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 城市化 城市病与城市叙事

城市是人类的栖息之地，也是文明孕育之所；是人的物质生活之所在，也是精神生活之所在。

作为居住之地，城市要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之需，要有房屋、街道、商场、医院、工厂……所以，城市首先是一个物质的聚集所，物质丰富成为城市繁荣的象征。放眼世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报广场、帝国大厦；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伦敦的伊丽莎白塔、白金汉宫、圣保罗大教堂，正是这些物象承载着世人对国际大都市的想象。在国内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东方明珠塔、环球金融中心、和平饭店、外白渡桥、百乐门，“魔都”上海的魅力也许要逊色许多；北京也正是有了故宫、天安门、鸟巢、国家大剧院、中信大厦这些传统物象与现代物象的汇集，才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古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想象。人口集聚、财富积累、高楼林立、交通发达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然而城市不只是物质形态和空间结构，它在源头上就是精神性的。刘易斯·芒福德强调城市产生于神灵祭祀，在成为人类住所之前，城市是神灵的居住之所，“古代城市的每一处特征都体现出，人生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无非是为着赞颂和侍奉他的神明，这就是城市存在的终极原因”[1]。所以西方古代城市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属性。我国古代城市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从空间结构到功能设置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宗法礼制文化，体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维护礼制、皇权至上的理念。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城市的精神属性、文化功能远大于物质属性、经济功能，城市不仅在经济上要依赖于乡村，而且和乡村有着统一价值信仰体系，马克思把古代城市的这一特征概括为“城市乡村化”[2]。

城市物质属性和经济功能的凸显是城市现代化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第三次大分工导致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3]。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使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内部的消费需求，而是以交换为主要目标，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贸易工作的商人阶级。商人不断聚积于工场手工业周围，随之带来财富与其他社会资源的集聚，于是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马克思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4]集聚正是现代城市的特征，近代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集聚效应，从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浪潮。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200年时间里，欧美各国纷纷完成了城市化，西方模式的城市化把经济作为核心功能，引领了世界城市现代化的方向。时至今日，城市化的程度仍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上，城市一直保持着以政权为中心的传统特色，并形成了以政权中心带动文化中心的模式。直到近代被迫纳入世界体系，现代城市才开始逐渐兴起，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化的速度非常缓慢。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为7.3%，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也仅为17.9%。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时期，2011年城镇人口达到6.9亿，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51.27%，这意味着我们这个古老“乡土中国”在结构上转变成了“城市中国”。到201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0.6%，东部沿海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70%，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城市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我们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两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市的面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文学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兴起、发展的文学形态。与现实城市的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不同，文学从失意的城市人的视角发现了“可怕的现实、内心的痛苦以及没来由的恨”[5]。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城市成了一个异化的场所。城市变得华丽又单调，无论邱华栋笔下的北京，朱文颖笔下的上海，还是张欣笔下的广州，都失去了时间上的丰富性和空间上多样性，一样的高楼林立、一样的符号化景观，甚至让人分不清这是中国的北京、上海，还是美国的纽约、休斯敦，城市至少在景观上失去了历史根性和地域个性。对于人，城市失去了家园性，成为充满诱惑的陷阱，它“把机会和成功顺便抛给一些幸运的人”，也会“把那些失败的人的梦想一点点碾得粉碎”（邱华栋《手上的星光》）；它是“一只倒覆之碗，一朵毒蛇缠身的花”（慕容雪村《天堂向左，深圳往右》）。而城市中的人——无论行为叛逆、追求自我的都市青年，还是带着梦想闯入城市的乡下人，抑或认同了城市法则、一味追求财富的都市男女，最终都成为城市里的失败者。一些作家试图突破现代城市生活中物质的支配性地位，探寻城市的精神命脉，发掘精神的力量，重构城市的“家园性”。这类城市书写通过道德自省、城市精神寻根等方式创造了另一种风格的城市文学，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精神性所在和诗性之美。但是作为书写现代城市生活的文学，这类作品的不足非常明显，它回避了城市现代化带来的矛盾、悖谬，无法表达当下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仍然无法真正实现叙事困境的突围。文学如何写出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经典作品，是当下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问题的起点在于城市文学为什么陷入叙事困境。

从“现实”城市到“文学”城市，叙事是关键。叙事不仅是讲故事的方法和技巧，它关联着时代、社会、传统等文化问题，以及伦理、观念等价值问题，因此，“叙事是一种文化现象”[6]。我国城市化不仅是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而且是从几千年的乡土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跨越，其间各种因素的冲撞远大于融合，乡土文明孕育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失去了有效性，祖辈传承的生活理想变得不合时宜，城市生活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文化冲撞中被放大。在城市这个物质和欲望的集合场，适者生存的法则让城市人变得理性、冷漠、自私，失去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也失去了自我的自足圆满。人们一面迷恋城市的丰富与便捷，一面挣扎于城市带给人的巨大压力。人的“本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的激烈矛盾，本是城市叙事的张力所在，但是城市现代化在经济上和理论上的合理性，使人们形成了对文化断裂历史必然性的认同、对消费驱动的城市发展的合理性的认同，这自然成为了城市文学的价值立场。而另一方面，文学本来的人性立场又排斥断裂感和异化感等“非人性化”因素，两者的矛盾使得城市叙事在历史合理性与人性本位之间左右游移，叙事缺少了稳定的、超越性的价值支撑，消弭了触及时代灵魂的叙事力量。城市叙事价值立场的混乱，不仅是作家个人的问题，也是时代的共同问题。城市文学的叙事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化过程中文化领域的“城市病”。与社会层面的“城市病”相比，文化领域的“城市病”更隐晦、更复杂，也更棘手，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重新理解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重新定义“人”与“城”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城市产生于人的需要，是人的意识和实践的结果。无论城市的形态与功能怎样发展变化，城市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人”是城市最终的目的和归宿。显然，以经济指标为主要考量标准的城市化颠倒了“人”与“城”的关系，城市发展成为目的，而人成了手段。无论定克服社会领域的“城市病”还是文化领域的“城市病”，都要在底层逻辑上回到“以人为本”的关系中去。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满足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需求，明确了“以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果说过去的城市建设偏重经济指标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全面小康，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生活基本问题得到保障，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然更多取决于精神生活，取决于人的价值感的实现。城市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精神处境？渴望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城市发展要更加关注人的生活感受和情感诉求，满足城市人内心深处的自由渴望。“文学即人学”，城市文学自始至终都在关注城市中“人”的生存境遇，既写出了城市人对物质和欲望执着追求，也写出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城市家园性的渴望，对人的尊严、价值与自由的吁求。既展现了文化转型时期人们的迷茫、困顿，又对人的精神困境报以同情，并试图寻找救赎的道路。相比经济学、社会学依据数据、案例对城市的宏观研究，对抽象的概念化的人把握；城市文学是以想象的方式对精神性城市的关照，是对具体的情感化的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吁求的表达，它可以说是我们观察与反省当代城市建设的精神档案。从这一角度来说，城市文学研究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哲学的终极问题，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中外哲学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人学从“现实的人”出发，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终极追求，在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上与文学相为佐证，为回答文学中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城市文学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指导有助于理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城的关系、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从而确立观照和书写人的精神困境的合理立场。因此，本书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主要是城市小说）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指导，分析“人与城”的存在关系，探究在不同的关系场域中人的主体性建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希望本书能够实现两个方面的研究目的：其一，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指导建构符合中国式现代性的城市文学批评话语，把脉城市文学的叙事问题，探寻提升城市文学创造力的路径。其二，基于文学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密切关系，把城市文学研究作为洞察和反思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以文学经验为当下的城市建设和规划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