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刘宋文学之独立意义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刘宋文学是一个分界点，其自然地将此阶段文学分为魏晋文学与南北朝文学。此两阶段有着各自的文学发展高潮，前一阶段之高潮在曹魏，后一阶段之高潮在刘宋，且两个高潮中均涌现出了文学史上的一流大诗人，前一阶段以“建安之杰”曹植为代表，后一阶段以“元嘉之雄”谢灵运为代表。刘宋文学的这种分界作用赋予了其独特性，即其渐趋淡化了魏晋文学的“多情”与“气骨”，同时又尚未达到齐梁文学的“精致”与“绮靡”，而是呈现出了“巧似”与“新变”的特质。
就诗来说，经过东晋玄言诗的泛滥，刘宋诗歌中的迁逝之悲大大地淡化了。建安、正始、太康诗人中关于战乱之痛、处境之危、现实之悲的忧伤歌唱大大地退潮了，而且陶渊明那在平淡中而发出的沉郁吟咏也难以追寻了。刘宋诗人鲜少再在历史的广度与内在的厚度上着力，而是致力于表现外在的风物并细致地雕琢语言形式。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
乎？颜延年代大匠斫而伤其手也。寸草茎，能争三春色秀，乃知天然之趣远矣。”[14] 沈德潜《说诗晬语》：“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康乐神工默运，明远廉俊无前，允称二妙。延年升价虽高，雕镂过甚，不无沉闷，要其厚重处，古意犹存。”[15] 故刘宋诗歌拓出了一个“声色大开”的新局面。
就赋来说，刘宋之赋以体物抒情小赋为主，且完成了由古赋向骈赋的转变。两汉是铺张扬厉的大赋的天下，且以古赋为主。建安至魏晋时期，经历了大赋与小赋从平分秋色到小赋渐占上风的变化，此时期古赋虽然占主要地位，但骈赋亦在萌芽和成长。刘宋时的赋作，语言的属对比前代更为精工，字句更重雕炼，音韵更加和谐。如谢庄的《赤鹦鹉赋》：“云移霞峙，霰委雪翻。陆离翚渐，容裔鸿轩”，“月圆光于绿水，云写影于青林，溯还风而耸翮，沾清露而调音”[16]，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切，而且在音韵上亦是两两相配，有抑扬顿挫之美。这种从字面到音韵均工丽巧妙的偶句，在魏晋之赋中只能偶然一见，然在刘宋赋中却不可胜数。此外，前代赋中参差不齐的复对句式，在刘宋时期也已演变、发展为以四六对句式为主的偶句。如鲍照《芜城赋》：“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17]，《野鹅赋》：“集陈之隼，以自远而称神；栖汉之雀，乃出幽而见珍”[18]。等等。这意味着，刘宋之赋实现了由“古”向“骈”的转变。
就文来说，其变化特质大致与赋相同。四库馆臣在梅鼎祚《宋文纪》提要中云：“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齐梁，纂组之风渐盛。于八代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19] 前期之文尚存魏晋散文之清俊与质朴，后期之文偶对愈工、声韵愈谐、用典愈繁、辞彩愈丽，已是较为成熟的骈文了。于景祥先生《中国骈文通史》云：“它已完全脱离了‘率然对尔’的自然状态，成为着力追求形式技巧之美的独特美文，好像一个乱头粗服的山村小姑娘来到锦衣玉食、雕梁画栋的富贵人家之后，经过精心的妆扮，满头珠翠，满脸胭脂，满身绮罗；由原来淳朴可爱的天生丽质一变而为雍容华贵、光彩照人的绝代佳人。”[20] 刘宋之文辟出了一个骈文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整个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刘宋文学是开端。王钟陵先生《中国中古诗歌史》认为：“整个南朝的诗歌，有三个至为重要的透视点：一是自然美的欣赏和表现之成为热潮，以及民族审美心理由此而带来的新建构；二是近体诗的兴起，‘新变’潮流的汹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复杂的文学思想之斗争；三是寒士歌吟在诗苑中的崛起及其对诗歌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影响。”[21] 事实上，第一种变化正是由刘宋作家谢灵运所引导的，第二种是由颜延之、谢庄等所引导的，第三种则是由鲍照所引导的。程章灿先生《魏晋南北朝赋史》云：“题材内容极其表现上的贵族化倾向，形式上的唯美化追求和语言上的诗化趋势，理论批评的总结和发展，突出体现了南朝赋的特点与成就，同时反映了南朝整个文学创作和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独特风貌。”[22] 同样，整个南朝赋体的唯美化倾向、诗化趋势，亦是由刘宋作家颜延之（如《赭白马赋》）、谢惠连（如《雪赋》）、鲍照（如《舞鹤赋》《野鹅赋》等）、谢庄（如《月赋》《赤鹦鹉赋》等）等人所引导的。南朝是骈文的黄金时期，而刘宋一朝实肇其端。诚如于景祥先生所说：“刘宋一代是江左唯美主义文学之开端，更是四六骈文鼎盛之期的第一步。”[23] 此时的颜延之“开骈文雕绘之习”[24]，谢庄“为骈体之完备与鼎盛多有贡献”[25]，他们在创作上对精致与绮丽的追求，引导着整个南朝骈文的方向。从一种诗体演变成另一种诗体，从一种文学现象演化为另一种文学现象，常常要经过一个准备、酝酿阶段，而刘宋便是整个南朝文学的准备阶段。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史中，刘宋文学是分界，处在一个转折的阶段。在南朝文学的发展史中，刘宋文学是开端，处在一个准备阶段。故爬梳刘宋文学之嬗变轨迹，摸清其嬗变的规律，对于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5—1717页。
[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6页。
[3]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4]刘勰《文心雕龙》：“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当时，刘裕尚未称帝，故为“教”。
[5]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2页。
[6]严可均辑：《全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2页。
[7]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7—788页。
[8]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
[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页。
[10]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页。
[1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页。
[1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3]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14]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6页。
[15]沈德潜：《说诗晬语》，丁福保《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32页。
[1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19页。
[17]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8]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19]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1页。
[20]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21]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554页。
[22]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23]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24]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6页。
[25]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