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泱泱华夏大国，巍巍礼仪之邦，素来崇尚教育，尤其重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我国历史上，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和目的大有不同。朱熹曾这样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1]其中小学就是启蒙教育阶段，我国古代启蒙教育的对象，小则4岁，大则15岁，主要以8岁到15岁的儿童少年为主。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更早的《周礼·地官》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历史资料显示，古代蒙学阶段主要以识字、习字、书法、算书为启蒙的主要内容，但古人往往会借助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及儿童的认知特征，把要教授的文字结合其表达的文化内涵，大多编成句短音谐，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适合儿童的三言、四言、六言韵文蒙书，将天文、地理、风物、伦理、生活节仪等知识渗透到识字教学中，做到全面启蒙，比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古人启蒙施教的主要场地是书馆、乡学、公学、家学或者驿馆。

要了解古代启蒙教育的真实情况，就不得不立足于古代不同时期的蒙书（启蒙教材）。我国的蒙书编撰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有《史籀篇》，秦有“三苍”（《仓颉篇》《爱历篇》《博学篇》）；汉朝又有汉“三苍”（《仓颉篇》《训纂篇》《滂熹篇》）；北朝后期至隋朝，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以后也有大量蒙书出现，著名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等。后来对应我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俗称为“国学启蒙小四书”，但遗憾的是唐代及以前的识字蒙书除了《急就篇》和《千字文》，其他大多未见传世，或者只存残句断简，这给我们研究古代蒙书以及民间教育留下了很多缺憾。所幸1900年敦煌藏经洞大批文献面世，其中包括大量的敦煌蒙书，这些蒙书的出土使我们得以目睹这些宝贵的“教育资源”，得以初步了解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方教育，尤其是敦煌的民间教育，得以弥补学界蒙学及蒙书研究的缺憾。

如何界定“敦煌蒙书”，这是进行敦煌蒙书研究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划定标准不同，则敦煌蒙书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会大受影响。

关于“敦煌蒙书”，起初学界叫法并不相同。1913年王国维先生发表了《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开启了敦煌蒙书研究的序幕。但“敦煌蒙书”概念的提出却比较晚，且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余嘉锡先生称之为“小学书”。他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说：“诸家目录皆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涉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3]

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视《开蒙要训》《太公家教》为“蒙书”，他说：“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到清末的《千字文》，再就是编著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此外还出现了‘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书。第二是出现了新的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第三是运用以上两类蒙书的编法（用整齐的语韵），产生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兔园册》和《蒙求》等。”[4]

高明士先生根据写卷题记中显示的“学郎”“学士郎”“学仕郎”“学士” “学生”等抄写者身份判定写卷的性质，将其归为“教材”“启蒙教材”[5]。主要列举有《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燕子赋》《秦妇吟》《王梵志诗》《敦煌廿咏》《李陵、苏武往还书》《贰师赋》《渔父赋歌》《新集吉凶书仪》《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百行章》《俗务要名林》《茶酒论》《杂抄》《孔子相托相问书》《孝经》《论语》《尚书》《毛诗》《逆剌占》《卜筮书》《兔园策》《千字文》《蒙求》《下女夫词》27种。

汪泛舟先生则称这类文献为“儿童课本”，他在《敦煌古代的儿童课本》“编辑凡例”中说敦煌古代儿童课本“约有20余种，总数超过200个写卷”。实际上他在“敦煌古代儿童课本简述（代前言）”中列举了46种之多。主要有《字书》《新集时用要字一千三百言》《诸杂难字一本》《字样》《正名要录》《新商略古今字样》《时要字样》《千字文》《蒙求》《开蒙要训》《百家姓》《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百行章》《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新集严父教》《孔子家语》《论语》《孝经》《崔氏夫人训女文》《上大人》《吉凶书仪》《书仪镜》《新定书仪镜》《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九九乘法歌》《立成算经》《算经并序》《汉藏对译字书》《汉藏对译〈千字文〉》《汉藏对译〈佛学字书〉》《大宝集经难字》《大般若经难字》《涅槃经难字》《杂字》《六合千文》《文词教林》《辩才家教》《兔园策府》、分卷《难字》字书、《字宝》（又名《碎金》）等。

郑阿财先生在《敦煌蒙书析论》一文“序言”中称为“敦煌遗书中的蒙书”，后径直称为“敦煌蒙书”。[6]他认为“蒙书”是蒙养教材，“主要为蒙学教学所用之书，亦即为启蒙而编之书。”[7]

自郑阿财先生之后，“敦煌蒙书”这一概念被学界接受，并更加广泛地运用。如张弓先生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下）[8]上卷中“儒学”章中列有“蒙书”一节，探讨了蒙书的著录与分类，引用余嘉锡《内阁大库本〈碎金〉跋》的观点，认为蒙书在唐代已具字书、蒙求、格言三大门类。

判定标准不同，“敦煌蒙书”的概念界定也就有别。高明士先生以写卷抄写者的身份作为判定这类“教材”的标准，他根据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列举了27种蒙书。[9]汪泛舟先生按照写卷的用途，将这些“课本”分为识字、教育、应用三类。[10]郑阿财先生《敦煌蒙书析论》一文以内容和性质为标准来判定敦煌蒙书，[11]在他与朱凤玉先生合著的《敦煌蒙书研究》中，将这一观点进行了完善，认为判断敦煌蒙书，“当以体式和功能考察”,“只要具有启蒙功能者当视为蒙书”。[12]在字书一类收了《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等蒙童诵习蒙书，亦收了其他字书中如《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百家碎金》等“颇有属蒙书性质者”，而对于《论语》《孝经》等“系自笔记杂抄非供童蒙诵习”的写卷，虽然也是童蒙诵习的主要典籍，但诵习者不仅限于童蒙，所以也不收。根据这一原则，《敦煌蒙书研究》共叙录了25种敦煌蒙书，计250件抄本。这25种敦煌蒙书分别是《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百家碎金》《上大夫》《杂抄》《孔子备问书》《蒙求》《古贤集》《兔园册府》《九九乘法歌》《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夫子劝世词》《王梵志诗》（一卷本）。

郑阿财先生对敦煌蒙书概念的界定是比较科学的，他分析周祖谟先生的《敦煌唐本字书叙录》中五类字书时说：“其所谓的字书，当是广义的字书，而非专指识字类蒙书”。然而从概念划分标准的一致性上说，还值得我们再思考。比如《诸杂字》《难字》《杂集时用要字》等字书，就未必是专为童蒙编的，这实际上就如同今之字典，比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童蒙可用，但其主要用途绝不是“启蒙”，只要是读书人，人人可得而用之。再如《字宝》，本来就是俗字典，也用于人们翻检俗字所用，其启蒙功能就更令人怀疑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界定“敦煌蒙书”概念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几方面：

1.地域性

“敦煌蒙书”特指1900年敦煌藏经洞所出的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文献，这些文献普遍流行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一带。

2.功用性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功用各不相同。如敦煌变文、讲经文，主要用来普及佛法，敦煌愿文主要功用是用来发愿的。敦煌蒙书的功能自然是来开蒙、训教的。如《千字文》《百家姓》《上大夫》等主要功能是识字、习字。但敦煌字书情况复杂，敦煌字书内容广泛，周祖谟先生将其分为童蒙诵习字书、字样书、物名分类字书、俗字字书以及杂字难字等杂抄类字书五种（音义书除外）。其实除了第一类“童蒙诵习字书”外，其他四类虽然都可以帮助人们识字，但其主要功能不是用于“童蒙”，而是相当于今之字典、词典。如同今之字典、词典不能完全列入教科书一样，这些唐写本字书就不能归入敦煌蒙书范畴。

再如《论语》《孝经》在敦煌遗书中也有许多写卷，都是传世的经典，虽然是唐朝政府规定的学校必修科目，也是人人都该关注、学习的，但其适用范围不仅仅用于启蒙教育，也不仅仅流行于敦煌，因而就不能算作敦煌蒙书。

3.世俗性和普遍性

这里说的世俗性主要是相对于佛教经典而言的。敦煌蒙书基本适用于敦煌大众蒙童，有些佛教典籍，虽然可能是寺学学郎学习和抄写的对象，但大多属于佛教教义，这些佛经不能归于蒙书。如吐蕃统治时期、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寺学兴盛，有大量的抄经生，其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佛经，无论从对佛教的信仰而言，还是对佛经的学习而言，抄经都是重要的工作。抄经生或学郎所抄的这些经书就不属于敦煌蒙书的范畴。

根据我们关于“敦煌蒙书”概念的界定，再参照汪泛舟、郑阿财先生的分类，依据蒙书的内容和功用，我们认为，敦煌蒙书是特指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主要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教材。敦煌蒙书依据其性质和用途，大致可分为识字、知识素养、家训和应用四类，计27种，226个写卷。[13]

第一类为识字类蒙书。识字教育是我国古代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最早的蒙书也是识字类蒙书。敦煌蒙书也一样，识字类蒙书占很大比例。这些识字类蒙书主要有两类：

一是综合识字类蒙书。主要有《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等。

二是姓氏识字类蒙书。根据写卷的抄写内容和抄写者身份看，敦煌识字类蒙书中有一些是专门用于姓氏识字的，这也是敦煌蒙书不同于传统蒙书的一个方面。传统姓氏书《百家姓》可谓妇孺皆知，因为以“赵钱孙李”开头，“赵”是宋代皇姓，人们普遍认为是宋代人编著的。敦煌遗书中也有《百家姓》，计有P.4585和P.4630两个写卷，和传世本相同的是都以“赵钱孙李”开头。但对于 P.4585《百家姓》写本，学界认定为唐写本。假如这一推断不误，那么《百家姓》产生的时代等问题就值得重新研究了，P.4585《百家姓》的文献价值也值得重新估量了。

三是习字类蒙书。这类蒙书选取日常所用的文字简单排列，用于蒙童的写字训练，形同今天的写字课本。主要有《上大夫》等。

第二类为知识素养类蒙书。古人常常在启蒙识字教育时，将识字和掌握知识紧密结合。敦煌蒙书中也有这样一类，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天文知识、地理知识、动植物知识、历史人物及典故知识，借助于文字，编写成蒙书。敦煌知识素养类蒙书具体如下：

一是综合知识素养类蒙书，主要有《孔子备问书》，通过问答式，介绍天文、地理、人伦等综合知识。二是历史知识素养类蒙书，主要有《蒙求》《古贤集》等。三是习文知识素养类蒙书，要有《兔园策府》。四是德行类蒙书，主要有《百行章》。

第三类为家训类蒙书。家训类蒙书在敦煌蒙书中所占比重较大，主要有下面七种：《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以及一卷本《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等。这些蒙书前五种题为“家教”“训女文”，一卷本《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虽然以格言诗的形式写就，也没有“家教”之题，但其抄本多与《太公家教》合抄，且内容也多有与《太公家教》相合者，以训教儿女为核心，故此，我们亦将其列入“家训类”蒙书。

第四类为应用类蒙书。敦煌蒙书中还有一类侧重于应用，主要是算书类。计算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因而也是古代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据汪泛舟先生研究，敦煌文献中的算书写卷多达十个以上[14]，这些算书或讲乘法口诀，或讲乘方知识，或讲对田亩等的测量方法和计算方法，内容通俗、浅近、实用。敦煌算书类蒙书主要有《九九乘法歌》《立成算经》《算经并序》等。

我们认为，整理和研究敦煌蒙书非常有必要，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敦煌蒙书丰富了唐五代乃至宋初的民间启蒙教育研究资料。处在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敦煌，自汉朝以来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都会，担负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进入7世纪以后，敦煌先后经历了唐王朝管辖、吐蕃统治和归义军管理三个时期。400多年中，敦煌的蒙学既有与中原教育的一致性，也有敦煌一地的特殊性，因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官方的史书详于中央学校，而略于地方学校；官方和私家著述，对于地方民间教育发展，大多语焉不详。敦煌蒙书的出现，正好可以弥补唐五代宋初民间启蒙教育研究资料的不足。

第二，整理和研究敦煌蒙书，可以系统汇集敦煌蒙书文献资料，丰富扩充敦煌文献门类。敦煌文献浩如烟海，种类繁多，根据文献性质，学界已经对敦煌变文、敦煌愿文、敦煌碑铭赞、敦煌曲子词、敦煌书仪、敦煌契约文书等进行了整理，虽然有人认为敦煌蒙书不能和敦煌变文、敦煌愿文等相提并论，但敦煌蒙书毕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内容，而且文献数量也很可观，在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也不容忽视，所以完全有必要出现一本相应的敦煌蒙书集。

第三，敦煌蒙书有很重要的敦煌蒙学研究价值。敦煌蒙书是敦煌蒙学的重要内容，敦煌蒙书的写卷形态体现了其原生态特点。打开蒙书写卷，呈现给我们的是栩栩如生的教学画卷：蒙童习字时的稚嫩笔迹，教师批改作业时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教师对学童的谆谆教诲和鼓励，学童稚嫩又顽皮的表情，书馆里飘香的笔墨。这里有“严父”“太公”的家教，更有“崔氏”母亲对临嫁女儿的谆谆教导。这里的蒙学内容既有“之乎者也”“忠孝节义”，也有“阿弥陀佛”……以上这些生动的画面，恰恰反映了敦煌蒙学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地域上的独特性，实际上这一切也强化了敦煌蒙学的原生态性。系统地整理、校释敦煌蒙书，有利于比较全面地归纳、呈现敦煌蒙学体系，对研究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教育史、民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于以上原因，才有了这本《敦煌写本蒙书十种校释》。本书主要是选择比较有地方特色、内容相对完整、有代表性的十种敦煌写本蒙书：《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孔子备问书》《古贤集》《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分题解、录文、校释三部分进行写本的比对、校勘和注释。“题解”部分总体介绍写卷的基本情况、学界的研究情况；“录文”部分结合各写卷对文献进行识录；“校释”部分对文献进行校勘、注释。希望通过对部分敦煌写本蒙书的校释，为学界进一步深层次研究这类文献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校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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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俆梓：《中国传统蒙学述评》,《蒙学须知》，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0页。

[3]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605—606页。

[4]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第5页。

[5]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12月，第261页。

[6]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原载于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6月编刊的《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后收入《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第381—401页。

[7]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8]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9]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12月，第261页。

[10]汪泛舟：《敦煌古代的儿童课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代前言，第1—14页，“凡例”第1页。

[11]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以写卷的内容和性质作为判定标准，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类蒙书、知识类蒙书和思想类蒙书。详见《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12]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3]敦煌文献中还有一类“书仪”，是供人们撰写书札时的实用文写作范本，我们曾认为也属于敦煌蒙书。现结合学界观点，认为还值得再商榷，故剔除，暂不作讨论。

[14]汪泛舟先生认为这些浅近易懂的算书课本也是敦煌儿童应用课本的重要内容。详见《敦煌古代的儿童课本》前言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