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城市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现代性 地域性与城市文学的批评范式

城市文学[7]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学界一般以1983年北戴河召开的城市文学研讨会为其开端，到90年代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并一直延续至今。纵观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无论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即学界一直把城市文学的属性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围绕着城市文学“是什么”建构批评话语，基于对城市文学属性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各具特色又壁垒分明的研究范式。城市文学不同于乡土文学是不证自明的概念，它的内涵一直充满争议，当下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正处于建构的时期，城市叙事体系也远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城市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也许比急于回答城市文学“是什么”更贴近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实际。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文学如何表现人的生存境遇？如何展现人性的复杂？这些问题更能体现城市文学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人性”是建构城市文学批评话语的立足点，人性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寻求思想的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性的论述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对人的本质的科学阐释，是对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坚定追求，对于认识当下城市化进程人的生存困境、对于城市叙事的人性立场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为本书写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基于城市文学的属性问题，学界形成了城市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和“地域性”研究两类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前者认为“现代性”是城市文学的基本属性，后者认为“地域性”才是城市文学的根本内涵。基于对城市文学属性认识的差异，两种研究在文学观念、研究范畴、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巨大差异，并由此建构了相去甚远的城市文学景观，使两种研究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走向偏狭。笔者梳理了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和“地域性”研究的发展流变历程，分析它们的内在理论基础和外在社会文化因素，以期打破概念理解差异导致的研究壁垒，转换研究思路，寻找更贴近城市文学自身特征并能够开掘转型期城市文学复杂内涵的批评话语。

一 基于“现代性”属性的城市文学研究

把城市文学纳入“现代性”研究范畴是城市文学概念论争的结果。城市文学不是一个自明性概念，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仅与城市文学自身有关，也深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在1983年北戴河召开的城市文学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都可称为城市文学。”[8]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规模的城市化还没到来，此时出现的反映城市风貌的文学作品——如“市井文学”“改革文学”——不过是文坛的一种新动向，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研究者，城市经验都还非常模糊和陌生，何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城市文学区别于乡土文学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些根本问题却是这一界定所不能回答的，所以此时的城市文学只是个题材概念。几年之后这一界定就受到了研究者的质疑，1987年徐剑艺在《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当代城市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一文中指出，城市文学“首先固然是题材上的城市生活，但同时必须以城市意识来艺术地观照城市、表现城市”[9]。作者认为只有当作家具备了现代城市意识，并以此来作艺术形象上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表现，这样的文学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张韧进一步肯定了城市意识对于城市文学的核心意义，认为“现代城市意识才是城市文学的灵魂”[10]。把城市意识作为城市文学的内涵规定，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广泛认同。例如，陈辽认为：“所谓城市文学是指作家以现代城市意识反映、观照和描写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作品。”[11]司徒杰、钟晓毅把城市文学置于乡土文学的比照中来凸显它的特性：“都市文学首先应该是‘都市的’文学，以期在题材上和‘乡土的’文学区别开来。”其次，应更多地“把它理解为现代都市意识观照下的文学，以期在文化的指谓上和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意识观照下的文学相区别。”[12]把“城市生活”“城市意识”作为城市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并把“城市意识”作为内在规定，这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概念在整体把握上达成的共识。

新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城市意识”，是地域文化赋予的特殊性还是现代化赋予的现代性？徐剑艺认为城市意识是“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作用下所构成的现代化城市生存中形成的都市人的心理方式和精神内容的总和”[13]。正是因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研究者把城市文学纳入现代性范畴，“现代性”研究逐渐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就我国当下城市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来看，“现代性”的确是富有阐释力度的理论话语，但是由于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外源性，也因为我国的城市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而非完成状态，城市文学“现代性”也成为不断更新、富有争议的话语，考察三十多年来城市文学批评，以下三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1.二元论的现代性

囿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很多学者喜欢用“二元结构”描述城乡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两个物理空间，也存在于城市内部。晓华、汪政在《一种文学两种文化》一文中提出，中国城市的生成历史决定，城市与农村在文化上是一体的，城市文化往往是乡村文化的典范体现，是某一地域性文化的代表。因此，转型期的中国现代城市必然包含乡村文化，现代城市意识不仅包含学院派所倡导的西方话语中的现代性，也包含城市“下层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在城市现代意识熏陶下形成的特殊的文化观念[14]，指出了我国作为后发性、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具有现代性的复杂性和本土化特色。徐剑艺将城市意识归结为更加具体的新旧文化的冲突，他认为中国城市正处在从乡村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急剧转型期，城市意识表现为工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与传统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因此，城市文学“不仅要关注被描述者的城市意识中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冲突，同时评价描述者的城市意识中的这种冲突”[15]。以1985年为界，徐剑艺把新时期城市文学中城市意识的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城市观念与乡村观念的冲突；第二阶段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这是在摆脱乡村经济模式和乡村化文化观念、物质文明和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现代化的时候出现的文化冲突。[16]上述研究把城市意识置于“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考量，对城市文学中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交织冲突中带来的城市经验、城市意识的多样性与层次性的关注，城市与人关系的复杂化的关注，体现了对城市文学“现代性”较为客观的思考，但是我们的城市文学和城市文学批评都还没来得及在这一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城市化浪潮又把城市文学推向更激进的层面。

2.世俗化的现代性

卡林内斯库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说法，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即世俗化的现代性（也称为启蒙现代性），它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另一种是美学现代性，它是对社会领域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17]“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18]但是“在中国并不存在或者不主要地存在‘两种现代性’的分裂与斗争，中国的美学现代性、文学现代性并非出于对社会现代性的抗争而兴起，相反，它就是社会现代化意义上的现实性实践的产物，主要地是因为推进社会现代化转型而生发的美学和文学的连带反应或主动策应，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现代性的顺应式的进化与建构，而不是逆反性的破坏与抗争”[19]。这恰好诠释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者认为“城市现代化进程”“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等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不仅是城市文学产生的前提也是表现内容。李广鼐说：“有了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城市才能成为有别于乡村的社会形态，真正的城市文学才能产生。”[20]李洁非认为：“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21]也就是说，城市文学表现的是人与物的冲突，而非人与人的冲突，支配人物命运的是物化力量而非制度与人的道德善恶，城市文学要在商品交换法则下而非道德批判立场上来思考、表现社会关系和人物命运。李洁非的观点因其系统性和理论深度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的代表。新世纪的城市文学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仍然把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视作城市文学产生的第一要素，尤其是经济、物质层面的高度现代化。例如，陈晓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是后现代消费性城市，“我们现在讨论的‘城市文学’更侧重于关注那些表现大都市生活的作品，关于大都市的生活经验具有更强烈的城市感，小城市与乡村相去未远，其现代感并不强烈”[22]。赵勇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谈论现代性，应该从城市谈起。而且，这个城市还不是一般的小城镇，而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唯有这样的城市才会带来一种崭新的时空经验”[23]。

城市文学现代性的世俗化显然与人们对现代化认识的经济化具有一致性。自市场经济以来，无论是对于城市文学的创作者还是研究者，城市化带给人们最直观、最强烈的感受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上的激荡，“我们看到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全心全意只在为‘经济’而转动了……‘经济’对社会的笼罩，‘经济’对人性的遮蔽所滋生的新问题已经产生”[24]。经济的转型直接促成了文学方向和文学观念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一跃成为文坛主流，“城市题材作品毋庸置疑地击败了乡村题材作品，第一次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主位”[25]。众多的文学刊物也为城市文学摇旗呐喊：1994年，《特区文学》打出“新都市文学”的旗号；1994年第九期《当代文坛》推出“新都市小说系列站”；1995年，《上海文学》开辟了“新市民小说专栏”；1996年第六期《北京文学》以“新生代作家专号”为名推出的一大批城市文学新作。在对城市文学特质的阐释上，世俗化现代性的确能够凸显它在城市经验、城市主体、审美风格等层面的特殊性，厘清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区别，也能将它与工业题材文学、改革文学等传统城市书写划清边界。但是这种现代性理论以西方现代都市形态为参照，把成熟的城市经济形态作为城市文学产生的前提，使得城市文学研究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城市文学的空间越来越小。把是否具备成熟的城市经济形态作为城市文学产生与否的标准，使研究者对城市文学的起点产生了质疑，徐剑艺认为城市文学产生于1985年前后，城市“摆脱乡村经济模式和乡村化文化观念的制约，在物质文明和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现代化，城市真正进入现代型大都市的时候”[26]；李洁非、葛红兵、陈辽、李广鼐等学者认为中国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了真正的城市文学，如葛红兵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真正的城市文学的，有的只是反城市文学和拟城市文学。”[27]陈晓明在《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一文中详细梳理了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百余年的城市写作历史，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城市精神依然是现代主义形而上的观念，城市文学只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和他者化的方式在不同阶段显现的踪迹。”[28]基于世俗化现代性基础上的城市文学研究，不仅大大压缩甚至消解了城市文学的历史，在横向空间里，仅把新生代欲望化的城市写作视为城市文学，其他如打工者的城市书写、乡土作家的城市书写、普通市民的世情常态书写等都被排除在外，这既背离了城市文学研究的初衷，也不符合转型期的文学语境。另一方面，过度强调“物质”的力量与“欲望”的合理性，城市文学失去精神向度。现代都市意识“须从人类历史进程无法阻挡的角度首先投入对都市和工业化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的热爱而非厌恶，对都市生活方式（如繁忙、喧嚣、复杂、流动等）的理解而非抗拒……而恪守传统的农业社会和非都市社会的价值立场去评价当代的都市生活，则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盲人摸象”[29]。李洁非认为：“‘物’与‘欲’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如影随形，此增彼长，它们可谓当下城市社会一曲最为流行的二重奏。‘欲望化叙述’恰恰也是城市文学的一个能够恰当地表现现实的形式。”[30]陈晓明也表达了相同观点，“文学只有融合到消费文化中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才能与城市文化打成一片，成为当代城市文化激进的表达部分，而不是站在其对立面来表达反思性”[31]。在商业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欲望的张扬具有了个体自由的形而上意义，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表征，但在肯定欲望合理的同时，还要追问如何使其具备生命自由的内涵？是否具有抵达灵魂深处的精神向度？事实证明，将世俗化的现代性作为城市文学的现代性，失去美学现代性的批判力量，造成没有精神关照的欲望化写作，导致城市文学陷入物与欲的迷乱之中，失去应有的精神深度。

3.社会主义现代性

新世纪以来一些研究者以汪晖等学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来关照城市文学，扩大了城市文学的研究范畴。以“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论来关照1949—1976年间的城市写作，因具备了社会主义现代性而被纳入城市文学范畴。如：黄道友认为17年城市文学在反现代性书写中，隐含着觉醒/蒙昧、个体/群体（阶级）、进步/落后、革命/反动、光明/黑暗、理想/现实等二元对立的概念，这种二元对立、永远向前的思维模式正是典型的现代性思维特征[32]。刘宏志认为，尽管1949—1976年间城市文学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但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反叛的背后，隐含着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努力和过程，“这恰恰是这一时期新中国城市文学叙事的现代性伦理”[33]。张鸿声在《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一书中，对1949—1976年间的城市文学，从时代背景、题材与主题、文本形式做了系统深入的阐释。他认为1949—1976年间城市现代性并不缺乏，只是这种现代性特征与此前和此后都不同，“带上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特征，即经济上的工业化，文化上的东方化”[34]，因此在城市题材文学中，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被强化，现代性表达主要是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公共性”的表现，城市生活中消费性、日常性的现代性被排除。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来关注1949—1976年间的城市写作，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世俗化现代性研究的不足。这类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将因现代性缺失而被归为工业题材的城市写作纳入城市文学范畴，使城市文学研究范畴大大延展，弥合了现代与当代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断层，具有建构起较为完整的发展历史的可能。但是这种批评话语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强调、对日常现代性的遮蔽，使它只适用于1949—1976年间的城市写作，不能一以贯之地去诠释三四十年代和新时期以来的城市文学，使城市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具有明显的断裂性。

在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城市文学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对现代性认知的差异正体现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上述三种现代性观念并非均衡发展，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研究实绩上，世俗化的现代性理论都具有明显优势，同样它的不足也成为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显在弊端，受到学界批评和质疑的主要也是世俗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

二 基于“地域性”内涵的城市文学研究

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的不足之处，正是其他范式研究发生和发展的空间。对城市文学“地域性”的倡导，从一开始便是对现代性研究弊端的自觉反拨。早在1987年晓华、汪政就提出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和“地域性”并不是冲突的观念，他们认为现代城市由传统发展而来必然要受到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等因素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而且不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进程不同，因此城市的现代性也会呈现地域差异。[35]这是对城市文学“地域性”特质的最早倡导。后来李旭东在《文化中的都市与都市小说——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化品性》一文中，指出都市小说的要素应该包括“较为鲜明的都市地域特色和较为鲜明的都市文化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都市小说的研究视角，“地域性都市文化的异质，揭示了中国近现代都市发展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深刻影响着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化风貌”。[36]这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对城市文学的“地域性”属性较为明确和深入地阐述。之后，杨扬在《城市化与转型期》笔谈中也曾谈到“我们谈城市文学倒是应该注意到文学、文化的地域分布情况，不要被城市的物质外观所迷惑，以为写城市的便是城市文学。”[37]上述观点无疑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有效补充，但当时的城市文学研究以现代性为主导，这些零散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人文研究领域，如何在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建构自主的话语方式、彰显中国文化的个性成为格外有感召力的话题。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等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与建构，“中华性”“中国性”这些学术概念被不断提出。在城市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也自觉回应着全球化主题，试图从本土化和地域性视角构建城市文学的批评话语，这成为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重要转向，这一研究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在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中寻找中国城市经验，寻找当下城市文化的历史根性，凸显中国城市文学“本土化”特点；二是根据不同地域的城市文化，发掘中国城市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施战军在《论中国式城市文学的生成》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城市文学一说，他认为百年以来，城市书写大体沿着“都市小说”“市民文学”“上海书写”的顺序演进，新时期以来，上海书写、北京书写先后繁荣，继之深圳、成都等地域性城市书写崛起，预示着以多元丰富的地域文化为特色的中国式城市文学正在生成[38]。梁凤莲主旨鲜明地提出“文学的地域属性就是其本根属性。……而这种本根属性的深浅与长短，又促成了都市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和支持”[39]。吴福辉认为城市文化的个性源于它的地域文化，“为了了解中国的都市文化，先要了解它们各自的文化‘根系’。而且，文化色彩愈浓重的都市，它的‘根系’愈深。”“都市文化的丰富多样、都市文化的个性，第一位可以分析的，便是这个都市的地域意识，它的或长或短的乡土文化记忆”[40]。2011年4月，“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的问题与出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众多学者在构建本土化、多样化城市文学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张永禄提出“在世界城市文学的大家族里，要保持中国元素和基因，获得城市文学的‘中国制造’注册权”[41]。和平提出了“我城”概念，对城市文学的本土化写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城”不仅是城市样态、精神气质在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上的差异，还要有渗透作家独特城市体验的想象与建构，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创新。[42]张惠苑在如何建构本土化的城市文学上，主张借助地域属性和传统诗性文化对文学中的城市展开本土化想象。[43]目前来讲，城市文学地域性内涵的阐释还处在比较松散的状态，缺少更为系统深入的论述。这类研究突出的成绩表现在城市文学地域属性与“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视角的结合带来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开拓，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城市的个案研究，如陈平原的《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张鸿声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刘勇、许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

从地域性特征来阐释城市文学，可以看出研究者在全球化语境中，自觉建构中国批评话语的努力，有效弥补了现代性研究过度西化、过度依赖现代化物质基础带来的不足，使城市意识具有了历史感及个性化的文化内涵。另外，从地域属性考察城市文学，使城市文学的范畴与历史也大大延展，市井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文学等都被纳入典型的城市文学，甚至将城市文学的历史延伸到古代文学领域，从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到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都被纳入城市文学。但是笔者认为，在从乡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文化语境中，把地域性作为城市文学的本质属性，不能突出城市文学的异质性，也不能有力阐释文化转型带给人们的城市经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断裂感，而这正是城市文学概念提出的意义。倘若在城市化业已完成，成熟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业已建立，将地域性作为城市文学的本质属性或许能行得通，但是目前我国的城市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意识杂陈，成熟的现代城市意识、城市风格与精神尚未建立，即便是在上海这样作为中国现代化引领者的城市里，狭窄拥挤的弄堂里依然能看到与乡土文明剪不断的小市民意识，而众多历史悠久、个性鲜明的城市，如北京、南京、西安等，它们的城市底蕴并不是在现代化历史而是在几千年的乡土文明中孕育成熟的，在此情况下，以地域性为城市文学的本质属性不仅困难重重，也容易背离城市文学研究的初衷。城市文学以地域文化为内在起点，对城市的个性与精神的追寻尽管建立起了与历史的联系，但是难免又回到乡土的老路上去了，因为中国传统城市文化本就不是与乡土文化分离的独立存在，而是某一区域乡土文化的中心。如此，地域性更是乡土文学的本质属性，那么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还有什么本质区别？“城市文学”概念提出的最初目的也就被解构了。因此，笔者认为如何把握与表现城市的现代气息、时代精神、未来走向，是当下城市文学意义所在。以地域性为城市文学根本属性的缺失在于不能在文本与时代语境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另外，以地域性为城市文学的本质属性容易造成概念的泛化，无论古今写城市的文学都可纳入城市文学范畴，城市文学又成了一个题材概念，城市文学的内涵又回到了命名的起点。在城市文学并未成熟的时期，概念的泛化更不利于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再者，这类研究在方法上容易脱离文本，呈现泛文化研究的倾向，这一点在目前的研究中已有所呈现。

三 城市文学研究视角转向的必要与可能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性”和“地域性”两种研究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都是基于城市文学属性认识上的研究范式。在城市文学属性认识上，两者都表现出自我认同的焦虑，无论是向西方现代理论的附和还是对本土化特色的强调，或显或隐都在以西方的城市化历史和理论为参照，急于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精神、城市经验、城市文化盖棺定论。前者渴望现代化业已完成，在话语层面上与西方接轨；后者希望融入传统谱系，在西方的强势话语中彰显主体性。但是当下城市是处在转型期的复杂存在，它告别乡土文明中的传统城市，向着现代化、后现代化的商业城市、消费城市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历史的夹缝中，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正在形成，城市文学的内在精神和外延边界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地域性”，任何一元性的属性界定都会脱离了转型期的文化语境，从而遮蔽城市文学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现代性理论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已进入快速的、广泛的城市化时期，大城市、小城镇都在朝着现代城市方向发展，工业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的外在形态及内在精神，城市已经具有经济上、文化上处于主宰地位，因此，现代性必然是城市文学的内涵特性。不过文学的现代性毕竟不完全等同于世俗化的现代性，“文学现代性”以“‘人’的自由，以人道去和社会现代性发生关系，是沿着人的价值这一线路和社会现代性相应，而不是跟在社会现代性的后面亦步亦趋做历史的工具”[44]。它要有对抗和批判世俗化现代性的力量，但是“只有当两种现代性都是已然的现实存在并且得以充分发展时，才能够形成真正的对话与对抗”[45]，文学的现代性才能建构起超越现实的精神内涵，然而我国目前两种现代性都没有成熟起来，美学现代性还没有从世俗化的现代性中分离出来，因此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困境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又是一个复杂的、参差不齐的过程，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现代化进程不同、速度不同，甚至同一城市也存在几种文化状态共存的情形，孙立平教授曾以北京为例分析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均衡现象，他说北京的中关村是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文明浪潮，而十几公里以外的首钢是典型的第二次文明浪潮，到了广袤的农村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存在不同的时代之中”[46]。这必然带来人的城市经验、城市意识的差异性、多元性、层次性，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统一的、鲜明的地域属性是难以建立的，比如同是北京，邱华栋笔下的北京和荆永鸣笔下的北京是没有相同的“地域性”的，卫慧笔下的摩登上海和王安忆笔下的怀旧上海也大相径庭。因此，在转型期的文化语境中，城市文学地域性理论研究的理念意义大于可操作性。

在这里指出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和地域性研究的不足，不是否定城市文学的现代性和地域性，而是认为在城市文学还处于转型与建构的特殊时期，城市文学研究应该尝试从基于属性认识的研究思维中转移出来，关注城市文学怎样表现城市化进程中人性与命运的丰富与复杂，即在研究视角上，从关注城市文学“是什么”转向关注城市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城市文学”这一概念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化刚刚揭开高速发展与全面发展序幕，面对陌生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我们不断追问它“是什么”具有历史合理性，那么在城市文学发展了三十多年以后，城市和城市文学的边界都在不断拓展，城市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文学也已经成为文坛主流，文学研究更应该关注它独特的精神性和审美性，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47]人类本性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表现的核心，具体到城市文学来说，“人”与“城”的关系是城市文学表现的核心，但因处于文化转型期，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尖锐，充满撕裂的痛楚。欲望的诱惑与生存的焦虑、灵魂漂泊与价值找寻、灵与肉分裂等，城市文学中所呈现的这些生存困境，正是当代城市人或中国人正在面对的生存难题和精神难题。面对这样复杂多元的生命书写，探讨城市文学呈现了怎样的生存样态，展示了怎样的生命关怀，比把它归属于某单一的文化属性更接近城市文学的本意，也更能揭示城市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相比于乡土文学，城市文学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历史感和厚重的精神意蕴，城市文学的意义也不在于现代性的更高等级，而在于它能揭示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典型矛盾和问题，展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际遇。城市文学的精神向度也不在于是否具备成熟的现代性或鲜明的地域性，而在于它所揭示的城市文明与人性的复杂关系的深广度。这正是本书认为城市文学研究应该转向“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可能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