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非裔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的发展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探讨非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时，伯纳德·W.贝尔指出，非裔美国黑人小说是“非洲血统的美国人所写的任何散文叙述体作品，它们用符合传统习俗的、虚构的特有方式”，即“有主题地、有结构或有风格地”阐释了“美国黑人的经验，其内在的语言学特性并不全面地阐明它的解释、接受和名声”[1]。自从黑人作家威廉·布朗所写的第一部小说《克洛泰尔：或总统的女儿》于1853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以来，非裔美国小说经历了早期的“辩解阶段”和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期，芝加哥代替哈莱姆，成为非裔美国文学的中心，史称“芝加哥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个时期，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在一批有影响力的黑人校友的支持和鼓励下，对美国城市黑人贫民区和种族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黑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他们的观点，黑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社会底层黑人的不满与抗议，以使美国白人意识到黑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理查德·赖特坚持“艺术即武器”的态度，现实地抒发了其“抗议”的主题，其代表作品《土生子》“向全国表明，美国如此对待黑人群众造成了黑人的怨恨、无助感、暴力和革命的可能性”。赖特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向广大读者和美国社会传递出两个信息：“在美国做个黑人意味着什么”和“创造了这样一个异类土生子对美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2]

1965年一项对38位美国作家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有半数以上的美国作家坚持认为理查德·赖特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非裔美国作家，是非裔美国文学发展的催化剂和强化剂。[3] 可以说，赖特对其同时代以及后来很多非裔美国作家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有些人甚至得到过他文学上的指导与推荐，其中包括后来攻击他的拉尔夫·埃里森和詹姆斯·鲍德温。

理查德·赖特在美国南方长大，亲身经历了南方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并把这种惨痛经历转化成了文学作品。赖特杰出的文学成就获得了美国社会的公认，是非裔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被尊为现代“非裔美国文学之父”。1960年，随着他的离世，赖特的文学影响力开始有所下降。但是近年来，尤其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麦克·法贝尔和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等文学评论家开始重新关注赖特的文学成就，克尼斯·肯纳门和杰赖特瑞·沃德等学者致力于发掘和研究赖特作品的原稿和遗作。美国理查德·赖特研究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赖特研究”的最新成果。2008年，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堪萨斯大学等美国高校相继召开了纪念理查德·赖特100周年诞辰的研讨会。[4]

理查德·赖特是公认的非裔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学术界对其文学作品的整理、解读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和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赖特无论是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革命性，还是他对詹姆斯·鲍德温等后辈作家的提携，都堪称非裔美国文学中的一代宗师。尤其重要的是，赖特作品中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进一步提出和阐释了何为“黑人性” （Blackness）问题，其对美国的种族问题、阶级问题、文化问题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考问，从而拓宽了非裔美国文学的题材与主题。除了作为成功的小说家被载入史册以外，赖特对种族问题和阶级压迫等社会问题也时常发表见解，他曾参加了著名的万隆会议以及1956年的巴黎非洲裔作家大会，因此他又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美国黑人思想领袖。他与约翰·里德俱乐部等美国左翼文艺界的合作与分歧，对我国学术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文艺政策的研究层面，均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赖特的经历对其文学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赖特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纳齐兹镇附近一个极度贫困的黑人佃农家庭。他5 岁时，父亲弃家出走，他和弟弟随着母亲四处流浪，一度被送进孤儿院，后来又辗转寄养在亲戚家里。赖特儿时被寄养在他舅舅家中，备受虐待，在外面又遭受白人的凌辱，恐惧和愤怒伴随着他的苦难童年，本应接受的正常教育就更无从谈起。教育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赖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种族歧视的时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既没有政治权利又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不能接受与白人孩子同等的教育。赖特的受教育道路艰难而曲折，他先是在教会学校学习，虽然他很不情愿，但却可以省掉课本费；后来赖特终于转到了公立学校，他下定决心，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生活变故。真正开启赖特心灵之窗的是他在孟菲斯一家报纸上读到的一篇社论，该社论是著名批评家亨利·路易斯·门肯撰写的谴责白人社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激起了赖特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他不惜以伪造图书卡的方式去借书。读了门肯的作品后，赖特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门肯强有力的语言表述和率直的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批评态度唤醒了赖特。赖特写道，“读完这本书时，我确信自己过去是忽略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某些事情”，此时他才将自己的经历与这种美国族裔传统联系起来。

自从1938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汤姆大叔的孩子们》以来，赖特就获得了国外学界持续的关注，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随着后殖民理论和非裔美国文学的兴起，有关赖特的文学、文化研究呈爆炸之势增长。在 JSTOR、Cambridge Journal、Oxford Journals、EBSCO、Gale等权威数据库中以“Richard Wright”为关键词，共检索到图书和论文达400篇以上，除文学研究外，学术界对其研究还涉及政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其他学科，并且论文数量呈逐渐递增的趋势。这一现象表明，理查德·赖特不仅是非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多种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生成点。就学术界对赖特研究的范式而言，总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传记研究，即从总体上研究赖特其人其作。学术界既关注赖特的生平、言论、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文化活动，又从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赖特的文学贡献与思想遗产做出评价。此外，由于赖特除文学创作外，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因此研究者对赖特的政治倾向也往往给予一定的关注，特别是赖特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认识、转变以及他与美国左翼团体之间的关系等。

在对赖特的整体评价上，最具权威性的当属非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泰斗级学者伯纳德·W.贝尔。他的《非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堪称非裔美国小说研究的经典著作。贝尔将赖特视作自然主义小说在非裔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坚持“人的性格和历史完全可以用生物学和社会经济学的事实加以解释”的观点[5]，其赖特评价模式被后来众多非裔美国小说家效仿。结合当时美国的思想界状况，贝尔指出赖特在其作品中发展了当时芝加哥学派的种族关系和黑人人格理论，并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影响，因而其自然主义的笔触同样在非裔美国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同时，对于赖特小说中的一些内在缺陷，贝尔也有着精确的论述，如《土生子》中单薄的人物刻画、法庭上以街头演说的口吻发言、笨拙的象征主义修辞等。在贝尔看来，赖特对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传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身负的一项使命、传递的一种信息：他要担负的使命是以自己自然主义幻想的真实和技巧的力量来征服白人世界的情感；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是，非洲裔美国黑人是“美国的隐喻”。[6] 这些论述对于当代学术界认识赖特小说创作的总体特点、客观评价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

其二，个案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即针对赖特的某一部或某几部作品进行细读和文本分析，从而对赖特的写作手法、叙事技巧、语言修辞及主题变化等得出相应的总结和规律性评价。由于近些年西方文艺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对赖特小说的解读也日趋多元，很多研究者将赖特的文本视作理论的“实验场”，虽然这种研究方式不免会陷入理论先行或牵强附会的误区，但也在客观上大大拓宽了赖特研究的视野与深度，强化了赖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由于赖特其人其作都具有典型的“黑人性”，因此赖特与黑人文化的联系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特别是赖特对黑人文化传统的吸取与扬弃，不仅有助于理解赖特本人的思想倾向，也为反思黑人族裔与美国白人、非洲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碰撞提供了借鉴。罗伯特·巴特勒的论文《在自然主义的宇宙中寻找救赎：理查德·赖特在〈黑孩子〉 中对南方宗教背景的运用》对赖特的创作追本溯源，一方面承认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对赖特叙事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多数学者都在关注赖特童年的底层经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对他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更为深远的宗教传统。从美国南方黑人浓厚的宗教情结入手，巴特勒认为基督教的神话与意象为赖特小说中的戏剧化想象与象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与赖特所追求的理想世界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这一点在其自传性作品《黑孩子》中尤为明显。巴特勒指出，《黑孩子》中有明显的双重叙事，一为外部叙事，表现美国南部乡村与北部城市的“地狱”景象以及这种恶劣环境给人带来的痛苦折磨；二为内部叙事，表现主人公虽身处困境，但仍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向往内心中的“天堂”。[7] 这种叙事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将赖特小说纳入了以但丁的《神曲》和艾略特的《荒原》为代表的基督教叙事传统中，从而为理解赖特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三，比较与影响研究，这其中又含有多个向度，其中主要是将赖特的创作成果与其他非裔美国作家和白人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如对詹姆斯·鲍德温、拉尔夫·埃里森、托妮·莫里森以及同期的白人作家如威廉姆·福克纳和厄内斯特·海明威等的比较研究。随着学术视野的进一步开放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是将赖特与其他第三世界的族裔作家进行平行研究，特别是从“离散”的角度出发，探讨弱势文化、弱势民族面对强势文明冲击与同化时的表现与所采取的策略。总体而言，阐述赖特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世界文学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赖特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由于赖特还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与黑人思想的领袖，其文化、文学活动范围遍及美国和法国，因此有关赖特与其他领域知识分子的合作、论争与传承同样也是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较为活跃的赖特研究学者劳伦斯·杰克逊的长篇论文《批评的诞生：埃利森与赖特的文学友谊》，从这两位黑人作家的个人友谊到二人在文学风格上的影响与发展，借助翔实的资料与文本细读，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梳理出非裔美国文学的一段发展史。杰克逊指出，自1937年两人第一次在纽约相遇以来，赖特不仅将埃利森引入文学圈，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为埃利森展示了“非裔美国人的人性范式”[8]，在文风、主题和思想上均对埃利森起到导师的作用。对于两人后期的分歧，该文也有较详细的分析。

总体而言，目前美国学术界对于理查德·赖特的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研究不仅在材料的发掘与整理（如赖特的遗作、生前未发表的手稿等）方面颇有进展，也在更大的意义上有助于拓宽该领域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文本分析的穿透力；学术界不仅将赖特的创作视为美国族裔文学中的代表，而且将其纳入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些都对我国的赖特研究起到良好的示范与借鉴作用。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赖特小说研究对于“少数族裔美国文学作为各自族裔的心理结构体现”，“在美利坚民族的总体框架下出现异质文化与美利坚主流文化并存共生的客观现象”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9]

由于赖特的少数族裔身份和参加美国共产党的经历，我国学术界一直以来对赖特保持着关注。但受限于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相比于美国学术界丰富多彩的阐释角度，长期以来我国对赖特的研究偏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批评，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基本以赖特最为经典的著作《土生子》为范本，而对赖特后期的小说及晚年的俳句关注较少。但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学术界与国外交流日益增多，有关赖特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论文成果增多的同时，其批评方法与材料选择也屡见新意。在中国知网以“理查德·赖特”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期刊论文200 多篇，学位论文70 多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2篇，专著2部。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赖特的研究成果虽较为丰富，但多以单篇论文或硕士学位论文为主；另一个问题是虽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所提高，但研究者的队伍目前来看却相对集中，这表明我国赖特研究还具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国内赖特研究的主要范式有以下三种。

第一，小说艺术及文学史研究。主要从赖特的文本特别是小说作品出发，通过对其作品的研读与分析，阐释其创作的技巧与得失，尤其关注自然主义的描写与意象的运用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赖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定位。赖特小说创作渊源多样，其中既有英美经典文学的传承，又有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滋养。作为黑人作家的赖特，从小就受到美国南方黑人文化的熏陶，因此其作品在叙事框架、象征手法和语言运用等方面呈现出独有的丰富性与融合性，这些均为该类研究的基本着眼点。

第二，作品主题及思想研究。该研究范式主要探讨赖特小说中隐含的主题，并从中管窥赖特本人对于黑人解放、资本主义生产、性别关系以及宗教等问题的看法，从而深化对赖特本人及非裔美国文学的理解。在该关注点中，学术界的焦点比较集中于赖特的小说《土生子》，只是在近年来，学术界才开始有人对赖特移居法国之后的创作进行研究，诸如《野蛮的假日》《局外人》《长梦》及其晚年创作中的俳句。

第三，跨学科研究，即以赖特的小说文本为基础，结合文化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对其作品做出更具理论广度与深度的解读。如果说前面提及的两类研究都偏向纯文学或文学史研究的话，那么此类研究则体现出近些年来理论先行的学术趋势，更加体现出学科融合的特点。这里尤其常见的是心理学（如精神分析）研究。由于赖特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将一些精神分析上常见的病理如焦虑、性压抑乃至性变态等融入自身的小说中，因此他的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赖特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运用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其进行图解，而是将其作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进而丰富了其作品的表现力和深化了其探讨问题的深度。另一个倾向是运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来重构其小说，这与赖特晚年在思想上的公开转变是一脉相承的。

赖特是一个对社会及文化问题极具敏感性的作家，一方面他痛彻地感悟到黑人所遭受的社会不平等待遇以及这种不平等给黑人的身心带来的摧残；另一方面他也明白无误地体会到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赖特在展示黑人现实生活的原貌时，在忠实于生活本原式样的同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创作天赋，在作品中显示出现代主义的写作特征。对赖特而言，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其目的就是“获得一种自然状态，或是自然变化，这样就给读者一种强烈的主观印象”。正如他所说，“如果我能用文字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并且能使读者忘记文字的存在，只意识到对作品的反应，那便证明我知道如何进行小说叙事了”。[10]

赖特命运多舛，他的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首先，作为黑人的后裔，他的家庭背景注定了他要长期忍受来自外界白人的歧视与压迫，始终徘徊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而不被接纳。这种卑微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赖特日后写作的立场和方向，但是这些歧视与排挤并没有把赖特压倒，相反，练就了他的铮铮铁骨和坚韧不拔的写作毅力。其次，他在生活中亲眼看见了黑人同胞遭遇的不平等待遇，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族裔自尊心，也激起了他对本族裔的同情心。这对他日后的写作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赖特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令其视角更加开阔，新思想的接受与洗礼强化了他自身的种族自豪感以及为黑人同胞伸张正义的英雄精神，这种文学使命感使赖特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上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指引着后来的黑人作家新秀，为本族裔的文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赖特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磨难，但是这些经历却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宝贵而翔实的写作素材，赖特在文学领域的厚积薄发，为非裔美国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赖特无愧于美国黑人评论家们所赋予的现代“非裔美国小说之父”的称谓。这一点也正如华裔美国作家徐忠雄所认为的那样，少数族裔作家“把写作看成是一种信仰”“是政治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驱动作家去写作的那种力量，在写作中准确地反映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11]

美国著名作家、文论家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指出：“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12] 纳博科夫在这里强调了两点：其一，不要先入为主；其二，不要忽略小说细节。实际上，这两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若想避免走入“先入为主”的误区，读者和批评界就必须重视小说的细节阅读；反过来，通过细节阅读，读者和批评界才能徜徉在作家的虚拟世界里，才能尽可能精确地捕获作家的意图与作品的内涵，从而把作家的整体创作勾勒出来，进而还原作家创作的原本目的。

为了更客观、更全面地评述赖特，尽量避免顾此失彼，赖特批评就应从作家的个人经历入手，以及对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展开研究。任何一个作家，尤其是西方作家，其创作都是以其自己或者周围人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的。鉴于此，在评述赖特的作品之前，需要先梳理作家的经历。赖特的经历可以概括为受饥饿和恐惧困扰的南方童年、屡屡受挫的芝加哥和纽约的求职经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历和创作、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以及1945年之后旅居国外的经历与创作。综合考察其相应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种族心理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其他多重因素，在剖析和阐释赖特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时，紧紧围绕贯穿于其整个人生和创作生涯的“愤怒与抗议”这一主线，才能对赖特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

在充分研究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赖特小说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研究就应在其创作思想及艺术风格研究领域力求客观而不主观，力求全面而不片面。从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化逻辑”角度出发，以赖特作品中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分析为基础，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赖特对待本族裔传统文化与白人现代文化的态度是既肯定黑人族裔文化的独立性与文化自信，又强调吸取其他族裔优秀的文化遗产，并试图将不同文化融合成为新型的非裔美国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加剧的今天，赖特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文化逻辑显得尤为有益。赖特作品中体现出的鲜明的政治伦理具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倾向。这一点表现在赖特不再拘泥于脸谱化和简单化地表现黑人与白人、穷人与富人以及男人与女人的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上，而是试图从更为科学、更为客观的角度刻画角色和组织叙事，使作品能够深入社会问题的肌理，探索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与话语结构。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政治伦理本身代表了赖特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而言，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意义。

限于作者的学识与能力，本书在资料把握、作品分析和理论运用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疏漏与不足。由于赖特的经历和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及其作品在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本书虽尽可能地搜集和分析了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哲学思潮方面的相关资料，以多理论视角对赖特的文学创作进行解读，但仍会存在偏颇之处，对赖特的整体评价上也不敢妄称全面、客观，因而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与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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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伯纳德·W.贝尔：《非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刘捷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Davis，Arthur Paul，From the Dark Tower：Afro-American Writers（1900 -1960），Wash-ington D.C.：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47.

[3]谭惠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理查德·赖特及其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主义特征》，《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4]庞好农：《非裔美国文学史（1619—2010）》，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5]伯纳德·W.贝尔：《非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刘捷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6]伯纳德·W.贝尔：《非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刘捷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7]Butler，Robert，“Seeking Salvation in a Naturalistic Universe：Richard Wright’s Use of His Southern Religious Background in Black Boy”，Southern Quarterly，Vol.46，No.2，2009，pp.46-60.

[8]Jackson，Laurence，“The Birth of the Critic：The Literary Friendship of Ralph Ellison and Richard Wright”，American Literature，Vol.72，No.2，2000，p.321.

[9]綦天柱、胡铁生：《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演进与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10]谭惠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理查德·赖特及其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主义特征》，《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1]胡贝克：《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特征及其时代演进》，《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