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金娥博士199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甘肃教育学院成立于1962年，是一所重点培养中学师资的本科高校，最早由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辛安亭先生担任院长，辛安亭先生是延安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当时边区的中小学教材、干部文化读本、农民各种实用读本，都是由他负责编写的。他最懂得中国人需要读什么书，怎么样让他们接受文化知识，所以，被誉为我国普通教材编写的开路人，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奠基人。因此，他主持的甘肃教育学院，非常重视基础教学，他的具体做法是：一是极力引进人才，20世纪60年代初分配到甘肃的研究生，几乎都被辛老“抢走”；二是重视教学讲义的编写；三是在教学方法上讲究因材施教和立德树人。王金娥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师范院校，在教学方面受到最严格的培训。其间，她到兰州大学中文系读硕士，跟随刘成德、张文轩等先生学习汉语言文字学，全面学习了训诂学、音韵学、语法学、方言学，结合自己的教学，完成了硕士论文《现行古代汉语教材比较研究》。王金娥的学术，总是和教学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民国学术的传统。2009年，王金娥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我是她的指导教师。因为这个缘由，入学后不久，她就把敦煌文献中的蒙书和教材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次年这个选题又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于是敦煌蒙书的整理研究就成为她近年来的最重要的科研工作。

教育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工作。西周后期，“学在官府”的机制被打破，官学下移，私学诞生。以孔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聚徒讲学，他们把前代的典籍进行整理归类，修订为五种最重要的教材：古代史教材《书》、文学教材《诗》、行为规范教材《礼》、哲学教材《易》、近代史教材《春秋》，由于“有教无类”，多得到了前所未有普及，这些教材得以广泛的流传，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典“五经”，并由此推动了文化和学术的繁荣，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可以说，编订教材成就了伟大的圣人孔子。在现代教育史上，编辑教材成为学术大师者可参随手举例。所以，一个时代的教材，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知识、信仰、价值判断、审美追求，研究一个时代的教育和教材，最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

王金娥博士对敦煌写本中的教育和教材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敦煌的教材，做过全面的搜集和考察，摊子铺得比较大。这次她选择了比较有特色、内容相对完整、有代表性的十种敦煌写本中的蒙书《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孔子备问书》《古贤集》《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按照传统古籍整理的方式，分题解、录文、校释三部分进行了整理。“题解”部分总体介绍写卷的基本情况、学界的研究情况；“录文”部分结合各写卷对文献进行识录；“校释”部分对文献进行校勘、注释。本书在校释部分做的工作多，对不同写本的文字异同做了是非判断，文中的典故一一指明出处，比较难懂的词语做了疏通解释，为读者提供了可靠的敦煌蒙书的校注本。

现存敦煌教材主要抄写于归义军时期，这批材料，在中国教材史上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敦煌民间的教材，是当时的官学，尤其是寺学中所用的。除了官学寺学之外，社会上也用它作为识字和传播知识的文本。这里要说明一点，近年国际学术界兴起了“古文书学”，古文书学意义上的“文书”应该具有以下性质或特征：第一，它是未经后人改动过的原始资料。第二，它以发件人向收件人表达意图者为主。第三，它应具有完整格式。敦煌的教材有一部分可以归属到古文书范围，那么就有“由一方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另一方”的性质特征。所以，敦煌的教材是由什么人编的，或什么人用作教材的，教材的内容是什么，核心观点是什么，这些教材的接受者是哪些人，比如学郎、僧人、农夫等，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问题。

把一种文书放到它所使用的情境之中，这是研究深化的重要方式。比如敦煌写本P.2187、S.3491抄有《破魔变一卷》，取材于佛传故事，写佛陀成道之际，魔王波旬极为恐慌，怕释迦成佛后于己不利，于是亲率魔军去阻挠。如来镇定自若，以佛力击退了魔军的轮番进攻。魔王恼羞成怒，又派三魔女施展种种伎俩对释迦色诱，企图败坏其道，又被佛陀一一识透，终以慈悲之心感化降服魔众。故事屡见于各种佛经，以《佛本行集经》所载较详。在破魔故事之前，附有一段“押座文”，其作用是用来安定听众。“押座文”之后，再接一段回向之辞，表示转变艺人对当地统治阶层（亦即听众）的祝颂。破魔故事正文之后，还有一段颂辞。这些附加部分说明，本篇曾为沙州统治者曹氏家族讲唱。而当时讲唱变文的仪式和实际情形，由此也可约略想见。而对于敦煌的教材，如果能放到这样的使用环境之中，对它的研究将是很有趣的。

我还想提及一下教材的定义、蒙书的定义等问题。我的理解，教材的范围比较宽泛，是为师生的教学应用而编选的材料。蒙书则是儿童启蒙的教材，一般的启蒙算不算蒙书？可能不能算，不然欧洲启蒙时期的经典著作也是蒙书了。当然，如果经典作为儿童的教材，像《论语》《孝经》，在汉代就作为蒙书的。所以，判断是否是蒙书，主要看把它由一方传达给“另一方”的身份。这样说来，哪些是敦煌蒙书，还是要再认真考虑的。《崔氏夫人训女文》算不算蒙书，它本来是女子出嫁前由母亲教训女儿的诵词，是叮咛女子到婆家以后待人接物方面应当注意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新妇的要求和行为规范。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供金娥博士以后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金娥遇到诸多困难，尤其是身体的不适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作者知难而进，用顽强的毅力和执着的拼搏同困难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为自己的学术事业，为自己的人生写就了靓丽而厚重的花笺。本书的出版，将是她人生的里程碑，新的健康的行程已经开始。

伏俊琏

2020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