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以英语进行创作、发表，并以中国古代诗话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主要关注的是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诗话的介绍、翻译、阐释、论述，以及其所采用的各自不同的关注视域与方法视角。英语世界对古代诗话的研究成果，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不同诗话的译介、研究，或同一学者有所延续、发展的相关研究。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英语世界研究者对共计53部诗话作品进行的英文全译或选译。以此英译现状为基础，再展开对诗学术语英译与研究方法论等层面的进一步探讨。与此同时，能够通过这一研究，关注到中西方文化视角对传统诗歌理论的建构差异，从而凸显出“他者”文化视角下的中国诗话，是如何在译介、研究的传播接受过程中，产生了相应的文化过滤与阐释变异。借助英语世界研究者以西方文论方法视角对古代诗话相关理论的解读，立足“他者”以观“自身”，对中西方不同语言逻辑、话语方式之间的沟通融合有所理解，有助于针对受“失语症”所困的文论发展现状，展开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方法的思考，既能以对外传播的实例，彰显古代诗话自身的艺术成就与理论价值，也能为中华文化后续对外交流提供有效的参考借鉴。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书题目所涉及的两大关键概念——“英语世界”与“古代诗话”。“英语世界”这一已被多处学术研究所采纳的概念范围，并不简单指涉欧美等西方国家，也并不只是由“英语”所限定的地理“世界”范围。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认为，“‘英语世界’现今包括三个层面。它们分别以英语为母语、通用语和外国语。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圈在发生学意义上仅限于英国；以英语为通行语的文化圈导源于英国的殖民活动，其他地理范围为英国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以英语为外国语的文化圈是由于各英语国家的对外影响而形成的，目前几乎可以说覆盖了全球”[4]。这一较为权威的界定，大致上限定了“英语世界”这一学术视域所涉及的范围，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后续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定义，由此而导向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所选议题相关文献材料的生成。在博士论文《英语世界的〈庄子〉研究》中，何颖更为明确地细化了黄鸣奋所定义的三个层面：“（1）发生学意义上的地域（英国、美国）；（2）语言使用的区域；（3）传播媒介：主要指以英语或翻译成英文作为文本的《庄子》，也包括中国人自己翻译成英文的《庄子》。”[5]由此可见，“英语世界”这一学术范围定义，不仅仅局限于作为英语发源地的英国，或广泛将其应用为官方通用语的北美、大洋洲等地区国家，同样也包括其他将英语作为外国语而用其作为语言载体进行的学术写作，由此各非英语国家的学者用英语进行的翻译、写作，同样隶属于英语世界所关注的材料范围。

其次需要明确界定的是“古代诗话”的范围。蔡镇楚在《中国诗话史》中将诗话界定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之体”[6]，并将其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划分。“广义”的诗话，是一种可以囊括各式诗歌评论样式的文体，不以某部作品为起始标志。“狭义”则可按其文本内容，界定为诗歌之“话”，即诗歌的相关闲谈、论述，并按照体裁划分为与诗歌相关的随笔散文体，“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首创，以资闲谈为创作旨归”[7]。吴文治也认为“诗话，就其狭义而言，本指我国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专著形式”[8]，这种“狭义”的定义严格了“诗话”作为文学体裁的外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古代诗话著作的历史年限。本书中的“中国古代诗话”的限定范围，即明确采用这一“狭义”定义，特指在著作名称或内容中明确体现“诗话”特点的，即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起点，截止到清朝的文人诗话作品。

欧阳修《六一诗话》一卷，共计28则，成书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体式为类似宋人笔记的散文、随笔。许顗《彦周诗话》成书于南宋，略晚于前者，许顗通过自序，对这一文类体裁进行了为后世学界所广泛认同的定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界定与其他类似诗话的诗评、诗品、诗格作品的区别。清人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则曰品，曰式，曰条，曰格，曰范，曰评，初不以诗话名也。”[9]即宋之前，虽已经出现了专门记述诗歌、诗人、诗史、掌故逸事等相关议题的文体，例如南朝梁钟嵘《诗品》、唐孟棨《本事诗》等，但因其未具备“诗话”的题名，而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本书所关注的古代诗话作品的范围。

将“诗话”视作一种体例明确的古代文学体裁或文学批评门类，应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对其进行界定。郭绍虞等现代学者，将《六一诗话》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诗话作品的起点，郭绍虞在《清诗话·前言》中论及诗话的起源：“溯其源流所自，可以远推到钟嵘的《诗品》，甚至推到《诗三百》或孔、孟论诗片语只言，但严格地讲，又只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最早的著作。”[10]他又在《宋诗话辑佚·序》中说：“诗话之称当始于行欧阳修，诗话之体，也创自欧阳修。欧阳氏自题其《诗话》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所以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记事则泛述见闻，论语则杂举隽语，不过没有说部之荒诞，与笔记之冗杂而已。所以仅仅论诗及辞者，诗格、诗法之属也；仅仅论诗及事者，《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可以辞中之事，事中及辞。这是宋人诗话与唐人论诗之著之分别。”[11]

北宋之前论诗作品所采用的“格”“式”“法”“本事”等词，直接体现出它们在题名上区别于“诗话”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类小序中，对论诗的历代作品进行了分类：“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12]可以看出，不同类别的诗评各有其文本特点。钟嵘的《诗品》追溯历代诗歌创作的源流，在这一分类举例中更接近于诗歌史视角下诗人特点的梳理与评价；而唐朝皎然的《诗式》、王昌龄的《诗格》等论诗作品，则多谈及诗歌创作的体例、风格；而孟棨《本事诗》则关注诗人创作的相关故实，其体例分别都有一定侧重的特点。

而北宋时期的《中山诗话》与《六一诗话》，则呈现出随笔化的特点，以较为零散的结构对诗歌创作、鉴赏等层面，进行较为直观、微观的记录、品评，也更类似于宋朝时大为兴盛的笔记体，从而更加凸显出“诗话”自北宋起的独有特点。以此为代表的宋及以后诗话，既符合《四库全书总目》划分的“诗文评”诗学批评门类，又因其对诗人轶事典故的记述考证，而“体兼说部”。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定义是：“‘诗话’云者，就是诗论和说话的结合”[13]，即侧重于诗话随性轻松，偏口语化表达形式的风格，与诗歌批评理念论述的结合。由此可见，“诗话的诗学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14]，体例发展成熟的诗话，往往呈现出诗论述评与记事记言兼备的特点。欧阳修所处的北宋时期，正是士人文化逐步兴起的时代，“以资闲谈”的《六一诗话》承袭了前代论诗专著的随笔散文体例，又以分条列目的形式，记录下的多是片段式的审美感悟与评论，并同时奠定了以“诗话”这一文类限定论诗著述体例的传统。北宋早期以记事记言为主的诗话，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扩充自身范畴，从而将诗歌语言技法、美学理论、诗学术语等诗歌批评探讨纳入其中。

由此可见，若将宋代以前的论诗作品，囊括在体例限定较为模糊的“大诗话”范围之中，那本书所论及的对象，则应明确为自北宋《六一诗话》起，在体裁范式上都较为独立清晰的“小诗话”。在自北宋到晚清的“小诗话”的限定范围中，着重关注历代的诗话文本在英语世界的不同程度的英译与研究。古代诗话主要出自后人编选的《宋诗话全编》《辽金元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清诗话》《清诗话续编》《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等所收录的书目，也包括《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等由古代文人编撰修订的诗话总集。值得一提的是，“诗话”作为论诗作品的标题，虽然是限定古代诗话体裁的一大标准，但并不代表诗话作品一定会以此为题名。界定其边界，还应以“话”体诗歌批评具备“诗文评”与“体兼说部”相结合的特点，作为另一大衡量标准。因此《诗薮》《诗法家数》《原诗》等不具“诗话”之名的论诗作品，也是被收录在古代诗话作品集群之中的考察对象。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前文所述等诗话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至卷一百九十七中，“集部”中“诗文评类一”“诗文评类二”“诗文评类存目”中所收录的宋朝至清朝的部分诗评，或以“诗话”入名，或其内容为品评诗歌艺术及理论。这一总目所涵盖的诗话作品，符合上述有关体裁文类的界定，故而也应成为本书所关注的对象。

清代学者何文焕收编选录的《历代诗话》[15]一书，共收录作品有28种，近代学者丁福保编选的《历代诗话续编》[16]，对其进行补充，在原基础上新增收录共计29种。《历代诗话》及其续编，作为收录从唐至清的各种论诗作品的近代编选总集，在诗话文本传播流通的过程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代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此两部选集中所收录的《诗品》《诗式》《二十四诗品》《本事诗》《乐府古题要解》《诗人主客图》《风骚旨格》等论诗作品，按照上述体裁标准，都不被纳入古代诗话的考察范围。宋代诗话作品，其创作数量虽颇为众多，但据郭绍虞的《宋诗话考》[17]，现存完整的宋人诗话仅有42种，又另有46种，是保存部分残余的版本，或本无其书而由后人纂辑而成，又有50种是已佚或本有佚文传世而未及编辑成书者，由此共计138种。后续又有《宋诗话全编》共十卷[18]，收录宋代诗话达多达562种。又有《辽金元诗话全编》[19]共收录辽诗话21种、金诗话154种、元诗话245种，总计420种，又有《明诗话全编》[20]收录诗话722种，其中有120余种是原已单独成书的诗话著作。观此数量，可见由宋至明，诗话作品的创作发展已卓为显著。据丁福保收编《清诗话》[21]与郭绍虞收编的《清诗话续编》[22]，清朝诗话则共计收录77种。张寅彭编纂、杨焄点校的《清诗话全编·顺治康熙雍正期》[23]，则按照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断代，共收录诗话89种。在上述卷帙浩瀚的诗话著作资料中，能够看出古代诗话作品对于诗学话题的选择和探讨范围十分广泛。数以千百计的古代诗话著作，既直接阐述了作者本人对诗词创作的理论见解，又传达了作者对前人创作的品评鉴赏，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审美，并对故实掌故、创作轶事、诗人语录等进行记述点评。诗话既是独立的传统诗学、美学、文学的著作，也极大地丰富了传统诗歌批评研究的理论体系，由此为众多英语世界研究者所关注。

针对上述古代诗话，可按照其文本内容进行一定类别的划分，这种对于文本内容范畴进行分门别类的方式，既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理解古代诗话的发展流变提供了导向，也是英语世界研究者关注、研究诗话作品的一种潜在标准。郭绍虞指出：“论诗之著不外二种体制：一种本于钟嵘《诗品》，一种本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即溯其源，也不出此二种。……其介于二者之间的，只能说是欧派的支流。至于专论诗格诗例或声调等问题的，又可说是钟派的支流。大抵这两派，《诗品》偏于理论批评，比较严肃；《六一诗话》偏于论事，不成系统，比较轻松。”[24]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一类诗话，多承袭自它的“闲谈”特点，即着重于对前代或当时诗人及其创作轶事、言行起居等进行记录考释，而较少对诗歌写作、鉴赏层面的美学理论进行阐述。

《诗品》虽不能纳入本书所考察的古代诗话范围，但其开创的“论诗及辞”的理论倾向，对北宋以后的诗话发展演变起到了提纲挈领之用。尤其是进入明清的诗话作品，虽然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六一诗话》记事论人的“闲谈”风格，但更侧重于诗评、诗论，并运用相关术语为自身论述增添学理性，更加注重诗歌批评的逻辑性，从而突出了诗话作品以美学鉴赏、诗学理念等为中心的内容特点。蔡镇楚在《中国诗话史》中指出，这种转变的标志是南宋初年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虽然该作品的理论阐述所占比重较少，却开启了“诗话”这一文体对于诗歌学理进行阐述的风气。明清诗话作品例如胡应麟《诗薮》、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等，都呈现出了明显的理论化，甚至脱离论诗论人的“闲谈”随笔特点，而倾向于更为系统化的论述。在此之中也有特例，如严羽的《沧浪诗话》，虽然创作于南宋，却以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个层面开启了以禅喻诗的理论传统。该诗话独到的文论价值，历来是英语世界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这种划分诗话的标准，也被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们所吸纳。在他们对诗话的文本内容进行介绍、英译以及研究传播时，会结合相关背景知识，从而对古代诗话文本进行有意图的选择、过滤，并对这些文本展开携带着前提信息的接受与研究。明确这一划分诗话类别的标准，才能完成对古代诗话作品集群的范围框定，从而有助于明确本议题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有助于对其展开进一步的学理分析。

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对象明确为以英语为语言载体，即以英语为母语或主要外语进行写作的，此为研究材料的语言范围；其创作者主要为中国本土区域以外的外国学者，即欧美国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学者，同时也应包括在国外进行了长时间学习与研究，以西方视域为重要前提的华人或华裔学者；文本材料等出版物范围，则是以上述年代与体裁所严格限定的古代诗话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在中国本土之外所发表的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或在个别必需的特殊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将国内学者所发表的英文译本或英文研究成果纳入研究考察的范围。按照一定的时间线索与思路，整理、归纳英语世界对数以千百计的古代诗话作品，所进行的选择性英译、介绍、阐释论述等研究现状，本书共统计出53种古代诗话作品的译介情况。英语全译或选译、节译，是英语世界研究者在就作品、作者等信息进行介绍概括的基础上，对诗话文本展开的进一步具体研究，从而使研究者能够就诗人轶事语录、具体诗句、诗学术语、理论概念等展开译介解读与论述分析。最终使英语世界研究者得以运用“他者”视角下的西方文论方法论，展开对传统诗歌批评、诗学话语的阐释分析与系统建构。针对上述53种诗话的英译，以及数量更广的诗话的对外介绍、传播展开研究，其意义与价值所在，则需要联系本议题的研究现状，展开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