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清谴责小说发展轨迹与代表作品

谴责小说指晚清出版的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一批小说。其代表作家为李伯元、吴趼人、刘鹗和曾朴等，代表作品即所谓“四大谴责小说”，此外尚有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张春帆的《宦海》、八宝玉郎的《冷眼观》、浪荡男儿（叶少吾）的《上海之维新党》、姬文的《市声》、吴趼人的《发财秘诀》、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忧患余生的《邻女语》等。

一 谴责小说的发展轨迹

鲁迅认为讽刺小说有三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上品，颇有价值；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为代表的一类小说为中品，别名之曰“谴责小说”;“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为‘黑幕小说’。”[19]这段论述勾勒了谴责小说的发展脉络，即由谴责小说发展至黑幕小说。鲁迅以史家眼光严格审视了谴责小说的末流之作，其命名已经蕴含着价值判断。在刻意革新的政治家如梁启超眼中，黑幕小说更是一无是处，在《告小说家》中斥其“诲淫诲盗”“污贱龌龊”;[20]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文学倡导者也对其口诛笔伐，使其很难进入后世读者的视野。[21]如何评价之？黑幕小说既不像王钝根所言：“故黑幕大观，学校外之教科书也，使天真烂漫之少年，忠厚朴实之君子，读而知所戒备；尤使贫困之失，勿歆小利而堕其身家，厥功伟哉。”(《绘图中国黑幕大观·序》)，也并非叶小凤斥责的那样是“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堂，……学生之黑幕程度，继长增高，进而教之，且将与流氓拆白颉颃。”(同前）因为时人的评论，难免有树下看花不及全貌的弊端。笔者认为从文本内蕴考察之，所得结论会更客观些，也更符合研究对象的特征。

从批判者所及与学术界论及范围看，所谓“黑幕小说”主要指谴责小说之后出现的以揭示“黑幕”、曝光丑闻为主要内容的一批小说，既指张春帆创作的《九尾龟》(点石斋刊印1906年版)、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民权出版社1916年版)、李涵秋的《广陵潮》(1909—1919)、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大东书局1924年版）等具有较多社会内蕴的小说，更指杨尘因《新华春梦记》(泰东书局1918年版)、许指严《新华秘记》(上海清华书局1918年版)、孙玉声的《黑幕之黑幕》（上海文明书局1918—1919年版)、叶小凤的《如此京华》（上海文明书局1921年版)等联系现实时局、侧重揭人隐私的作品。以今日之视角解读这些文本，并不能以“黑幕”二字概而言之，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理性阐释。

《九尾龟》以文武双全的章秋谷为线索人物，揭露上海妓界存在的种种骗人恶习；通过其替人打抱不平的行为，凸显出传统士人身上蕴含的正面价值。《留东外史》对部分留学生在日本花天酒地、不务正业行为的描写，也绝非污蔑之词；只是其过分强调这些内容，而忽视了还有献身革命、寻求救国之路的留学生。《上海春秋》重在揭露都市文明的畸形状态，描绘出现代都市里不同阶层的生存画面；《广陵潮》则将笔触伸向扬州市井与乡村，在时代动荡与城乡空间中展开其才子佳人的缠绵柔情，展现其保守、典雅的审美趋好。《新华春梦记》和《新华秘记》均以袁世凯当政、复辟乃至死亡为描写对象，对其统治下的政界、军界、妓界乃至家庭生活展开或写实、或虚构的描述。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以描写上海妓界骗术吸引无数读者，以致于一续再续；其《黑幕中黑幕》则集中描写商界骗子如何利用法律的空子而获取不利之财。总体看，黑幕小说将存在于各界的内幕凸显出来，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使那些从乡下或外埠来沪者能够有所了解，起到预防被骗的作用。这是其受欢迎的原因。然而，黑幕小说中确实蕴含有大量负面信息，无论是对描述对象隐秘生活的窥视、对妓界环境的刻画，还是对商界骗术的展示、对欢场规矩的详实描写，均易使其堕落为替人中伤敌手的工具，或成为初入欢场者的所谓“嫖界指南”。这是其走向衰微的原因。

二 谴责小说代表作家作品

谴责小说并非仅仅有鲁迅小说认定的“四大谴责小说”，还有不少作家也创作有此类小说。即便是李伯元、吴趼人等人，也创作多部谴责小说。这里，对其做概括介绍，以便保留其全貌。

(一）李伯元及其谴责小说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他“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苦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22]虽出身于官僚家庭，对仕途并不执着，中秀才后仅赴院试因一次，即绝意科举；堂伯为他捐纳功名，曾国荃欲荐其应清廷经济特科，均被他拒绝。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上海谋生，他先后参与《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报纸的编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主编商务印书馆创办的《绣像小说》。1906年病逝。多年从业报界使他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生活积累，故1901—1906年进入创作的高峰期。其主要作品有5部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除《海天鸿雪记》为狭邪小说，其余4部均为谴责小说。

其《官场现形记》共60回，写于1903—1905年，是一部全面揭露晚清腐败官场的谴责小说。作者立意描绘晚清官场的全景，故上至军机大臣、督抚高官，下至知府、知县以及衙役小吏均纳入表现视野，使其成为凸显官场腐败、官员丑态的小说。小说揭示官场腐败的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疏于管理，甚至有意纵容；对捐纳制进行抨击，对官员们买官卖官的行为进行曝光。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谴责小说，其聚焦官场、描绘官员丑态的叙事策略，影响了众多作家，对谴责小说流派的形成贡献巨大。同时，将历代知识分子向往的空间（官场）作为讽刺、揭露的对象，意味着李伯元对官场的透彻观察与彻底绝望；对官场的深恶痛绝与无情揭露，象征着李伯元对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否定，是近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和文化立场的重新选择。这些方面对后人的启发，更具有思想史价值；而他开启的继承《儒林外史》传统、连缀式的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运用夸张和漫画手法刻画官场败类的叙事技巧等，对谴责小说创作与流派的形成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中国现在记》1904年6月12日—11月30日在《时报》连载，小说以中下层官员为描写对象，着重刻画靠捐纳进入官场的下层官员的贪婪与无耻。《活地狱》共43回，1903—1906年连载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作者病逝后，第40—42由吴趼人续作；第43回由欧阳钜源续作。小说侧重揭露晚清中国监狱制度的腐败，描述底层官吏对无辜百姓滥用酷刑的状况。这两部小说，对近代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甚多，是近代小说人物类型发生转换的代表文本。 《文明小史》则以1903—1905年为背景，描写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前夜的中国现实政治图景，并表现了种种假维新者的丑态和维新运动中的弊端。整体观察这些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对晚清社会的整体认知：无论高官、小吏，也不论保守、改良，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均是为满足一己私欲，都在腐蚀着满清政府这具衰朽不堪的病体。

(二）吴趼人及其谴责小说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小允，号趼人，广东南海县佛山人，故别号“我佛山人”。他出身官僚家庭，曾祖父吴荣光、祖父吴尚志、父亲吴升均为政府官员。光绪十年（1884年)，他离开故乡到上海谋生，先后主编《消闲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娱乐小报。1905年，曾受聘汉口美商英文《楚报》中文编辑，因为美国政府迫害华工，愤而辞职返回上海，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1906年，《月月小说》创刊，他任总撰述。1910年，因为哮喘病发作而去世。其小说创作集中于1903—1910年，共创作中长篇小说19部，短篇小说12部，计31部。长篇小说有《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劫余灰》《上海游骖录》《发财秘诀》《新石头记》《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等。其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游骖录》《发财秘诀》《瞎骗奇闻》等为谴责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年分别在《繁华报》《新小说》上连载。1906—1910年由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单行本。其叙事时间为1882—1903年，即从1884年中法战争前后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这20年的社会现状，故名之。小说借“九死一生”之口叙述所见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既谴责外国入侵者，也对晚清中国社会现状的成因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描写起来便能抓住关键，即清政府上下的崇洋媚外。官员们对“教民”深感恐惧，审理案件时偏袒之而压榨百姓；在真洋人面前，更是奴颜婢膝。文本不仅对官场丑态极力刻画，且揭示官场人士道德的沦丧，将晚清社会的末世情绪尽情凸现。

《上海游骖录》共10回，描写辜望延被官府诬陷为革命党人后，到上海寻找革命党人的历程。通过其视角，发现所谓革命党人的种种丑态——吸食鸦片、嫖宿妓女，口中念念不忘“革命”，实际上男盗女娼。如果考虑到小说对立宪维新派也有所批判，那么其主旨显然是谴责假革命党人和假维新派。《发财秘诀》10回，写买办区丙因为贫穷去香港卖“料泡”而发财，后结识逃犯阿巨并被介绍当上英国特务，以买办身份打入两广总督衙门搜集中国军事情报，帮助英国人攻进广州。小说侧重描写的是各种汉奸的卖国行为，谴责其丧失民族立场和国家意识。《瞎骗奇闻》8回，描写算命先生周瞎子为谋钱财，乱编谎言害得财主赵泽长家破人亡、寒士洪士仁失业丧妻，最终被洪士仁杀死。小说谴责迷信活动谋财害命，警告世人不要相信之。可见，吴趼人谴责小说的视域更为开阔，官场上下均为目标；假革命党人、维新骗子和算命骗人者，也成为其谴责对象；那些与外国人里应外合、卖国求荣者，更被他揭去画皮，露出真相来。

(三）曾朴与《孽海花》

曾朴（1872—1935)，字孟朴，号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有才名。19岁中县试第一；20岁中举后，到北京交游，认识洪文卿和赛金花，为创作小说种下初因。1895年，入同文馆学习法语，接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参加维新运动。1897年，再次应试失败后，便到上海从事实业，结识精通法文的陈季同，开始研究法国文学。1904年，创办小说林书店，开始《孽海花》的创作。1908年，参加张謇等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参加张謇为首的共和党，后任江苏省财政厅长等，到北京开会期间，撮合蔡锷与小凤仙交往，并参加护国运动。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退出政坛，开设真善美书店，翻译大量外国文学名著。1935年6月病逝世。

《孽海花》初版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是金天翮（1871—1947)，一名天羽，字松岑，笔名为爱自由者，江苏吴江人。1903年11月写此书，写了前6回，即交给曾朴续写。小说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表现了同治到光绪年间30年来文化和政治的状况，反映了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新旧政治力量的斗争与兴衰。小说具有多重内蕴：首先，揭露封建上层官僚社会生活的腐败与保守。无论是台阁重臣，还是封疆大吏，多是通过科举而当官的，故其于传统文化精通，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沉浸于惟我独尊的意识之中。一旦遇上内政外交大事，只能纸上谈兵，空发议论。金雯青还算接触过冯桂芬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但对西学不通，埋头元史考证，以至于任大使后，以巨资买下伪造的中俄交界地图，成为俄国讹诈帕米尔八百里地的口实。何珏斋在甲午战争中扬言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结果大败而回；朝廷柱石龚和甫，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却有闲情逸致，撰《失鹤零丁》，寻找丢失的一只仙鹤。(第25回）其次，小说凸现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有三个层面：其一，旧的保守文化与新的外来文化的冲突。传统士人希望坚守天朝威严，信仰“修齐治平”的“经济”之道，闭关自守以救国；洋务派人物信奉要想救国，“最好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第2回）显然，两者难以相容。其二，改革派内部也有冲突。第34回描写革命党人杨云衢、陆皓东等人的激烈主张和改良派麦化蒙、戴胜佛等人的改良主张也有冲突。其三，金雯青等人自身也有冲突。当他作为书法文章史论纲鉴皆长、二十八岁中状元的风流名士时，装饰其光彩的是旧文化的精华；当他接受改良派思想，尤其是走出国门，置身西方文化环境里时，尽管他想逃避，却不得不面对文化困境。如第23回写傅彩云受西方文化影响，不顾名分与仆人阿福私通被他发现后，他极为震惊，却未激烈处理阿福，而是低声下气求彩云忠实于他。无论对上层官员的抨击，还是对保守派的描写，均透出作者渴望改革、谴责腐败的主体意识。

(四）刘鹗与《老残游记》

刘鹗（1857—1909)，名梦鹏，字云抟，谱名震远。后改为鹗，字铁云、公约，别号鸿都百炼生、蝶隐、抱残、老铁等。原籍丹徒（今镇江市)，后随父亲移居淮安（今淮安市)。刘鹗有家学渊源，其父刘成忠，进士出身，与李鸿藻、王文韶为同年，与李鸿章、张曜为同僚，著有《河防刍议》。母亲精通音律、医学，兄梦熊通西学。这些人对其创作与人生均有影响。他视野开阔，对河工、天算、方技、医药等经世之学用功，喜欢乐律、词章之学，却不擅长八股制艺，因此两次乡试受挫后即放弃科举仕途。1884年，他接受“太谷学派”的思想，确立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1886年后，开始转向实业。1887年8月，黄河郑州段决口，清政府调广东巡抚吴大澄督办河务；他主动求见，提出“筑堤束水，束水攻沙”的建议，治黄成功而获功名，后又帮山东巡抚张曜治理黄河。1895年，进京参与洋务运动，兼理晋豫两省矿务，并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次年任《国闻报》主笔，曾对义和团运动及其兴清灭洋的口号提出非议。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他先后筹措白银一万二千两给救济善会，并主持该会救赈事务。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撰文揭露他与高尔伊“私卖浙省四府路矿”的文件，被视为汉奸。1908年7月18日，因在东北走私盐和前述问题，被捕流放新疆。1909年8月，因中风去世。

《老残游记》创作于1903—1905年，最初在《绣像小说》和《天津日日新闻》刊载，有1906年天津日日新闻社刊印本，1907年上海神州日报馆排印本。小说叙述老残行医到山东，先治好了大户黄瑞和（黄河)，梦见一艘破船；接着，他游览山东济南府，走访玉贤的种种劣迹，使冤案得以昭雪。随后，他游历黄河，了解到黄河由于人为原因泛滥成灾，给人民带来祸害；又查询刚弼经手的“月饼毒死人”案件，使案情得以大白，并救活中毒的贾家13口人。小说以寓言表现对现实的谴责，第1回有两则寓言，第一个寓言里，黄瑞和象征黄河，老残略施小计就治好了他满身的窟窿，显示出老残治世救国的本领。第二个寓言以轮船象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帆船象征中国。轮船在狂风巨浪中平安驶过，帆船则在洪波大浪中濒临沉没绝地；整体表现出作者对中国政府危机的认知。对船上四类人的描写，是作者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识，尤其是面临灭顶之灾时，人们依然拒绝老残送的一个“最准的向盘”和“纪限仪”，斥责他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革命党人也认为他是“卖船的汉奸”，终于赶其下船。这一方面反映出作者的改革主张不能实现的痛苦与失望，凸现出改革者不为人理解的孤独情怀和失败结局，也表达出作者对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国人的谴责之情。而小说以老残为线索，所写玉贤、刚弼、庄宫保三个清官的“政绩”，则深刻剖析了晚清官场中清官的种种暴政，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曹州知府玉贤急于事功、嗜杀成性，不到一年时间就制造了无数冤案，光站笼就死了两千多人。第5回描写他冤杀于朝柱一家时说：“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道理。”刚弼愚昧专断，刚愎自用，严刑逼供，虐杀好人。他认为不收贿赂就是清官，而他的不要钱，只是为了作更大的官。审理贾家13条命案时，竟然将青白无辜的魏家父女定为杀人犯。作者愤怒指出：“脏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几矣。”(第16回自评）借老残之口，大骂玉贤是“死有余辜的人”，并发誓“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列”。对“清廉得格登登”的刚弼，作者称他是“瘟刚”和“丧门星”，让老残直闯公堂，当众斥责他的虐民罪行。同样自诩为清官的庄宫保则只会死读书，不知体恤民情，重用玉贤和刚弼这样的酷吏，并废弃黄河民埝危害数十万百姓的生命。文本揭示这些清官产生的病根，显示出理性的自觉，发前人所未发，既使文本具有鲜明的谴责小说特征，又使其独具魅力，深受读者喜爱。

老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形象。其身世、性格等多具作者特质，其形象内蕴亦含多重价值。首先看其身份，乃走方郎中。这是一个居无定所、漂泊四方的角色，生存没有固定的空间，生活难有固定的职业，游走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使其对社会的了解远超他人，对世间所谓清官也有独特的理解。但是，老残又非一般的流浪汉，而是具有宏大抱负的志士，其轻而易举治好黄瑞和（黄河）的行为，恰恰说明是治世良才。无奈生不逢时，人不理解，使其壮志难酬，郁愤不休。因此，刘鹗才自称其书为“哭泣”之作。老残送给危船上的人一个“最准的向盘”和“纪限仪”，却被当作“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而赶下船。这样的结局，既是作者屡被误解的现实困境于小说中的的投影，也凸显出游移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生存处境极不稳定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故有学者认为：“注重自立治生而享受世俗快乐，关心外在世界而不必寄栖官场，老残的人生选择，传递出20世纪初士人价值观念变化的若干信息。老残是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性人物。”[23]漂泊不定的老残形象，是晚清不安现状的士人追求、探索救国道路的象征；其难觅归宿的存在困境，正是一代探索者存在状态的写真。

(五）其他谴责小说家及其作品

黄小配（1872—1912)，名世仲，字小配，广东番禺人。1895年，与堂兄一起赴南洋谋生。1901年加入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投身革命。1905年人同盟会，1912年被误杀。其谴责小说主要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宦海升沉录》等。《廿载繁华梦》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事件为背景，通过对买办周庸祐从暴发到败落生活的描写，既表现出反清革命的内容，也揭示了晚清海关数十年的腐败，进而凸现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晚清政府的黑暗腐朽。《宦海潮》通过描写张任磐借用种种无耻手段，以金钱开道打入官场，竟然能够任职总理衙门，成为出使美、西班牙、秘鲁三国的外交大臣等，揭露晚清政治的腐败。《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以袁世凯作为线索人物，通过其发迹过程的描写，表现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进而展现官场的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等弊端。

张春帆（1872—1935)，名炎，别署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著有《九尾龟》《宦海》等长篇小说。《宦海》共30回，有1907—1908年小说林社印行本。小说侧重揭露广东官场的黑暗，通过大量细节将当时官场的腐败写得淋漓尽致。八宝玉郎即王浚卿，其《冷眼观》以王小雅为主人公，历叙其19岁至32岁的所见所闻，描述庚子事变前后十多年的社会腐败、官场无耻的情状。《上海之维新党》的作者浪荡男儿乃叶景范，字少吾，浙江杭州人。该书一名《新党嫖界现形记》，共9回，以速成书院高材生沈希淹被维新朋友勾引狎妓冶游为缘起，侧重表现所谓维新志士的丑恶灵魂。姬文的《市声》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共36回。小说以上海工商界生活为题材，一方面反映纺织、茶业等受外资积压日趋萧条的情景，表现民族工商业的有志之士欲振兴民族工业的行为；一方面谴责工商界内部彼此尔虞我诈、卑鄙龌龊的做派，对工商界品格卑下者进行入木三分地刻画。碧荷馆主人有谴责小说《黄金世界》，作者生平不详，该书有1907年小说林刊本，共20回。小说以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一日（1894年3月17日）中美两国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简称《华工条约》）为背景，反对该条约，主张国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谴责清政府在强权面前不作为，无力保护海外华工的利益。《邻女语》的作者忧患余生即连梦青，北京人，生卒年不详。小说共12回，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文本前6回通过金坚在庚子事变后北上进京的所见所闻，描绘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不堪——平民百姓无以为生，卖儿鬻女，田野一片荒芜。而封建官僚们或举起降旗，全家南逃；或以放赈为名，无恶不作。起来反抗的义和团则遭到残酷镇压，袁世凯部队砍下的头颅挂满了树林。后6回通过串联几个官僚的轶事，揭露其在事变中的昏聩无能与卖国行径。同时，通过描写教案、政府与外敌议和的过程，谴责朝廷当局崇洋畏敌的懦弱行为。可见，生活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作家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即以小说作为武器，对政府的腐败、官场的丑态以及假维新、假革命等行为进行揭露与谴责，以唤醒沉睡的大众，发泄积郁胸中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