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译自关于中国“慰安妇”的首部英文专著，Chinese Comfort Women：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Sex Slaves。[1]中译本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首发繁体字版。此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的简体字版系根据繁体字版勘校而成。“慰安妇”一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20世纪30年代初至1945年，日本帝国军队在亚洲强征大量妇女，将她们称为“慰安妇”，投入军用“慰安所”，肆意蹂躏。“慰安妇”是日文同字词的直译。“慰安”二字的含义与受害女性在日军慰安所里的悲惨遭遇大相径庭，因而这个掩饰罪恶的词语是不应当用来指称那些受害女性的。本书之所以使用“慰安妇”一词，是因为该词近年来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专用语汇，在国际讨论、历史研究及法律程序中专指亚太战争期间遭受日军蹂躏的性奴隶。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将“慰安妇”一词加引号，作为一个专题讨论用语使用。

关于“慰安妇”的报道在日本战败后曾零星见于一些回忆录、艺术作品、小说、杂志及电影、书刊[2]，但直到1990年年初“慰安妇”索赔运动兴起，这一问题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议题。[3]“慰安妇”索赔运动最初由韩日学者及妇女运动组织发起，很快得到了各国民间团体、研究人员、法律专家及媒体的关注与支持。这场运动所形成的国际社会话语环境为日军慰安所幸存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她们终于能够打破沉默，公开讲出自己战时的悲惨遭遇。

“慰安妇”口述史的英文出版概况

1991年，韩国幸存者金学顺（1924—1997）首先站出来，以原日军“慰安妇”的身份公开做证，带动了更多的慰安所幸存者出面讲述自己战时的经历。幸存者的控诉为了解日军慰安所的真相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搞清“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提供了关键信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研究者为记录、刊行幸存者的口述材料，以及把她们的口述史介绍给国际社会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慰安妇”口述史的英译本中，两本幸存者自传影响较大。一本是《五十年的沉默》（Fifty Years of Silence，1994），该书为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裔受害者珍·拉芙—奥赫恩（Jan Ruff-O'Herne）所著；另一本是菲律宾受害者玛利亚·罗莎·汉森（Maria Rosa Henson）的《慰安妇：苦命的奴隶》（Comfort Woman：Slave of Destiny，1996）。这两本书详细记录了受害者在亚太战争期间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苦难经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此同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发表的专题报告《慰安妇：无尽的煎熬》（1994）[4]，也刊载了菲律宾及韩国幸存者的口述材料。随后联合国的三份调查报告相继问世，将“慰安妇”制度明确定性为日军性奴隶制度。[5]这些调查报告中所揭露的日军“慰安妇”遭受的非人待遇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1995年，Keith Howard编辑的英文专集《韩国慰安妇纪实》（True Stories of Korean Comfort Women）出版发行。此书韩文原版为“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和“挺身队研究会”所编，收有19位原“慰安妇”的口述材料。该书作为首部“慰安妇”口述史专集，是韩国幸存者的集体控诉，有力地挑战了战后日本官方对那场侵略战争所作的描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原“慰安妇”证言被译成英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Chungmoo Choi主编的《慰安妇：殖民主义、战争与性》（The Comfort Women：Colonialism，War，and Sex）；Dae-Sil Kim-Gibson的专著《打破沉默：韩国慰安妇》（Silence Broken：Korean Comfort Women；与该书同时发行的还有著者的获奖纪录片，内含36分钟的韩国原“慰安妇”的证言）；由Sangmie Choi Schellstede主编、译自华盛顿“慰安妇”问题联盟访谈录的《慰安妇在控诉：日军性奴隶的证言》（Comfort Women Speak：Testimony by Sex Slave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以及由Nelia Sancho主编、亚洲女性人权委员会出版发行的《亚洲妇女遭受的战争罪行：“二战”时期的日军性奴役——菲律宾慰安妇》（War Crimes on Asian Women：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during World War Ⅱ—The Case of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6]与此同时，一些英文学术专著和大众读物也发表了部分慰安所幸存者的口述片段。[7]幸存者口述资料的出版及学者们将其介绍给国际社会的努力，不仅对世人认清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本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在当前国际性的“记忆变革”（memory change）[8]中有着重要意义。千百年来，社会的、政治的、男权至上的历史叙事惯将女性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正常化，将战争与性暴力的联系合理化。慰安所幸存者讲述的亲身经历不仅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叙事逻辑，也引起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及相关的人道原则的广泛注意。

随着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口述史以英文出版，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讨论中终于听到了慰安所受害者的声音。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慰安妇”的信息在国际上却明显地缺失。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除少数东南亚地区的受害者外，此前见诸英文的幸存者口述资料大多采自日本前殖民地的受害者，而日军占领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受害者的资料，几近全无。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这一复杂历史问题的全面认识。

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争论

在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国际讨论中，日本军队到底有没有强迫女性进入慰安所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韩国受害者最初站出来做证时，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前日本帝国军队与强征妇女有任何瓜葛。直到1992年，日本历史学教授吉见义明公布了他所发现的战时日本官方文件后，日本政府才改变了原先的说法。从那时起，日本的进步学者和法律专家始终在支持“慰安妇”索赔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2007年，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n Japan's War Responsibility，JWRC）的专家们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呼吁书》。呼吁书指出：“前日本海陆军为满足军人的需要建立了‘慰安妇’制度。由军方决定慰安所设立的时间、地点、方式并付诸实施，提供房屋，制定规则与收费标准，同时掌控对慰安所的管理。日军完全清楚这些女性是如何被投入慰安所的，也十分清楚她们进入慰安所之后遭受了何等折磨。”呼吁书最后强调：“如果日本国内以往的执照卖淫制度可被称为一种变相性奴役，那么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则是彻头彻尾的、赤裸裸的性奴隶制度。”[9]

持这种看法的不限于日本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众多学者、法律专家和人权运动人士都将战时日本的“慰安妇”制度定性为强制卖淫和军事性奴役制度。[10]然而长期以来，部分日本政府官员却始终坚称无确凿文件可以证明日本政府与军队参与了强行将女性送入前线慰安所的行动。[11]一些保守作家和右翼人士也声称，“慰安妇”是在战区私人经营的妓院里卖淫的职业妓女，并未受到国家或军队的任何强迫。[12]

妮克拉·亨利（Nicola Henry）在研究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时指出：“在亚洲广泛建立‘慰安所’并将她们称为‘军妓’的做法，在道德概念上起着混淆黑白的作用，把本应受到严厉谴责的日军性奴役行为涂改为受害者参与合作”，从而使受害女性在国内外寻求公道的过程中遇到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13]的确，“慰安妇”被征入慰安所的方式多种多样，她们在慰安所中的遭遇也不尽相同。这种复杂性的存在不仅被右翼分子和保守人士用来否认日军曾犯下的性奴役罪行，也使一些同情受害者的学者对是否应把“慰安妇”制度定为性奴隶制度产生了疑问。韩裔美国学者C.Sarah Soh在《慰安妇：性暴力与韩日的后殖民时期记忆》一书中，就不赞成“日本的进步历史学家做出的笼统定性，把这一现象看作是‘官方有组织的性暴力’或‘系统性的、全面的军事性奴役’”[14]。她强调“慰安妇”被送入慰安所有不同方式，而且她们在慰安所中的经历存在多样性，认为将慰安所认定为“强奸中心”是“有失偏颇”。[15]Soh试图跳出日本侵略战争背景的局限来分析针对女性的“结构性性暴力”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16]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专著提供了一个不同视点。然而，正如Soh的书名所示，她的研究主要以韩日受害者为调查对象，基本未涉及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日军占领下各国受害者的遭遇。[17]应当指出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研究者的调查表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总数远远超过以往的估计，其中在日军占领区被掳掠的中国女子就约达20万之多。[18]不全面了解这一受害者群体的经历，就无法对“慰安妇”制度的性质做出正确分析。

被长期掩盖的暴行

中国受害者数量惊人，但长期以来却鲜为国际社会所知，这种状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绝大多数中国“慰安妇”是在日军占领她们的家乡时被掳进慰安所的，非人的折磨使她们中的大部分未能活下来讲述自己的遭遇。战时日军士兵普遍认为，残暴对待敌国国民是军队允许的战争行为；他们的残酷折磨导致了中国“慰安妇”极高的死亡率。这些受害女子或死于毒打，或因伤病得不到医治而亡，或为逃跑被残杀，或遭士兵性虐致死，或在日军撤离时被屠杀灭口。其次，与从日本本土或殖民地征集的“慰安妇”不同，日军在占领区随意抓掳中国妇女通常不留任何记录，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军销毁了大量相关文件，[1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IMTFE）和中国政府又未能对“慰安妇”问题及时进行彻底调查，致使中国“慰安妇”的受害情况一直没有搞清。此外，战后相当长的时间，社会环境的压抑迫使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们缄口不语。许多慰安所幸存者甚至被自己的同胞看作是民族的耻辱、协助敌国的汉奸，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贞操观也构成了对幸存者的无形桎梏。这一传统观念要求女性不惜一切，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去保持贞洁。遭到强奸的女人被看作不贞不洁，有辱门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幸存者申冤无门。即使在今天，虽然社会政治气候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慰安妇”追索正义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但很多中国受害者仍然顾虑重重，不愿公开说出自己战时的经历。

“慰安妇”的遭遇，并不是唯一一个“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闭口不提的战争创伤。北美学者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和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曾指出，虽然20世纪前半叶那场反侵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但在中国，人们竟“对谈论那场杀戮表现出几近抵触的沉默”，而且“海峡两岸的媒体对报道日军的暴行一致保持低调”。[20]可以说，上述种种社会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慰安妇”幸存者战后长期处于沉默；她们的惨痛记忆也被排除于民族国家的英勇抗战史叙事之外。

中国“慰安妇”口述史研究近况

在韩日“慰安妇”索赔运动的激励下，中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初掀起了调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草根运动，众多研究者、志愿者投入其中，许多重要的研究论著相继问世，例如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1999）；苏智良、陈丽菲合著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载《历史研究》，1998；《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0）；陈丽菲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6）。此前，韩日研究者根据当时已有的资料和幸存者的证言，曾就日军战时拘禁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人数做出推断，各种估计从3万到20万不等。[21]然而当时的推断并未完全包括为数众多的中国受害女性。苏智良和其他中国研究者根据近年来在大陆调查的结果估计，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到1945年日本战败，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女性约比早前的推测多一倍，而其中一半是中国女性。[22]然而近二十年来，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原“慰安妇”的证言及相关资料已在大陆出版，仅有少数见诸日文书刊，而中文语境之外的读者几乎得不到相关信息。应当说，国际讨论中关于中国“慰安妇”信息的缺失是当前“慰安妇”问题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慰安妇”在这一受害群体中数量巨大，而且因为她们作为日本帝国主要敌国的国民，在等级分明的“慰安妇”制度中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蹂躏。可以说，没有对中国“慰安妇”遭遇的认真研究，便无法准确分析“慰安妇”制度的性质及其加害规模。

本书之贡献

本书原著以英文出版，旨在弥补国际讨论中关于中国“慰安妇”信息的不足。本书英文版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首刊，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香港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同时发行平装本。书中刊载了12位中国原“慰安妇”的口述史，并综合介绍了中国研究者的诸多研究调查结果。通过采集慰安所幸存者的亲口证言、展示慰安所的大量兴建与日本侵略战争进展的密切联系，本书清楚地揭示出“慰安妇”制度作为军国主义战争工具的实质，无可辩驳地证明，日本帝国军队直接参与了掳掠、敲诈、蹂躏和奴役大量女性。虽然日本军方首脑一再声称，兴建慰安所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强奸及性病在士兵中发生，但日军强征数以十万计的女子，全面建立慰安设施任由士兵发泄性欲，实际上是在将大规模强奸合法化、制度化。本书记述的12位幸存者，都是在日军占领她们家乡时被抓进慰安所的。她们的受害地点几乎遍及中国大陆，从山西省北部，到海南岛南端，从大都市上海周边，到偏远的云南山村。她们的口述与当地的历史记载及目击者证词相印证，无可置疑地揭露出“慰安妇”制度是不折不扣的性奴隶制度、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中国“慰安妇”的经历首先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暴力强征妇女的历史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慰安妇”是如何进入慰安所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论，而相关信息的缺乏是造成这种争执不休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此前国际社会并不掌握日军在占领区大量掳掠妇女的情况；另一方面，日军在本国及其殖民地征用“慰安妇”时刻意使用了欺瞒手段，给混淆是非者可乘之机。据报道，军方在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征召“慰安妇”时，惯用伎俩是以虚假招工诱骗贫困人家的女子，或对女学生、女青年进行军国主义洗脑煽动。不明真相的受害者往往直到被骗进慰安所遭受强奸时才知道所谓“工作”的真正性质。在征召过程中，日本军方人员通常躲在幕后，由妓院老板或劳务中介出面。由于存在这些欺骗的方式，右翼势力坚持否定日军曾参与强征“慰安妇”。

虽然日军在中国大陆也曾采用这种欺骗的征召伎俩，但他们在占领区强征“慰安妇”时通常是明目张胆的抓掳。曾于1912年到1940年居住在南京的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John Magee）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证时，陈述了一名中国少女在南京附近被日军抓走囚为性奴隶的经过。他说：

那是1938年2月，我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医院，与她谈了很久，其后又多次去看过她。她从距南京60英里的芜湖来，父亲是开店铺的。日本士兵冲进她家，说他哥哥是抗日军人，把他杀了。但女孩说他哥哥并没有当兵。日本兵又杀了她的嫂子，因为她反抗强奸，接着又杀了她姐姐，因为她也反抗强奸。女孩的父母跪在日本兵面前求情，也被他们杀害了。所有这些被害人都是用刺刀戳死的。女孩吓得晕了过去。日本兵就把她抬到一处驻军营房，把她在那里关了两个多月。头一个月她每天遭到士兵轮奸。他们拿走她的衣服，将她锁在屋内。后来她病得很厉害，他们怕她传染，就把病重的她扔在那里不管，整整一个月。[23]

马吉所陈述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施加的这种暴行，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极为普遍。[24]事实上，这个女孩子的遭遇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记载的许多案例十分相似。多年来，苏智良和他的研究团队记录了102个日军在中国大陆强征的“慰安妇”的实例。其中87人是在日军占领她们的家乡时直接被日军抓走的；10人是由当地汉奸傀儡受命于日军抓走的；3人是被日军以招工的名义骗入慰安所的；只有2人战前是妓女，但她们也是在占领军把妓院改为军用慰安所后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25]为了尽量客观地记述中国“慰安妇”受害的实况，本书记述的12个实例中特别包括了两位被骗入慰安所的受害者的口述。从这两位幸存者的经历以及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其他案例可以看出，即使是采用诱骗的“招募”方式，日军在占领地区的“招募”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暴力胁迫。如马吉所述，绝大多数中国“慰安妇”不仅本人被暴力绑架，还目睹了自己的家人惨遭折磨与杀戮。日军官长不但允许并指使手下的士兵使用暴力，他们自己常常就是施暴者。掳掠和强奸如此普遍，乃至日本兵们竟以凌辱中国女性为乐，当作严酷军旅生活中的犒赏。原日本帝国陆军第59师团54旅团110大队富岛健司伍长在他的回忆录“狗”中写道，1943年12月8日，在庆祝日本天皇对美英宣战诏敕日两周年的那天，他所在的部队路过中国渤海湾沿海的一个小村庄，日军士兵强迫当地一个年轻姑娘光着身子在地上爬，用刺刀刺她的臀部供他们娱乐，并就地抓了一群妇女做部队的“慰安团”。[26]可以说，要搞清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真相，中国“慰安妇”的遭遇是不可缺少的史实。

中国“慰安妇”的悲惨经历清楚地将日军慰安所的罪恶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彻底揭露出“慰安妇”制度作为日本侵略战争工具的军国主义实质。在分析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性质时，各国研究者曾将不同形式的“慰安”设施按经营者、经营时间长短及“组建动机”（organizational motives）[27]分类考察。吉见义明根据经营者的不同身份把慰安所归为三类：①由日本军队经营并专为军方人员使用的慰安所；②经营者非军方人员但受到军方严格管控、专为军方人员使用的慰安所；③由军队指定并优先供军方人员使用，同时也向非军方人员开放的慰安所。[28]田中利幸（英文笔名Yuki Tanaka）则按照经营时间长短，将慰安所划为三类：①设在主要城市的“稳定型”慰安所；②附属于大部队的“半稳定型”慰安所；③前线小部队建立的“临时”慰安所。[29]虽然吉见与田中所采用的分类方法不同，他们都把“慰安妇”制度定性为日军性奴隶制度。与他们的分类截然不同的是C.Sarah Soh，她在专著中按照“经营资助者的动机”把慰安所进行分类，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揭示慰安制度的本质”。[30]Soh 所分的三类是：①以赚钱为目的而建立的“租界”慰安所，或由租界日侨经营的商业性妓院；②旨在“通过有规范的性服务来管理部队”的、由日军全权掌控的非营利娱乐性“准军用”慰安所；③“主要是在发生了士兵对当地妇女性犯罪后出现的”“犯罪性”慰安所。[31]Soh认为最后一类“犯罪性慰安所主要出现在战争末期，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32]她由此认为，把慰安所和慰安制度定性为强奸中心和军事性奴役，是未能对慰安制度做出准确判断：这样定性是把各类不同的慰安所简单化地混为一谈。[33]

的确，日军慰安设施种类繁多，简单的分类实难概括。Soh的分类从慰安所经营者的动机着眼，可说是一个新的尝试。虽然她所归纳的最后一类，“犯罪性”慰安所的“经营动机”，在概念上令人颇为费解，将慰安所经营者的不同动机作为一种分类标准也未尝不可。然而，当采用这一分类标准来分析慰安所的性质时，分析者必须掌握全面的调查数据，并回答下述的关键问题：所谓的“租界”慰安所在日军慰安设施的总数中是否占有很大比例？“准军事”慰安所的经营者所鼓吹的建所目的是否与这些慰安所的实际所为性质相符？性犯罪是否仅仅发生在那些由个别小部队临时建立的前线慰安设施中？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性”慰安所主要出现在战争末年？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对中国“慰安妇”的受害事实进行深入的考察。

来自中国大陆的史料显示，早在1932年，当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港口城市上海正式设立了第一家海军慰安所，并在东北日占区设立陆军慰安所时，驻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已开始掳掠当地女子充当性奴隶。士兵们肆意绑架妇女，把她们抓进军营或者关在强占的民房内权作“慰安妇”。[34]此类临时慰安设施在南京大屠杀前后急剧增加，也在整个侵华战争中与日军正式设立的慰安所并存。在侵华日军中，不仅大部队普遍在驻地附近设置慰安所，各个小队或分队也常有自己的慰安设施。本书采访的12位原“慰安妇”中，有8位是被关在这种临时慰安设施中受奴役的。这些临时慰安设施常常设在炮楼、营房、窑洞、被霸占的旅馆、铁皮搭建的棚屋，甚至是受害者自己的家中。这12位原“慰安妇”受害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南京大屠杀硝烟未散的1938年初，到1944年日本投降前夜，并非如Soh所说，“犯罪性”慰安所只出现在战争末期。以幸存者朱巧妹为例，她一家有四位女性在1938年春日军侵占崇明岛时被占领军囚为性奴隶。她们未被关在常规慰安所，而是被迫在自己家中遭受凌辱，并随时被叫到日军炮楼中去受蹂躏。这种形式的摧残在其他地区鲜有报道，但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大陆却非常普遍。

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口述史所揭露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虽然最残忍的性犯罪常常发生在临时搭建的前线慰安所中，性暴力与各种摧残也普遍发生在那些大部队设立的所谓“规范性”慰安所及建在城镇的私人经营的慰安所中。本书第二部分记载的雷桂英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37年，时年9岁的雷桂英在南京江宁区目睹了日本占领军在首都南京一带肆意强奸、绑架和杀戮中国妇女的暴行。雷桂英后来受雇于居住在汤山的一对日本商人夫妇，帮他们看小孩。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刚满13岁就被强迫在雇主经营的军人妓院充当“慰安妇”。日本军人在这家私人经营的妓院里对雷桂英施加的蹂躏无疑是残暴的犯罪：她不仅遭到强奸与毒打，还在反抗时被刺刀戳伤，导致她的一条腿终身残疾。

像雷桂英这样的遭遇并不罕见。苏智良、陈丽菲和他们的团队自1993年以来在全国22个省市展开调查的结果显示，慰安所的暴力残害规模惊人。仅上海一个城市，现已核实的慰安所旧址就有166处[35]，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已知曾经存在、但因战后城市建设而无法查证地址的部分。[36]在中国南端的海南岛，调查者们在岛上找到了62个原日军慰安所。[37]关押在这些慰安所中的中国妇女全部受到骇人听闻的折磨。日军只给这些性奴隶少量食物，以维持她们不死，好对她们反复施加性暴力。反抗者遭到毒打杀害，试图逃跑者连同家人都会被处以肉体折磨乃至斩首的酷刑。

在被奴役囚禁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中国“慰安妇”非但得不到报酬，她们的家人为救她们脱离苦难还常常被迫付给日军大笔赎金。在关于“慰安妇”的国际研究中，部分“慰安妇”得到报酬这一点曾导致对“慰安妇”性质的不同看法，甚至有人借此认为慰安所是商业性妓院，而“慰安妇”是职业妓女。不能否认，少数“慰安妇”在慰安所里或被征召时得到过些许报酬，但是绝大多数“慰安妇”在被投入慰安所之后即被剥夺了自由并被强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虽然“慰安妇”的征召方式及其遭遇不尽相同，但就慰安制度整体而言，其强迫性不容置疑。事实上，日军对不同国籍的“慰安妇”施以不同对待，尤其是对敌国的女性，常施以惨无人道的迫害。这一点恰恰证明了日军“慰安妇”制度是一种战争犯罪：它为军国主义战争而建立，也通过战争使它的存在成为可能。尽管日本帝国军方首脑声称，设置军用慰安所系统的动机是通过为士兵提供常规的、有规范的性服务去防止强奸及性病的普遍发生，这一制度的直接结果却与上述的所谓动机大相径庭。慰安所作为一个官方认可的体制非但没有防止强奸的发生和性病的传播，反而将发生在慰安所内外的大规模性暴力合法化，并为其提供了保护伞。伴随着日军在占领地区大批强征“慰安妇”，掳掠妇女、拐卖人口，以及性奴役等罪行普遍发生。

本书记载的幸存者口述史还揭示出造成她们一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如Soh指出：“男权统治的社会体制对女儿、妻子的虐待，长期以来的男权主义性文化，以及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都使女性很容易成为性压迫的牺牲品。”[38]为了对中国“慰安妇”的受害状况有比较全面客观的描述，本书收载的幸存者口述史既包括她们战前的经历（如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人家作童养媳，或是从婆家逃走以反抗虐待），也记录了她们战后因为曾被奸污和所谓“为敌国服务”而受到歧视迫害的心酸故事。的确，“慰安妇”一生的苦难并非只定格于她们在慰安所的岁月。她们战前的苦难、战后的煎熬，以及当前追索正义的艰难路程，同样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让我们思考人性原则的根本。然而，在揭示铸成“慰安妇”苦难一生的多种因素的同时，中国受害者的叙事共同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是彻头彻尾的性奴役，它给无数女性的人生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

本书结构

本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述日军侵华史，为幸存者的个人叙述铺陈历史背景。“慰安妇”制度始于日本侵华战争之初，最早的慰安所于1932年前后建在中国东北和上海，至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期间开始迅速扩展，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过程显示出，慰安所的大规模建立与日本侵略战争的进程密切相关。通过记述大陆人民对那场反侵略战争及日军慰安所的历史调查与记忆，第一部分介绍了许多西方读者迄今未知的史料，譬如前面谈到的日本帝国武装侵占中国大陆后大规模绑架妇女，利用汉奸协助建立慰安所，由小股部队在占领区甚至前线遍设各种简易慰安设施，及迫使受害者的家人为解救被绑架的妻女缴纳巨额赎金。

第二部分以12位慰安所幸存者的口述材料为主体。开篇介绍调查方法，进而将12位原“慰安妇”的口述史按照地域划分为三章，各章的故事按战争进展时间顺序排列。为帮助读者理解口述史的内容，笔者在每篇口述材料前面提供了战时当地历史背景简介，并对读者不熟悉的事件、名词等加以说明。本书所收口述史在地域（受害者家庭及慰安所所在地）、经历、被害年龄、被害时间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一部分及本书第一部分所记录的性奴役暴行相当残忍，读者在阅读时应有心理准备。

本书第三部分主要记述幸存者战后的生活状况，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支持“慰安妇”追索正义的大众运动。幸存者战后的生活实况暴露出一个可悲的事实：由于社会偏见和政治情势，饱经日军蹂躏幸存下来的中国“慰安妇”，战后大多面对歧视和排斥，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笔者在这一部分介绍了中国“慰安妇”索赔运动的概况，包括幸存者的法律诉讼及相关的法律争议和国际援助，尤其是来自日本人民的援助。这场跨越国界的声援运动清楚地表明，对“慰安妇”悲惨遭遇的关切不分国界，她们的苦难深深地牵动着全世界人的心。

引用资料

本书第二部分收录的幸存者口述资料，是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创建人苏智良和陈丽菲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调查记录下来的，由笔者丘培培根据中文记录编辑整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智良和陈丽菲在中国大陆“慰安妇”研究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多年来，他们在各地研究者的帮助下，确认并记录了100多位原“慰安妇”的经历。本书从中选取了12位幸存者的故事，分别代表不同受害地点、时间及被囚方式。受害者讲述的经历，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鉴于幸存者曾遭受严重的身心创伤，高龄体衰，她们中的大多数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为避免记述的误差，苏智良与陈丽菲多次前往受害者被抓捕、关押的地点，查找当地历史记录，并寻找目击者取证。尽管个人的记忆有限，并可能存在某些误差，本书记载的幸存者受害经过均经过核实，因而可以说，她们的口述史提供了关于日军慰安所实况的真实写照。

笔者丘培培在撰写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时，调查了大量中、日文的第一手资料，并广泛参考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历史（1931—1945）的概述参阅了中、日、英文相关史料，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综合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论著，譬如《战火中的中国：中国各地区，1937—1945》（China at War：Regions of China，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中国之战：1937—1945年中日战争史论文集》（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第一部分中关于日军慰安所建立与扩张的论述参考了中日双方的战时文献，及战后出版的历史资料。吉见义明编辑的《随军慰安妇资料集》（『従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以及亚洲妇女基金会编辑的《政府调查“随军慰安妇”相关资料集》（『政府調查「従軍慰安婦」関係資料集成』，龍渓書舍，5卷，1997—1998）中收录的战时日本官方军事文件，提供了关于日军战时体制及其在建立慰安所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关键信息。近二十年来中国研究者找到的实物、文档及证言等多方面资料，也为搞清日军有组织的性犯罪提供了有力证据。为了尽量客观、全面地记述日军“慰安妇制度”，本书的第一部分不仅引用了中国民众和军人的目击证词，也援引了日本军人的相关日记与文书。战时驻华外国公民的目击者记录、回忆，也为本书关于日军性犯罪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细节与多重视点。本书的调查和撰写从各国学者对日军性暴力及“慰安妇”制度的研究成果中获益匪浅。

本书第一、第三部分中关于中国“慰安妇”受害群体的记述参考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研究者的调查结果。伴随着1980年代末兴起的国际性“慰安妇”索赔运动，日军侵华暴行录的出版在中国大陆势如泄洪，以电视纪录片、电影、媒体报道、网络文章、口述史、小说、回忆录和历史书籍等多种形式大量涌现。日军暴行录在这一时期的涌现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当时在日本出现的否认日军战争暴行的现象在中国各界引起了强烈的愤慨；二是随着历史见证人年事增高，保存抗战史回忆材料的呼声高涨；三是长期被压抑的受害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发声；四是地方史志的编写在“文化大革命”后得以恢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来自国际“慰安妇”索赔运动的激励。随着抗日战争回忆录的大量发表，关于日军战争暴行的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出版了大批丛书、合集、专著和论文。在这一大背景下，一度在日本战犯审判中被忽略的日军性奴役罪行在中国大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笔者关于侵华日军性奴役的论述参阅了大量的中文资料，并引用了近年来解密、出版的档案文件，包括被俘日本军人和汉奸的供词。本书的第一部分亦援引众多中国学者发表的实地调查、研究报告和证言材料，特别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9]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人员和各地史学工作者主持的调查结果。其中《侵华日军暴行总录》就是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在被日军占领过的26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的成果。这项调查从1991年5月开始到1994年11月结束，历时三年半，汇集了2272篇调查报告和83张历史图片。总录清楚地显示出日军在各地犯下的野蛮罪行普遍包含性暴力和性奴役。本书第一部分所介绍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性书刊《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9：性暴力》，是一部长达十卷的日军暴行录丛书中关于性犯罪的专集。此书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出版，收载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和山西省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书中也收有“慰安妇”幸存者的证词和其他调查材料。

1990年代兴起的这场席卷中国大陆的、就侵华日军暴行所展开的调查是一场以地方、民间研究者为主体的草根运动。本书所引用的三卷本《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上、下、续集）就是地方学者和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晶。从1993年到1995年，海南岛地区6市13县的历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对日军占领海南岛六年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了全面调查。这个位于中国南海的岛屿战时被日军据为主要军事基地并驻有大量部队。调查表明，驻岛日军烧、杀、抢、虐之余，还强迫岛上居民到日军工地上服劳役，并在全岛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慰安所，其中62所的遗址已经被确认。调查人员并在岛上找到了不少日军慰安所幸存者，本书第二部分所介绍的黄友良、陈亚扁和林亚金，就是在海南调查者的帮助下站出来做证的幸存者。《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三卷总计收载了242份调查报告，这其中既有慰安所幸存者的回忆，也有被强迫做劳工的受害者所提供的第一手口述资料。

除上述研究者集体协力完成的大规模调查以外，近年来中国各地大学教师和独立研究者也就日军“慰安妇”制度展开了深入的专题研究，本书援引的由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的论文集《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仅汇集了其中的部分成果。

综上所述，本书关于中国“慰安妇”战时经历的记述，得益于诸多研究者长期调查的成果，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是将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介绍给广大的国际读者。为此，笔者就所引书刊为读者提供了详尽的注释和书目，并对本书记载的所有中国“慰安妇”注明了身份、受害时间、地点及信息来源。

除中文资料之外，本书的写作亦广泛借鉴此前发表的日文文献。吉见义明、林博史、千田夏光、笠原十九司、洞富雄、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田中利幸、内海爱子、西田瑠美子、金一勉、川田文子、铃木裕子、上野千鹤子、池田恵理子、山下明子、平林久枝、松冈环，及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诸学者的研究为笔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学者及日本律师户塚悦朗、大森典子、小野寺利孝、高木健一，及由日本律师组成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辩护团的长期调查，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慰安妇”的重要资料，也激励了笔者投入“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并完成此书的写作。

本书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中国原“慰安妇”战后的生活状况，以及她们近年来为追索正义所进行的斗争。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中，各国学者关于日本战犯审判和盟军对日占领的研究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韩国、日本及西方学者对日本战争责任和“慰安妇”索赔运动的探讨亦为笔者分析中国“慰安妇”索赔运动的历史、政治及法律沿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本书全文由笔者丘培培根据英文原著译为中文。周游力协译。除特别标示外，书中源自英、日文书刊的引文，均由丘培培翻译。正文中外国人名及固有名词的翻译，于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并注明原文，其后不予重复。无惯用译名的英文名称直接使用原文。日文名称在正文中采用中文简体字。注释中的英日文名称均保留原文以便读者查询。本书书目按中文、日文和英文分别排列。中文书目按作者姓氏读音依汉语拼音排序。日文书目按作者姓氏读音依日文字典顺序排列。英文书目按作者姓氏依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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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为支持中国受害者与日本政府打官司，无偿付出了大量时间和自己的积蓄。当中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回答说：“我要对历史负责，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要对过去的历史负责。”[40]尾山宏简短的回答掷地有声。日本帝国在亚太地区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70年后的今天，战争的创伤仍然折磨着每位受害者的身心，炙烙着每一个卷入那场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的记忆。抚平创伤、走向和解，始于对历史负起责任。只要“慰安妇”的悲惨遭遇尚未被正确地写进历史，我们留给后代的战争记忆就是不完整的、不负责任的。为此，笔者希望借此书为保存人类共有的历史记忆略尽绵薄之力。谨将此书献给那些曾在战争中饱经苦难的人，那些至今仍然在苦难中煎熬的人，以及那些把他人的苦难遭遇放在心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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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英文版主要介绍日军从中国大陆强征“慰安妇”的历史及受害人的经历。关于战时日本帝国从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台湾征召的“慰安妇”的情况，此前已有英文书刊介绍。见日本律师联合会（日本弁護士連合会）编，Investigative Report in Relation to Cases of Japan's Imperial Military “Comfort Women”of Taiwanese Descent，Tokyo：Japan Federation of Bar Associations，1997；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慰安妇”，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网站，http://www.twrf.org.tw/；以及Yoshiaki Yoshimi，Comfort Women：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trans.Suzanne O'Bri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5—117.

[2] 关于日本战后出版的有关“慰安妇”的书刊，见C.Sarah Soh，The Comfort Women：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p.145—173.

[3] 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争议，见George Hicks，The Comfort Women：Japan's Brutal Regime of Enforced Prostitu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W.W.Norton，1994，pp.194—266；Soh，Comfort Women，pp.29—77.

[4] Ustinia Dolgopol and Snehal Paranjape，Comfort Women：An Unfinished Ordeal，Geneva：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94.

[5] Linda Chavez，“Contemporary Forms of Slavery”，working paper on systematic rape，sexual slavery，and slavery-like practices during wartime，including internal armed conflict，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commission decision 1994/109，UN Doc.E/CN.4/ Sub.2/1995/38.1995；Radhika Coomaraswamy，Report on the Mission to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on the Issue of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in Wartime，UN Doc.E/CN.4/1996/53/Add.1，January 4，1996；Gay J.McDougall，Contemporary Forms of Slavery：Systematic Rape，Sexual Slavery and Slavery-Like Practices during Armed Conflict，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50th Session，UN Doc.E/CN.4/Sub.2/1998/13，June 22，1998.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at http://www.unhchr.ch.

[6] Dai Sil Kim-Gibson，Silence Broken：Korean Comfort Women，Parkersburg：Mid-Prairie Books，2000；Sangmie Choi Schellstede，ed.，Comfort Women Speak：Testimony by Sex Slave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New York：Holmes and Meier，2000；and Nelia Sancho，ed.，War Crimes on Asian Women：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The Case of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Manila：Asian Women Human Rights Council，1998.

[7] 见Yoshimi，Comfort Women（2000年版，译自1995年日文版）；Hicks，Comfort Women；David A.Schmidt，Ianfu—The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of the Pacific War：Broken Silence，Lewiston：Edwin Mellon Press，2000；Margaret Stetz and Bonnie B.C.Oh，eds.，Legacies of the Comfort Women of World War II，Armonk，NY：M.E.Sharpe，2001；Yuki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2；and Soh，Comfort Women。

[8] “记忆变革”一词引自Carol Gluck，“Operations of Memory：‘Comfort Women’ and the World”，in Ruptured Histories：War，Memory，and the Post-Cold War in Asia，ed.Sheila Miyoshi Jager and Rana Mitte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47—77。这里的讨论受到她的研究启发。

[9] Hirofumi Hayashi，“Disputes in Japan over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System and Its Perception in History”，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617，2008，pp.123—132.

[10] 有关研究的英文书刊，见Soh，Comfort Women，pp.46—56。

[11] Japan Timesonline，March11，2007，http://www.japantimes.co.jp.关于日本国内就“慰安妇”问题的争论，见Hayashi，“Disputes in Japan”，pp.123—132。

[12] 此类观点的代表性刊物有藤岡信胜，『「自虐史観」の病理』，文芸春秋，1997年；秦郁彦：『慰安妇と戦場の性』，新潮社，1999年。

[13] Nicola Henry，War and Rape：Law，Memory and Justice，London：Routledge，2011，p.51.

[14] Soh，Comfort Women，p.235.她所引用的日本进步学者的观点来自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66页；及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p.173。

[15] Soh，Comfort Women，p.235.

[16] Soh，Comfort Women，pp.xii—xiii.

[17] 该书简短地提到了荷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慰安妇”的少数个案，但作者的主要观点建立在对韩日“慰安妇”的调查之上。

[18]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359页。

[19] 关于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有计划地销毁相关文件证据的研究，见吉见义明在《从军慰安妇》一书中的调查。Chung Chin Sung也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援引当时发现的文件揭示，日军在战争末期指示士兵销毀证据。见“Korean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in True Stories of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Testimonies Compiled by the Korean Council for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and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n the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ed.Keith Howard，trans.Young Joo Lee，London：Cassell，1995，p.11。关于日军在战争末期杀害中国“慰安妇”灭口的实例，见本书第一部分。

[20]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eds.，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Vancouver：UBC Press，2001，pp.3-4.

[21] 关于“慰安妇”总数的各种推断，见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78—81頁；秦郁彦：『慰安婦と戦 場の性』，397—407頁；Soh，Comfort Women，pp.23-24。根据吉见义明的统计，各种推断总数为5万到20万不等。

[22]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275—279页。

[23] 译自Yuma Totani，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pp.126-127。

[24] 关于日军对中国平民施加暴行的记述，见笠原十九司「中国戦線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性犯罪：河北省、山西省の事例」，『戦争责任研究』13號，1996，2—11頁；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25] 这些数字取自本书英文版出版前苏智良的调查记录，不包括其他中国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记录的案例，及本书出版后该团队发现的新案例。

[26] 富島健司：『犬』，中国帰還者連絡會編『完全版三光』，晩声社，1984年，101—109頁。

[27] Soh，Comfort Women，p.117.

[28]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74頁。

[29]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pp.18-19.

[30] Soh，Comfort Women，pp.117-132.

[31] Soh，Comfort Women，pp.117—118.

[32] Soh，Comfort Women，p.118，134.

[33] Soh，Comfort Women，pp.235-236.

[34] 见管文华《日军对北票妇女的凌辱》，载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35] 此为最近的统计数字。英文版出版时的统计是164所。

[36] 苏智良的调查报告。另参考Wang Yufeng，“Scholars Propose Memorializing‘Comfort Stations’：The Ravages of Time”，Global Times，September 22，2011。

[37] 符和积：《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载苏智良等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188页。该文最初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第34—50页。

[38] Soh，Comfort Women，p.xvi.

[39] 简称“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各政党、组织代表及独立成员组成。

[40] 张骥良：《尾山宏：为中国战争受害者代理诉讼4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