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小说的繁荣及其成因

中国小说发展到晚清时进入繁荣期。从创作数量看，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比中国古代小说的总量还多。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近代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合计10011种。2002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又有增加。也就是说，近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至少也在万种以上。另据欧阳健《晚清小说史》里依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 2部，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年间，却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48部。其中，1900年出版3部，与过去平均数相同；1901年出版9部，1903年出版39部，形成第一个高峰。1907—1909年出版104部，是1900年的34倍。[1]这些统计，一方面证明了近代小说确实呈现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从中也能看出正是1902年倡导“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创作量激增，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近代小说之所以在此期走向繁荣，是因为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传媒和读者背景。

一 社会思潮与政治环境

从社会思潮剖析之，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巨大的变故，曾经辉煌的古老帝国一步步走向衰落，国民对于清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梦醒后乃是失望之至，顿生谴责之意。诚如鲁迅所言：“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3]而作为清政府统治体系的直接载体，官场的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活跃其中的官员们，多为捐纳得位，于是，官员一改昔日治世良才的形象，庸才充塞官场，腐败、贪婪成风，自然容易成为谴责对象。同时，社会动荡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力，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使文人不再畏惧文字狱，敢大胆创作揭露时弊和官场黑暗的小说。上海租界的存在，更是为小说家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里，小说家不必忌讳自己的作品是否与传统道德冲突，即便是宣传革命的作品，也不会马上带来祸害。包天笑当初欲印谭嗣同的禁书《仁学》，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后面的版权页，不印出那（哪）家的名号就是了。”[4]足见列强入侵、租界存在状态下，传统士人对政府权威蔑视到何种程度。因此，此期小说在题材上呈现出以往难有的多向性，对社会思潮的反映，也处于同步状态。

从政治视角考察，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小说创作的繁荣均与政治家的倡导有关。康有为、梁启超在发现了小说具有超越六经的传播功能之后，便有利用小说宣传其政治主张的意图。1897年，康有为认为小说“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5]对小说便于传播思想、易于接受的特征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受其影响，1902年，梁启超著文抬高小说的地位：“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6]“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7]严复、夏曾佑认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同时，“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8]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四十一册《蒙学报演义报合序》里声称：“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因此，他倡导“小说界革命”，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认为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的革新，都有赖于小说的革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些倡导，虽说将社会功利放在首位，与传统的“教化”文学观有相通之处，却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是，将小说当作社会改良运动的工具，希望以小说刺激麻木的国民，实现救国理想。此后，梁启超利用其影响力，译介日本的政治小说，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以实际行动引领着小说与政治结缘；并带动一批将小说当做改良社会工具的政治家投身创作，推动了小说创作的繁荣。

二 文化冲突与外来影响

从文化视角研究之，可以发现文化冲突与整合为小说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对此问题的阐释可从创作主体、外来思潮、小说翻译三个层面展开。近代小说的创作主体大多是从传统文化阵营中突围出来的文人，他们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其优长与不足皆有透彻了解，为其用小说表现具有传统文化内蕴的题材奠定了基础。冲出旧的藩篱后，无论是像梁启超那样置身东洋，直接感悟西方文化，还是如刘鹗那样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抑或是李伯元、吴趼人等离开故乡，在上海租界异域氛围里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内涵，均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于是，其文化构成便不再如古代作家那么单纯，在意识深处往往存在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他们创作的小说，便具有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内蕴，不管是如《文明小史》里对外来文明的引进与抗拒，还是像《孽海花》里表现的多重文化冲突，无不扩大了中国小说的表现领域，有助于小说创作的繁荣。

外来思潮的存在多方面促进了近代小说的繁荣。首先是使近代小说出现了新的时代风貌，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无论是哀情小说里描写新式学校的交往礼仪，还是写学校开运动会，抑或是谴责小说里对西餐、西装、皮蓬马车、轮船、火车等代表西方科技发展物品的描述，均比传统小说动辄神魔鬼怪、皇权争夺贴近读者，而且是读者渴望了解的对象；对读者有吸引力就意味着有市场，能够拉动小说创作的繁荣。其次是小说人物形象的立体化。近代小说不再停留在对现象外在元素的描写上，而是抓住社会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困惑描写其自主意识，使人物形象凭内在魅力吸引住读者。从《玉梨魂》《冤孽镜》等哀情小说对青年人生存中进退失据、充满失落迷惘心态的揭示，以及他们爱而不能得其所爱的痛苦心理，到倡门小说里妓女喊出“我们到底是一个人呀”，皆体现出传统小说中不可能出现的内涵，呼应着年轻读者对人本意识的追求。再次，从语言层面看，大量西方语言的引入和外来词的介入，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超前意识，无疑也推动着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促进着近代小说的繁荣。语言承载着时代变化的信息，如果我们不仅仅视其为工具，而是透过语言体悟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读者的审美趋好的话，应该承认，此现象反映出近代文学趋新趋洋的语言走向。

近代中国对外国小说的翻译始于1872年5月《申报》开始连载的《谈瀛小录》和《一睡七十年》。虽然1840年广学会就翻译了《意拾喻言》(今译《伊索寓言》)，实际上，这是寓言，而非小说。《谈瀛小录》则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有关小人国的内容；《一睡七十年》是美国作家欧文的作品。它们属于纯正的翻译小说。1872年11月，中国最早的文艺刊物《瀛寰琐记》创刊，并从第3卷开始连载英国小说《昕夕闲谈》。1885年，《万国公报》连载《回头看纪略》；1887年广学会出版李提摩太的译本《百年一觉》。1896年，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连载了翻译侦探小说；1898年，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发表他翻译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佳人奇遇》等。1899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随着鲁迅、周作人、苏曼殊、周桂笙、陈冷血、包天笑等高水平翻译家的出现，西方文学名著开始大量翻译进来。从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统计的数据看，翻译小说占此期出版小说的近三分之一，是很可观的文学成就。这些翻译小说的出版，从四个方面推动了近代小说的繁荣：第一，翻译小说蕴含的文化理念影响了作家的主体意识，提升了近代小说的内蕴。由于翻译小说大多是欧洲和美国、日本的作品，因此，其承载的西方价值观、情爱观、婚姻观等，对翻译者和阅读者而言均有熏染，待这些翻译家从事创作，或读者受其翻译小说影响动笔写作时，其小说中传达的往往是相对进步的理念。第二，翻译小说成为近代作家创作的范本。中国侦探小说受益于西方侦探小说是最直观的现象，近代短篇小说所受翻译西方小说的影响更大。无论是截取横断面反映生活本质的结构方法，还是捕捉住一种感受创作出抒情小说的思路，均能够从西方小说里找到渊源。第三，翻译小说输入了西方小说的创作技术。从侦探小说整体结构上的倒装叙事，到抓住人物心理细腻刻画，对近代作家都有直接的影响。林纾翻译侦探小说《歇洛克奇案》后就概括其倒叙手法曰：“上文言杀人者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始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惶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9]可见，倒叙手法已经被近代作家所认知，且在创作小说时尝试运用，如吴趼人《九命奇冤》对《毒蛇圈》的借鉴等；刻画人物心理的技巧，在鸳鸯蝴蝶派作家手中已经能够灵活运用。从叙事人称方面看，西方小说擅长运用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已经被近代作家掌握，在吴趼人、徐枕亚、李定夷等人的小说里，都有这种叙述手法的成功运用。第四，对近代文学评论产生了积极影响。梁启超等人对小说地位与价值的评判，与他们对西方小说的价值“误读”有关。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运用康德、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评论中国经典小说，建构起具有独特价值的小说悲剧理论。鲁迅早期文艺观的形成和《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的创作，显然与其翻译《域外小说集》有难以分割的关系。这些大师们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反过来激发年轻作家们的创作，也有助于近代小说的繁荣。

三 传媒发达与作家自立

近代小说的繁荣还得力于传媒发达与作家自立。近代传媒的发展建立在引进西方印刷技术的基础之上，同治、光绪年间，西方先进的机器印刷技术和设备传入中国，并很快推广开来，为大规模印刷、出版小说创造了条件，也为报刊业的发达奠定了物质基础。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纸是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办的《中外新报》。至1902年，全国报刊已达124种。[10]

文学期刊的起源被认定为1872年11月11日创刊的《瀛寰琐记》， 1875年停刊后，又先后改名《四溟琐记》《寰宇琐记》，发行至1877年。它们都是申报馆附印的文学期刊，即为了增加申报的发行量而印行的，还没有独立的文学品格和自主意识。倒是1876年沈饱山编的《侯鲭新录》和1892年韩邦庆编著的《海上奇书》更能够反映编者的审美趣味与文学主张。前者主要通过收录诗文进行劝诫，后者则是文学性较强的刊物，其三个栏目各有特色：《太仙漫稿》登载作者的文言短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分回登载其长篇小说，《卧游集》登载前人的笔记小说。由于特色鲜明，被颠公在《嬾窝随笔》中赞为：“按其体例，殆即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至1902年《新小说》杂志出，则标志着文学期刊的成熟，其“著译各半”“文言俗语参用”的主张，明确按质付稿酬的做法，对后世文学期刊均有示范作用。其后以《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为代表的文学期刊大量涌现，报纸连载小说也成为流行方式，文学发展与报刊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在小说发展诸环节中，传播媒介处于中间位置。“‘创作——传播——创作’，这是小说发展的一个公式，若传播环节一旦断裂，定将严重影响后来创作的规模、风格与水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物质载体问题的解决，是小说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11]随着近代报刊与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大量报纸连载小说、诸多书局重印古典名著或及时出版创作小说，为小说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条件。民初创办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须登记；二、纸张价廉；三、邮递便利，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12]可见，期刊的大量出现有其现实基础。就传播方式而言，“在近代，文艺报刊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以小说而论，不仅数千篇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最新发表在近代报刊上，而且许多长篇小说也是首先在杂志上连载，而后再由出版社刊行”。[13]汤哲声认为文学期刊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化的个体意识逐渐向群体化、集约化靠拢，对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文学结构的构成影响极大。”[14]如果说《海上奇书》宣传的还是韩邦庆自我的观点，那么，《新小说》及后来的小说期刊代表的已是群体的观念，刊物自然就成为特定群体理念的载体。以狭邪小说的创作为例，其作者不与报界发生联系的极少，尤其是后期狭邪小说作家更是如此。“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报人小说家开始登上文坛。其代表人物是李伯元、吴趼人、韩邦庆、孙玉笙、高太痴等人。”除高太痴外，全是后期狭邪小说作家。其实，俞达、邹弢曾是《申报》文艺副刊作者队伍的重要成员，邹弢还是《趣报》主笔。[15]显然，此时狭邪小说的作家构成已经不再是以失意的游幕文人为主，而是以从事报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了。

这样，报刊和小说作者已经建构起互动关系。小说借报刊得以广泛传播，不少作品在刊行前就通过报刊大作广告，自我宣传；[16]一旦发表，则能够为报刊吸引更多的读者；报刊也制约着小说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必须考虑报刊的特点，甚至连刊行方式都追求新异。曾有学者这样总结：“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上海出现的这些狭邪小说，在刊行方式上也纷纷推陈出新，与新兴的新闻报刊结下不解之缘。1892年，韩邦庆办《海上奇书》杂志，逐期登载《海上花列传》，开杂志连载小说之先河。1898年3月，《消闲报》连载吴趼人撰写的《四大金刚》(即《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引者注）等新著小说，这是连载小说从翻译向创作的一步推进。1898年6月，清末小说孙玉声创办《采风报》，附赠《海上繁华梦》，每日一页，约500字左右，也算是一种新形式。而《海天鸿雪记》采用的分期出售方式，与以往又有不同。这是报刊与小说创作的双赢局面，报刊借此招揽读者，增量发行；小说也借此拓展影响，扩大读者面。”[17]由此可见，传媒的发达确实是晚清小说的繁荣的重要因素。

传媒的发达不仅为文学的发表、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作家的自立提供了契机，因为正是近代传媒业的兴起促进了稿酬制度的建立，使作家卖文为生成为可能。学界公认的第一份小说稿酬启事是梁启超于1902年10月31日在《新民丛报》上登载的《新小说社征文启》:

第一类 章回体小说在十数回以上者及传奇曲本在十数出以上者

自著本甲等　　每千字酬金　　四元

同乙等　　　　同　　　　　　三元

同丙等　　　　同　　　　　　二元

同丁等　　　　同　　　　　　一元五角

译本甲等　　　每千字酬金　　二元五角

同乙等　　　　同　　　　　　一元六角

同丙等　　　　同　　　　　　一元二角

此则启事，无论是体例方面，还是内容方面均符合现代稿酬制度的规范；尤其是它出自“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人梁启超之手，对于近代小说作家的影响更大。1905年，沿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跻身仕途的机会，纷纷转向上海等沿海都市谋生。此时，发达的传媒对小说对稿件的需求量大增，继《新小说》登出征稿启事后，其他小说刊物也纷纷登载启事，明确稿酬等级，形成巨大的需求市场。这些因素，促使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从事小说创作，形成可观的创作队伍，推动了近代小说创作的繁荣。

四 舆论准备与读者构成

“小说界革命”之前，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不高。但是，若说起中国文学在古代社会上的地位，恐怕谁也无法回避它的崇高。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谈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已经给诗歌（时为文学的代名词）定位很高；至曹丕《典论·论文》，更是把文学的地位抬至极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理论皆强调文学的劝谕功能和传播久远性，实际上预设了文体升降的空间，即任何一种文体，只要能够阐释出符合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就有可能获得崇高的地位。事实上，在“小说界革命”发生之前，在华外国人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895年5月25日，英国人傅兰雅在《申报》上连续五次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云：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新篇，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

此启事还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其内蕴值得注意之处有三：首先，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关于小说易于感动人心和关注现实的传统融汇起来，立三大弊端为靶子，凸显小说反映现实的功能。其次，小说创作的目的归结为爱国主义，与古代小说扬善惩恶的旨归迥异。再次，确立了新的小说标准。一是小说“述事”和“立意”都要切近现实、真实可信；二是增加了以小说解决民族面临的复杂难题的功能，开启了小说救国的先声；三是倡导语言“浅明”、语意雅趣的文风，使所倡小说具有新的语体风貌。

傅兰雅的小说理论对后来者很有启发。1897年，梁启超、康有为、严复和夏曾佑等分别撰文《变法通议·论幼学》《日本书目志识语》和《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对小说语言的通俗易懂、小说传播功能、启蒙价值等展开阐释。尽管没有文献证明他们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但从论述对象的一致、小说观念的相似等方面可以看出，这些后来者的论述，客观上构成对傅兰雅理论的呼应。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小说界革命”时，更多学者撰文响应，确认了小说具有与其他文体一样的功能、价值，甚至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为近代小说的繁荣做好了舆论准备。

对于小说特性的认知往往影响作家的创作观，社会环境变化导致清政府管理能力的削弱，则是小说繁荣的社会舆论环境。清朝初期，政府通过制造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对小说实行禁毁政策，使得作家的创作不得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到同治时期，江苏巡抚丁日昌还实行过严厉的禁毁措施。可是，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在租界里丧失了行政与司法权，对小说的禁毁和对作家的控制都相对减弱；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岌岌可危，更无力监控作家的意识形态，于是，众多致力于改良社会或排满革命的学者积极倡导小说，社会知名人士也开始称许小说，小说发展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和舆论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读者构成也是探讨晚清小说繁荣原因应该重视的视角。小说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读者的参与，不仅因为作家的思想观念需要通过读者阅读方能达到传播的目的，而且读者的审美趣味、价值立场等也往往影响作家的创作。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在实现作品价值的环节中处于关键位置，一部文本从创作、出版到发行、流通，最终是以读者购买、阅读它，其价值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剖析小说兴起的原因，不能忽视读者视角。随着晚清政府的日趋瓦解以及传媒对其腐败情状的传播，读者对官场腐败的不满、对时政的忧虑等酝酿成焦虑情绪需要发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敢走义和团或孙中山那种激烈反抗社会的道路，尤其是有文化、有钱又有闲的市民读者，只是想借特定情景倾泻一番不满，在想象中抵达诅咒官场的境界，或在作家虚构的氛围里满足自我泄愤的目的而已。这样，揭发弊端和纠弹时政的谴责小说正满足了其需求。1907年，徐念慈在《小说林》第九期发表《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称：“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财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这份调查表提供出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当时的小说购买者，绝大部分是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而又吸纳了外来文化知识的人，因此，他们对于小说中新旧杂陈的内蕴、包容中西的艺术均能宽容。二是受过学校教育的学生占购书人数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这里，应该理清“购书”与“读书”是两个内涵并不对等的概念。作为读者构成的主力军，新式学校培养出的学生们是必须关注的群体。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参照西方体制规定三段七级，直接推动了我国新式学校的产生。据统计，1907年，我国有学校37000余所，在校生102万余人；1912年，有学校87000余所，在校生290万余人。[18]学生在学校的借阅、传阅活动，使其成为晚清小说最大的读者群。他们渴望从小说里了解西方世界、获得新的知识、释放受压抑的情绪、表达对社会腐败的不满等构成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冲击，既制约着小说创作的走向，也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