权、对后代的影响权以及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主导权。张晓敏教授认为，赖特的小说创作可以被视作其政治观念与伦理判断的重要表达形式。这一点也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资深教授埃默里·埃里奥特教授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指出的那样：“话语并不能决定性地表达内容，所以在政治言说中做出的任何结论不一定就属于政治方面的话语，但是，文学作品以激进的政治声明形式出现，却使文学作品在性质上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全新社会。”赖特小说中的伦理政治始于美国社会中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而后转向超越种族、阶级和文化的对抗，向透视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层结构迈进。赖特以更加客观的、非脸谱化的方式描绘出真实的美国社会底层的状况，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使赖特对本族裔贡献良多，同时也对美国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在第三章“赖特小说政治哲学的文本解读”部分，张晓敏教授以赖特的6部作品为分析语篇，探讨了赖特以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以典型情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张晓敏教授认为，人物是传递思想的载体，要想确保作品人物的真实可信性就必须展示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因而人物的真实可信度可以大于情节的真实可信度。这也是其代表作《土生子》中别格“怪异”和“凶残”的人性以及“惊悚”的故事情节由来的根本原因。“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决定了赖特“抗议小说”的书写形式。其中，赖特以《大小子离家》中的大小子、 《土生子》中的别格、《黑孩子》中的自传式人物和《长梦》中的菲希利4 个不同的黑人形象作为赖特时期所有美国黑人形象的缩影。从赖特的人物塑造中人们不仅看到了黑人生活悲惨的现实状况、白人统治者对黑人的压迫和种族主义对黑人的残害，同时也看到了非裔美国人的反抗精神。以这些黑人的反抗精神表达了赖特对美国赖以立国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思想的虚伪性的质疑态度，以栩栩如生的黑人形象说明非裔美国人也是有尊严的族裔，因而非裔美国人不怕用鲜血来换取自由的政治哲学观点。

本书还就赖特在非裔美国文学发展史中承上启下的链条作用，以专章的形式进行了论述。张晓敏教授认为，赖特继承和发展了非裔美国文学的书写传统，同时也对整个美国文学的丰富性与深度性产生了重要启示作用。赖特处于非裔美国文学的重要转型期，其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非裔美国文学中简单的“黑白二元对立”结构，消解了“汤姆大叔”这个懦弱的传统黑人形象，形成了非裔美国文学中的“抗议文学”的新阶段。在这部分中，张晓敏教授论述了早期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奴隶叙事和黑人文化的思想传统，考察了抗议小说形成的影响因素，总结了赖特对左翼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在赖特小说中的体现以及赖特对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张晓敏教授的结论是，人类社会正在迈向民族融合与共同繁荣的发展阶段，并努力为实现世界大同和“地球村”的终极梦想而奋斗。鉴于此，族裔文学的概念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就世界文学的普遍价值而论，学术界以人种来划分文学体裁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人不应以肤色来界定，否则就忽视了黑人自身内部复杂的族裔、语言、宗教和历史文化特征。事实上，少数族裔文学是建立在族裔、文化和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造就了理查德·赖特以及非裔美国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以赖特为代表的非裔美国“抗议文学”旨在证明非裔美国人的自我、以行动反击主流社会的强权政治、非裔美国人的精神解放等方面的正当性，而以赖特为代表的非裔美国作家不仅证明了黑人文学的创造力，同时也肩负着文学以外的期望，这正是非裔美国文学的魅力所在。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作者从宏观视角入手，论证了赖特“抗议小说”的思想性。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张晓敏教授从政治、文化和族裔性等几个方面论证了赖特小说的积极意义，即作家以最血腥、最恐怖的画面揭示了美国社会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虚伪性，为实现美利坚民族内部的共融、共通与共荣，进而实现人类和谐的理想社会做出了贡献。第二，在微观研究层面上，张晓敏教授在书中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不同作品的创作视角入手，分析了赖特小说作品的文学性，即其作品的美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证了赖特小说的政治美学价值。第三，本书采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式，从政治哲学、文艺思潮、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和多视角来论述以赖特为代表的非裔美国“抗议文学”，使其突破了赖特研究中单一层面和一点论批评传统的局限性，其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论证方法得当，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

张晓敏教授多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不仅在教学上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论文曾多次在《社会科学战线》 《山东大学学报》和《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因张晓敏在教学和科研中的贡献，她在吉林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就已晋升为教授，并不需要博士学位作为发展的“敲门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她，她于2010年毅然报考了吉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博士生。六年的博士学习与论文撰写期间，张晓敏“无功利性”攻读博士学位的态度及其孜孜不倦和不耻下问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师徒二人存在一个共同点，我本人也是在遴选为博士生导师以后才开始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法学博士学位的。鉴于此，我们师徒二人亦属共勉性质。张晓敏教授调到曲阜师范大学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值此其学术新著面世之际，应邀为其作序，这也是我的一件幸事！我期待张晓敏教授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

胡铁生

2019年3月26日于吉林大学前卫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