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战争记忆

第一章 日本侵华战争与“慰安妇”制度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历史记述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至1945年结束。但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一场远为长久的战争。早在1931年，当日本帝国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满洲地区时，一场最终遍及中国大陆的侵略战火已被点燃。

日本帝国向亚洲大陆的势力扩张始于19世纪80年代[1]至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已通过半官方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侵蚀。[2]1931年9月18日夜里，一组日本军官在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南满铁路上导演了一起爆炸事件，并称爆炸乃是中国反日分子所为。以此为由，日本关东军对南满铁路沿线城市展开了袭击。此前两年的精心策划使关东军得以迅速推进，很快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3]史学家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又称为盛京事变或满洲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序幕。几个月之内，日军占据了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迫使张学良率领的中国部队撤至长城以南。[4]

时隔不久，日军于1932年1月在上海向中国驻防部队挑起了另一场武装冲突。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也是关东军，目的在于增强日军在中国东南部的影响力，并转移外界对日本建立满洲国傀儡政府的注意。[5]为了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满洲地区引开，日本情报机关在上海策划了一场反日示威。趁骚乱加剧之际，日本海军将海军陆战队调赴上海，与日本人自警团共同“维持秩序”。[6]此举遭到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击，于是日方又增调两支陆军部队前来增援。双方激战持续了两个月。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在缺乏后援的情况下坚持反击，但最终被迫撤离。[7]国际联盟出面呼吁双方停火，并要求日本与中方谈判。停火协议划定了一个非军事区，禁止中国在本国领土上海、苏州和昆山一带驻军，却允许部分日本海军陆战队留驻上海。[8]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和性奴役，在日本对华侵略升级之初就已经开始。在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究中，第一家日军慰安所在1932年建于上海已广为人知。但国外读者大多不知道，同一时期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也已经开始掳掠当地妇女充当性奴隶。随着战事的发展，慰安所的数量迅速增多，几乎是哪里有日本军队，哪里就有慰安设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出版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汇集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的结果。调查显示，1932年冬，关东军第8师团第16旅团属下的一支部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北票县朝阳寺地区。士兵们随即四处搜寻美貌女子，挟持到军营充当性奴隶。成群结队的日军冲进各家各户蹂躏妇女。据报道，数以千计的当地妇女在家中遭到强奸，连孕妇、少女和老妇也难逃厄运。[9]在同一个县，100多名日本士兵于1935年秋突袭了当时抗日力量活跃的大黑山地区。日军用机关枪向村民扫射，把他们赶进一个大院，将妇女一个个拽出人群，当着她们家人的面强奸。士兵们抓住一个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妇女，撕开她的衣服，把她绑在院中的桌子上，一边当众侮辱她一边照相，最后用刺刀切开她的肚子，挑出了里面的胎儿。[10]

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如此残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同类事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曾普遍发生。[11]关于日本军人这种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学者们曾试图从战时心理因素、性饥渴、军队纪律松懈等各方面寻求解释。这些因素的确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日本军人并非生来性恶，上述因素则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如此残酷的性暴力会普遍发生。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分析日军对中国女性所实施的肉体摧残时指出：

有战斗力的男人均被枪杀或被拉去做劳工，因为他们是，或被看作是中国的士兵。有生育力的女人则被强奸或被征为军妓，因为她们是，或被看作是中国国体的象征。强奸之所以普遍地发生，不仅仅是士兵性欲的发泄；这更是一种意在凌辱的暴行。日本士兵在中国女人身上施加这种暴行，其目的在于羞辱中国男人，以证明他们彻底的无能。[12]

卜正民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日军残忍暴行普遍发生的政治根源，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慰安妇”的遭遇会在战后被完全排除于本国的英雄主义抗战史叙事之外。如卜正民所言，日军对中国妇女非常残酷的蹂躏，本质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以战争为目的，并通过战争得以实行。这种“炫耀征服”的暴力行为，从日本帝国军队占领中国东北就开始上演，贯穿了整个侵华战争。

当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大肆骚扰当地妇女，并把她们挟持到军营中充当性奴隶时，所谓“正规的”日军慰安所也开始出现在大城市中。[13]有资料表明，最早的日军慰安所是由日本海军于1932年上海战役期间设立的。[14]上海自清朝末年就成了日本的常设海军基地，而日本人开设的妓院早于19世纪80年代就已在这里出现。到1882年时，住在上海的日本妓女已达到800人左右。[15]从1884年到1885年，日本外务省为维护本国国际形象，曾配合中国政府禁止卖淫活动，遣返了近600名日本妓女。[16]但是这些措施未能真正取缔日本妓女在华卖淫。时隔不久，在沪日本妓女的数量便重新攀升。到1907年夏，获得执照的日本“贷座敷”（实际上是一种妓院）开始在上海营业。[17]这种“贷座敷”日后成了日本海军1932年建立军用慰安所的基础。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所发的一份文件《一九三八年在华日本特种妇女之状况及其管理以及租界当局对私娼的处理状况》，详细描述了军用“慰安妇”制度是如何产生的。文件表明，1907年7月，日本人经营的“贷座敷”开始在上海营业，并从持有执照的日本妓院雇用了“乙种艺妓”（即妓女）。1929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下令取缔其管辖范围内所有持有营业执照的中国妓院，并要求其管辖范围内所有的日本妓院停止营业。当时日本妇女矫风协会上海分会（婦人矯風会上海支部）亦强烈反对执照卖淫制度，并要求日本外务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为应付这些要求，日本总领馆于当年推行了“饭店陪酒女”（料亭酌婦）制度，以求尽快取代被取缔的有执照营业妓院系统。然而，随着1932年上海战事的发生，驻沪日军人数急剧增加，日本海军遂以“贷座敷”的形式为部队开设了慰安设施，并一直沿用到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全面战争爆发时，部分经营者一度返回日本。但自1937年11月开始，在华“贷座敷”的数量与驻华日本人数量同时攀升。到当年12月为止，计有11家“贷座敷”，其中7家是海军慰安所。“陪酒女”总数达191人，包括171个日本人和20个朝鲜人，比前一年增加了73人。那7家海军“贷座敷”专为海军官兵服务，其余的4家主要面向日侨。医务人员每周一次在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和一名日本领馆派出的警官监督下，检查慰安妇的身体。此外，在日本总领馆管辖区域内还有300名临时“慰安妇”在陆军慰安所服务。[18]

上述文件清楚地表明，尽管日本海军首批慰安所是以战前的日本妓院为基础建立的，它们其实是在日本加速侵略步伐时，为实现军事目的而设。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日军在1918年至1922年远征西伯利亚时军人感染性病的概率极高，日军首脑认为必须提供性服务设施以增强士气，防止性病传播。[19]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日军“慰安妇”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预防性病的作用，反而成为性病传播和性暴力的可怕温床。

图1 标有设在上海的第一家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位置的日本地图。地图由方毓强先生提供（苏智良摄）

战争初期，日军建在大城市的慰安所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大一沙龙”是日本海军在上海最早设立的慰安所之一，由几栋两层小楼组成。从上面这张1937年印行的日本地图上可以看到，“大一沙龙”位于东宝兴路，与四川北路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毗邻。家住东宝兴路的上海居民陆明昌曾在“大一沙龙”做过14年杂工。他回忆道，“大一沙龙”最初征召的主要是日本“慰安妇”，当时向日本海军军官和在华日本人开放。其后来自朝鲜半岛的妇女也被送进“大一沙龙”。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这里就成了日本海军的专用慰安所。[20]

从1932年开始，日本陆军仿照海军的先例，也在上海建立了慰安所。当时上海驻有约三万日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经常发生，引起了公愤。[21]1932年3月14日，时任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的冈部直三郎在日记里写道：

最近常听说我军士兵四处找女人寻欢。部队处于非战斗状态时，此类问题难免发生。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建立相应设施。我们应考虑制定能解决士兵性问题的各种决策并予以实施。此事宜由永见中佐主要负责。[22]

史料显示，冈部提出的这一决策的具体实施者中，也包括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冈村不仅指示部下按照海军的范例建设慰安所，还让长崎县知事从日本征集“慰安妇”送往中国。[23]很明显，征召“慰安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日本军方和政府的认可与帮助。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从日本及其殖民地到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旅行者必须持有警察当局签发的身份证明。[24]也就是说，没有军方和政府高层官员的批准，这种大规模的跨境贩运人口活动在战时是不可能进行的。

虽然早期的日军慰安所与日本战前的卖春制度密切相关，但是它们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妓院，也不同于在其他国家出现过的建在兵营左近的妓院。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日军慰安所是由军方为发动战争而建立的；它们大多直接由日军管控，并只供军人使用。此外，绝大部分日军“慰安妇”是被迫进入慰安所的，她们在慰安所中失去了人身自由，长时间遭受反复的性暴力侵犯。征召“慰安妇”的强迫性质，在日军战时发布的文件中也暴露得十分清楚。陆军省兵务局兵务科于1938年3月4日发出的“副官致驻华北地区部队和华中派遣部队参谋长通告”称，“近乎绑架”的“慰安妇”征召方式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很常见，并因此造成了“社会问题”。[25]为防止本国公众产生更大的不满情绪，该通告要求参战部队严控“招募”过程并慎选征召人。[26]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军方试图在日本本土对征召方式进行规制，不过是为了维护军队在日本国民眼中的形象。而在日军占领地区，性暴力和掳掠妇女的现象始终普遍存在。前述日军在中国东北北票县犯下的暴行仅是其中一例。随着日本的军事扩张从东北地区延伸到整个华北，日军强掳中国妇女以应前线慰安所之需的暴行也越演越烈。

关东军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之后，于1932年年底推进至长城以北。到1933年时，北平（现北京）以北地域已落入日军手中。双方军队在对峙中时有交火，这种相持状态一直持续到1937年夏全面战争爆发。1937年7月7日，驻扎在距北平约15公里处卢沟桥附近的日军进行了一场夜间演习，期间一名士兵迷路失踪。日军指挥官借此要求进入卢沟桥旁边的宛平城搜寻失踪士兵，但遭到拒绝。[27]卢沟桥是连接北平和中国国民党部队控制下的南方的要塞，平汉铁路线上的交通枢纽，中方自然不敢大意。失踪的日本士兵最终回到了部队，日军却以此事件为借口袭击宛平。在炮兵轰击的配合下，日军步兵和坦克部队对宛平城和平汉铁路大桥展开攻击。中国军队猛烈回击，于次日夺回了对这些战略要塞的控制权。看到中国军队人数众多，日本方面宣布失踪的士兵已被找回，要求停火谈判。但是谈判期间，日军调集兵力再次炮击宛平。谈判刚一结束，日军便对北平展开了全面攻击，一个月内攻占了北平和附近的天津。[28]

占领了这两个主要城市之后，日军地面部队渡黄河向南部推进。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冲闯上海虹桥机场，与中国保安部队交火时被击毙。日本军方以此事件为由，派军舰至上海，日陆军军部亦调遣30万兵力赴上海和青岛。[29]1937年8月13日，武装冲突爆发并迅速升级，日本战舰炮轰了上海市的中方管辖要地。[30]中国军队奋起反抗，与入侵日军浴血奋战三个月之久，最终不敌而退。

日军占领上海及其周边之后，立即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方向进逼，至12月10日，兵临南京城下。[31]国民党政府领导人蒋介石（1887—1975）命令中国军队誓死保卫国都。但由于组织指挥失当，中央军分阶段撤离上海支援南京的计划崩溃，南京防守大部分落在原地方军阀部队和新兵肩上。[32]守城的激战持续了三天，至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失陷，日本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已经缴械的中国军人展开大规模屠杀。[33]南京沦陷时，究竟有多少平民与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杀害，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34]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这场大屠杀有如下记述：

根据事后统计，日本占领南京最初的六周内，在南京市区及周边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超过20万。[35]这个数字并无夸张，因为殡葬业者及其他组织总共掩埋了15.5万多具尸体。据掩埋者报告称，大部分尸体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这个统计数字还没有包括那些被日军焚烧、抛入扬子江中，或被随便处理掉的尸体。[3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也描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性暴力的残忍程度。判决书中说，性暴力受害者的任何一点反抗，或者她家人试图保护她的任何行动，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残暴的强奸遍及全城，从少女到老妇，都未能幸免。众多妇女在遭受强奸后被杀害，她们的尸体被残忍地摧残。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估计，在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里，南京城内大约有两万起强奸事件发生。[37]广东路难民营里的难民曾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出如下呼救：

广东路83号和85号聚集着大约540名难民。从13日到17日，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每天多次来这里搜查抢掠。今天日本兵又来抢夺财物，把钱、首饰、手表和衣服等等全部抢走了。现在这里每天晚上都有年轻妇女被日本兵用摩托车强行带走，到第二天早上才放回来。已经有30多个妇女和少女遭到日军强奸，她们整夜地哭泣。这里的状况比我们所能描述的还要糟糕。请救救我们。

敬上，

全体难民

1937年12月18日，于南京[38]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行径，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义愤。日军上层担心大规模强奸激起的民愤会影响战事的进展，于是在战争全面爆发后，便着手在前线和占领区加快设立慰安所。时任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冈部直三郎在1938年6月27日发出的备忘录中向属下军官明确指示：“根据各种消息来源，目前各地普遍发生的士兵强奸事件，已激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屡屡发生的强奸事件，不是简单的刑事犯罪问题，它是扰乱占领区秩序，妨碍全军作战行动，危害我们国家的大逆行为。”他进而强调：“因此，必须对军人的个人行为严加管理，同时立刻建立健全性慰安设施，以防止因缺乏此类设施而出现的违纪行为。”[39]冈部的指令表明，日军建立慰安所的初衷其实与他们口头声称的防止强奸和保护当地妇女无关，其主要目的是要确保侵华战争得以顺利进行。

虽然日军当局声称要解决大规模性暴力问题，并有法规规定士兵强奸妇女要受到惩罚[40]，但即使从日军自己的报告记录来看，这些法纪措施根本没有认真执行。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在原日本陆军法务局长大山文雄提交给东京战犯审判法庭的犯罪数字中，只有28个军人被认定违犯军规（抢劫、强奸及杀人），另有495人被认定违犯日本国内刑法（强奸、伤害）。[41]这些数字与已知的日军大规模犯罪的记录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不仅如此，由于“强奸”只列为军纪法规下面的一条，而真正因为性犯罪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人少之又少。毫不夸张地说，日军上层事实上纵容了部队的强奸、抢劫、杀人和其他犯罪行为。正如户谷由麻所指出，日本士兵普遍认为他们的长官默许这些行为，并把为所欲为的犯罪行为看作是战争的特权，是对他们辛苦作战的犒赏。[42]

日军首脑不但不采取严厉措施惩治性犯罪，反而大力扩展军用慰安所系统。占领南京两天前，日军华中方面军明令建立慰安所。[43]1937年12月18日，华中方面军第十军参谋、陆军少佐山崎正男在日记里写道，当他到达南京附近的湖州时，先行抵达的陆军中佐寺田已经在那里设立了一所“娱乐设施”，并指挥宪兵征集当地妇女。当时那所“娱乐设施”里有7个“慰安妇”，但宪兵计划征集100名。[44]现存的中方战时记录也显示，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日本军队已经开始大规模抓捕中国妇女投入慰安所中。驻守南京的中国军队军医蒋公谷在南京失陷时曾留在南京城内，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写道，南京失陷后，日本军队在光天化日下群奸妇女，甚至从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内的国际安全区绑架妇女做他们的性奴隶。[4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中也有同样的记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管理负责人程瑞芳（音）女士的证词说，日本士兵经常以搜索中国军人为由，进入国际安全区来抓女人。她列举的案例之一，是发生在1937年12月17日夜，一群日本士兵强行进入学校，抓走11名年轻女子。其中9人在惨遭蹂躏和摧残之后被放回学校，另外两人从此下落不明。[46]

日军除了直接抓掳中国妇女，也利用占领地汉奸强征“慰安妇”。汉奸乔鸿年就在南京帮助日本人建立了不止一家慰安所。[47]南京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1937年12月中旬，上海派遣军参谋、特务机关长大西命令当地汉奸征集100个女人以建立慰安所。乔鸿年协同汉奸从设在女校的避难营内抓了300名妇女，再从中选出100名送交大西。乔还帮助筹建了两处慰安设施，一处在傅厚岗，另一处位于铁管巷。这些慰安所在12月22日正式开业，由大西担任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慰安所一共有200余人，包括3个售票员（其中两人是日本人），4个记账员，老妈子、杂役及众多“慰安妇”。30个年轻貌美的女性被送进傅厚岗慰安所专供军官享用。那里的收费为每小时军用手票3日元，过夜10日元。其余的妇女被送往铁管巷慰安所供士兵蹂躏。收费标准是每小时军用手票2日元，不提供过夜服务。[48]日本军方支付了这些慰安所营业初期的开销。其后慰安所收费经营的利润则进了大西的腰包。[49]

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乔鸿年遵从日军的指令，设立了另外三个慰安所。[50]这种由日军军官直接管理、利用汉奸强征“慰安妇”的做法，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迅速扩展慰安所系统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类似做法也被用来在小城镇中设置慰安所。据日军慰安所开设委员杉野茂回忆，1937年12月18日，日军第3师团卫生队进驻位于南京东北的扬州市，随即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军用慰安所。杉野茂和其他开设委员与当地治安维持会一起，为慰安所征集了47名中国妇女。[51]大致同一时期，日军也在南京以东的常州建立了两个慰安所。时任独立攻城重炮兵第2大队司令官的万波蔀在一份报告中说：“其中一个慰安所由兵站管理，另外一个由军直辖部队经营。每个部队在固定日期由干部率领，按每队一小时的时间配额使用慰安所。军医会预先做好卫生检查。”[52]很明显，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军掳掠中国妇女并把她们投入慰安所充当性奴隶的暴行已经非常普遍。

在占领区大量强征中国妇女的同时，日军自1938年初也加紧从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台湾运送妇女到中国大陆充当“慰安妇”。研究者们认为，日本加紧从本土及其殖民地征集“慰安妇”，多半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军队上层担心在占领区掳掠当地妇女会激起民众反抗，更重要的是怕中国“慰安妇”可能会将军事情报传递给抗日武装。当时由海外运送到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主要来自朝鲜半岛，但也有不少从日本和中国台湾征召的妇女。[53]随着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战事的扩大，众多其他国家的妇女也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54]曾在上海派遣军兵站医院供职的日本军医麻生彻男在回忆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况。1938年1月2日，麻生对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的约100名“慰安妇”进行了性病检查。他回忆道，其中约80%的妇女来自朝鲜半岛，其余的是日本人。[55]与在中国战区或占领地区被抓的中国妇女不同，这些来自日本和日本殖民地的妇女被视为大日本帝国的海外臣民，所以日本外务省相关机构有时会登记她们的数量，而对于中国“慰安妇”，则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现存的日本驻华东、华中领事馆的资料显示，1938年到1939年，在上海、九江、杭州、镇江、汉口、厦门、芜湖和南昌有逾千名朝鲜和日本“慰安妇”。[56]在华北地区，日本领馆的记录未将慰安所单独归类，所以无法得知华北地区“慰安妇”的数量。但是，从华北地区日本警务部1939年7月1日编制的《按职业分类日本在华人口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在那个地区共有8931名“艺妓、妓女和酒吧陪酒女”，这个数字据吉见义明分析必定含有大量的“慰安妇”。[57]在华南地区，“慰安妇”的数量随着战火的蔓延而不断增加。1939年4月，驻扎广州的第21军司令部《战时旬报》称，该军有约850名由军部直接管理的“慰安妇”，另有约150名是由下属部队从各自故乡招来的“慰安妇”。[58]这份报告同时表明，这些统计数字只涵盖驻有宪兵管辖的地区，并未包括宪兵没有掌握情况的各部队的数字，虽然当时在三水、九江、官窑、增城、石龙等地都建有慰安所。事实上，根据第21军军医部长1939年4月15日在陆军省医务局会议上的汇报，他所在部队当时已经按照每100个士兵一名“慰安妇”的比例引进了“慰安妇”，总数在1400到1600人之间。[59]

以上统计数字虽然并不完整，但还是能够大概反映当时来自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慰安妇”在中国大陆快速增加的状况。然而，这些有文件记载的数字，既没有包括日军在占领地强征的中国“慰安妇”，也没有算入那些由小部队直接控制的临时慰安设施。近二十余年在中国大陆展开的实地调查证明，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的数量远远大于以前根据日本战时文件所做的估计。仅以上海一地为例，就有166处已被确认的慰安所遗址，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譬如，上海的虹口区和闸北区，已知曾建有大量日军慰安所。1940年，这里曾设立“慰安所组合会”并订立了《管理慰安所临时规约》，以加强对慰安所的管理。[60]但由于战后多年来城市的发展建设，很多慰安所遗址已经难以确认，因而这些慰安所没有包括在上述已确认的慰安所遗址数目中。[61]日军占领期间，在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管辖下的“虹口区慰安所组合会”对区内慰安所数量做了记录。表1是根据该会1940年的报告制作的。[62]

表1 1940年设在上海虹口区的日军慰安所

除了已知的慰安所之外，有报道表明，日军还设有不为外人所知的慰安所。《大公报》1938年2月27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昆山一所教会的牧师陆先生偶然发现的一处军用慰安所。1937年上海陷落后，陆先生去上海，与他认识的一个日本军官同行。这个军官带他来到位于虹口区北四川路上的一个日军“行乐所”。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从前是家银行，门口有日本兵把守。陆先生进去后不禁毛骨悚然。只见到处都是赤身裸体的中国女人，年龄在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日本士兵在其间走来走去，挑选女人。如有不从者，便遭毒打。陆先生见状，准备退出。此时有个女子突然站起来呼救。陆先生认出此人是自己的邻居王某。他知道此时对她表示同情会带来危险，但是作为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不忍看到她被士兵殴打，便哀求带他来的日本军官放了她，说这个女人是自己的熟人。那个日本军官听了陆先生的话，让他带走了王某。事后得知，王某和其他被囚妇女是在11月中旬日军占领昆山后被掳的。她们被装上卡车运到上海虹口区，关进这个慰安所。在这里关着几百个女子，每天遭受多次蹂躏。许多女子绝食而死，而隔日即有新掳来者补充。[63]

这篇报道讲述的情形与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查到的史料及幸存者口述的经历十分相似。日军早于1932年就在上海设立军用慰安所的事实今天已经广为人知，但上述这家慰安所在任何日本文书中都没有记载。假如陆先生没有偶然看到里面的情况并透露给《大公报》，那么这个慰安所里发生的一切将始终不为世人所知。这种慰安所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日军在占领区的许多城市大规模掳掠中国妇女，实行性奴役，暴行遍及日军屯驻的所有地区。南京市民谭先生是在1938年5月20日逃离南京的，据他回忆，他逃离南京时大屠杀发生还不到半年，日军已在城里建立了17个军用慰安所。[64]在同一时期，南京周边的南通、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常州、如皋、徐州和杭州等地也有大量中国妇女被日军捉走，而慰安所则在占领区广泛设立。[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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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k R.Peattie，“The Dragon's Seed：Origins of the War”，in 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ed.，Mark Peattie，Edward J.Drea，and Hans van de V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48-78.

[2] Yoshihisa Tak Matsusaka，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1904—193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pp.1-16.

[3] Peattie，“Dragon's Seed”，p.66.

[4] Matsusaka，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pp.381-387.

[5] Peattie，“Dragon's Seed”，pp.66-67。亦见Ienaga Saburō，The Pacific War：World War II and the Japanese，1931-1945，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p.65。

[6] Peattie，“Dragon's Seed”，p.67.

[7] Peattie，“Dragon's Seed”，p.67.

[8] 张宪文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105页。

[9] 管文华：《日军对北票妇女的凌辱》，载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10] 管文华：《日军对北票妇女的凌辱》，载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11] 关于战时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犯罪，见江上幸子《日军妇女暴行和战时中国妇女杂志》，载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56—70页。

[12] Timothy Brook，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3-24.

[13] 除上文援引的中文资料外，韩国幸存者Ch'oe Il-rye的证言也显示，早在1932年日军已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建立了军用慰安所。见C.Sarah Soh，The Comfort Women：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p.125。

[14] 关于日军建立的最早的慰安所，见George Hicks，The Comfort Women：Japan's Brutal Regime of Enforced Prostitu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p.45-49；Chin Sung Chung，“Korean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in True Stories of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Testimonies Compiled by the Korean Council for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and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n the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ed.Keith Howard，trans.Young Joo Lee，pp.13-15；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14—19頁；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23—40页；Yuki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pp.8-12。此外，韩国幸存者的证言和中国发现的证据皆证明，同一时期日军也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慰安设施。见Soh，Comfort Women，p.125。

[15] 森崎和江：『からゆきさん』，朝日新闻社，1976年，92頁。

[16]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24页。

[17]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24页。

[18] 见“昭和十三年中に於ける在留邦人特種婦女の状况及其の取締並に租界当局の私娼取締状况”，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184—85頁。

[19] 关于这一观点的讨论，见Chin-Sung Chung，“Wartime Stat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Weak Nations；Military Sexual Slavery Enforced by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Korean and Korean American Studies Bulletin5，2/3（1994）：pp.16-17；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18—19頁；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pp.10-12。

[20]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31—34页。

[21]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30页。

[22] 岡部三郎：『岡部三郎大將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23頁。吉見義明在他的『従軍慰安婦』一书中也提到此日记。见该书第17页。

[23] 稲葉正夫編『岡村宁次大将資料（上）戦场回想编』，原書房，1970年，302頁。各国学者曾探讨冈村从长崎招募妇女的原因，认为这与该地区的历史有关。长崎历史上自明治以来有大批妇女由于家庭贫困，被卖到设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妓院或其他亚洲国家从事性服务行业。见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45頁；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23—40页；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p.10。

[24]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と日本国家』，载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28—50頁。

[25] 「副官ヨリ北支方面軍及中支派遣軍参謀長宛通牒案」，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105—106頁。

[26] “副官ヨリ北支方面軍及中支派遣軍参謀長宛通牒案”，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105—106頁。

[27] Yang Tianshi，“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in Peattie et al.，Battle for China，p.143.

[28] 张宪文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29—258页。

[29] Yang，“Chiang Kai-shek”，p.146.

[30] Yang，“Chiang Kai-shek”，p.147.

[31] Edward J.Drea and Hans van de Ven，“An Overview of Major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in Peattie et al.，Battle for China，p.31.

[32] Edward J.Drea and Hans van de Ven，“An Overview of Major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in Peattie et al.，Battle for China.

[33] Edward J.Drea and Hans van de Ven，“An Overview of Major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in Peattie et al.，Battle for China.

[34] 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犯下的暴行，有很多书刊记载。见John Rabe，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Knopf Publishing Group，1998；洞富雄：『南京大虐殺：决定版』，现代史出版社，1982年；南京事件調查研究会編訳，『南京事件資料集』，青木書店，1992年；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New York：Penguin Group，1998；Honda Katsuichi，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London：M.E.Sharpe，1999；Yang Daqing，“Atrocities in Nanjing：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in 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ed.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Vancouver：UBC Press，2001，pp.76-96；Suping Lu，They Were in Nanjing：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关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争议，见Takashi Yoshida，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China，and the United St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5] 中文资料一般估计有超过30万中国公民和手无寸铁的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杀害。据报道，最近在美国档案中发现的文件显示，美国驻德大使威廉·陶德（William Edward Dodd）于1937年12月14日向美国总统发出的电报报告，时任日本驻德国大使的东乡茂德对他说，日军当时已经杀了50万中国人。见“美国外交关系档案RG59-793.94/11631”，引自袁新文报道《南京大屠杀再添铁证》，《人民日报》2007年12月6日。

[36] Hyper War Foundation，“Hyper War：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IMTFE Judgment（English translation），Chapter 8，“Conventional War Crimes（Atrocities）”，1015，accessed April 26，2008，http://ibiblio.org/.

[37] Hyper War Foundation，“Hyper War：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IMTFE Judgment（English translation），Chapter 8，“Conventional War Crimes（Atrocities）”，1012，accessed April 26，2008，http://ibiblio.org/.。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调查结果，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数量远大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统计数字，约有8万中国妇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强奸。见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对人类文明社会的集体犯罪》，载苏智良等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128页。

[38] Rabe，Good Man of Nanking，p.81。信件格式遵原文。

[39]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210頁。

[40] 日本军队规定，犯强奸罪的军人将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至死刑。见Yuma Totani，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p.120。

[41] Aiko Utsumi，“How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as Dealt with in War Crime Trials”，in Common Grounds：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War and Armed Conflict Situations，Quezon：Asian Center for Women's Human Rights，1998，p.191.

[42] Totani，Tokyo War Crimes Trial，120。另见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86年，117頁；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岩波書店，1997年，191—200頁。

[43]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23頁。

[44] 南京事件調查研究会編訳：『南京事件資料集』，411頁；亦见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24頁。

[45] 蒋公榖：《陷京三月记》，个人出版物，1938年版；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4页。

[46] Susan Brownmiller，Against Our Will：Men，Women，and Rap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5，p.58.

[47] 李世民：《乔鸿年筹设慰安所》，《大地周报》1946年第31期。

[48] 陈娟：《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载苏智良等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157—158页。

[49] 经盛鸿：《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始末》，载苏智良等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166—167页。

[50] 陈娟：《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载苏智良等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158页。

[51] 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25頁。

[52] 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195—196頁。

[53]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见千田夏光『従軍慰安婦』，講談社，1984年，72—76頁；Chin Sung Chung，“Korean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in Keith Howard，True Stories of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pp.16-17。

[5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亚太地区其他地方的女性，包括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亚、缅甸和越南的女性也被日军强征，沦为“慰安妇”。

[55] 麻生徹男：『上海より上海へ——兵站病院の產婦人科医』，石風社，1993年，215頁。

[56] 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183—184、258—268頁。

[57] 北支警務部：「邦人職業别人口統計表」，1939年7月1日，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藏；引自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30—31頁。

[58] 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214—215頁。

[59] 金原節三：『陸軍省業務日誌摘録』，1939年4月15日日誌，防衛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存。引自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32頁。

[60] 上海市档案馆，文件号R36，全宗1号目录。关于这一调查的详细内容，见陈正卿、庄志龄《档案中发现的有关上海日军慰安妇问题》，载苏智良等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110—122页。

[61] 苏智良、陈丽菲、姚霏：《上海慰安所实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页。

[62] 数字来自《原中国慰安妇受害调查委员会第三次报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网站，http://www.acla.org.cn，2010年6月30日。

[63] 《上海的地狱——敌寇行乐所》，《大公报》，1938年2月27日；转引自李秀平《十万慰安妇》，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64] 高兴祖：《日军南京强奸事件与慰安所的出现》，载苏智良等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第123—126页。

[65]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第124—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