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厄普代克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厄普代克小说伦理叙事的研究是伴随着对其小说宗教内涵的逐渐认识开始的，并从宗教主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对宗教主题叙事方法的关注，进而探究厄普代克叙事背后伦理重建的意图。

1963年，评论者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就指出，厄普代克的小说表现出一种存在主义的特征，而且这种存在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特别是与克尔凯郭尔神学思想体系中的基督教精神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厄普代克通过小说的方式表现了“人们意识到某种永恒，就会从精神上感到绝望”[18]。在深入研究厄普代克小说创作的宗教主题和相应的叙事特点后，研究者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指出厄普代克在描写一个真实的美国人生活经历方面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做得都好。这种对神学主题和个体宗教信仰状况的审视，使得厄普代克的小说叙事不同于传统以外在行为和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他的叙事转向了对人内在世界的深度挖掘，是心理现实主义。“厄普代克小说叙事不以情节和故事逐渐推向高潮而吸引读者的眼球，他的小说叙事中充满着随意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关注内在的心灵感受和向往，这不同于主导美国精神的边疆主义。”[19]

对于厄普代克小说中隐含的宗教主题，评论者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进一步指出：“对于死亡、上帝以及城镇小市民的自私和蕴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爱等主题，厄普代克具有自己的看法和切入方式。虽然厄普代克才三十岁出头，但他已经开始思考与探索深埋在美国文化底蕴中，从霍桑和麦尔维尔就开始思考的问题。”[20]诺瓦克欣喜地看到一个作家能力图对居于其中的美国小城镇和郊区生活状态进行认真审视，并对宗教问题给予如此严肃的对待。美国生活日益世俗化使得宗教信仰难以扎根，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厄普代克敢于挑起这副重担更值得欢呼。但是，他也指出可惜大部分评论者囿于自己的成见而困惑于厄普代克小说中那些字谜般的话语，无法捕捉它们所欲表达的真实意思。评论者Granville Hicks认为厄普代克小说具有救赎的主题：“厄普代克的救赎主题，在这个传统宗教信仰已经失效和过时的困境中，试图为人们找到一条获得生命意义的路径”[21]，对于厄普代克小说所具有的这种警示功能，Kenneth Hamilton指出厄普代克作为一个“先知”，警告当代美国人不应对传统美国价值观底层的宗教价值和意义进行舍弃，如果继续以精神衰败为代价而不顾一切去追求物质的享受，厄运就会降临到美国人身上，就像他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形象对物质享受的盲目追求，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跌入了更深的精神困境之中。汉密尔顿也明确指出厄普代克创作灵感的源泉来源于他对巴特和克氏的神学理论著作的阅读。

研究者米切尔·克劳利（Mitchell Crowley）通过分析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后指出，厄普代克在小说主题选择和叙事风格的形成等方面深受克氏神学思想影响，尤其表现在他对人的本质是有限与无限的综合这些神学观点的吸纳和在小说创作上的运用。他同时认为，克氏有关人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综合这一思想“不仅能让厄普代克的人物从绝望走向希望，从恐惧走向信仰，而且也让厄普代克能够以之来思索他自己的宗教困惑。”[22]研究者托马斯·恩格曼（Thomas Engeman）也认为厄普代克的小说创作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家克氏的影响，这集中表现为厄普代克小说对现代虚无主义来源问题的关注和探索，以及基督教在现代和后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命运走向问题的思索。[23]乔治·汉特（George Hunt）在《厄普代克与契弗小说中的宗教主题》一书中，通过分析厄普代克运用世俗的隐喻和各种意象来传达宗教体验的叙事方法，特别是性在其小说中的宗教隐喻功能，指出厄普代克反思的问题是：在一个以性为本质的主体之中，上帝和信仰如何安居？两者悖论性冲突如何去调和和统一？汉特分析后发现厄普代克认为这种冲突是基于人类自身的本质，其小说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深层生成根源都可以归结于此。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喜剧和悲剧都是从宗教意义上审视的，这不同于传统的性格或命运悲剧，更不属于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悲剧范畴。

对于厄普代克小说叙事特点，米切尔·克劳利在对《一个月的星期天》小说文本研究后指出，厄普代克受克氏思想的影响，在小说中通过多重人格的塑造来构建一种动态的对话叙事形式，从而超越了单纯独白叙事的局限性。比如小说中四个与牧师曼斯菲尔德有关系的女性形象塑造。通过这些对话的构建，厄普代克反思了诸如“在充满诱惑的现实世界中，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何生存”“当道德选择和自己内心的真实渴望相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24]”等问题。研究者詹姆斯·西尔弗（James Silver）关注到《罗杰的版本》中通过授予小说主人公罗杰——这个主观叙述者——第三人称客观叙述者身份的叙事方法，找到了一条解决小说叙事中有关视点、叙事权威性和小说真实性营造等问题的途径。[25]在厄普代克小说悲剧化叙事问题上，布鲁斯·曼纽尔（Bruce Manuel）对兔子小说中的主人公兔子的悲剧形象提出疑问，认为“兔子系列小说读上去像是一部美国国家的悲剧，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兔子缺乏一种悲剧性格，无法称之为悲剧人物”[26]，他从叙事的视角分析了自己的这个判断。

对于厄普代克小说创作中宗教、伦理与小说叙事内在关系问题的探讨，除了上述针对厄普代克某一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论文外，还出现了大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文学评论专著。

1970年，汉密尔顿夫妇出版的专著《约翰·厄普代克的因素》（The Elements of John Updike）是厄普代克研究的一个分水岭。他们开始关注厄普代克小说深层的宗教含义，通过小说具体文本分析来阐释小说所隐含的深层宗教意义，认为“厄普代克小说外在叙事的底下始终有一张宗教性的结构之网与之如影随形”[27]，由此引领了以后厄普代克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虽然有研究者认为汉密尔顿夫妇对厄普代克小说的宗教性解读有“过度阐释”之嫌，“在解读厄普代克文本的深层宗教意义时，添加了过多自己的臆测”[28]的批评，但是这种解读方法开启了厄普代克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维度。从客观上看，这种以宗教意图为主线的研究方法能把厄普代克小说的主要人物贯穿起来，从而能俯瞰概括其整个小说外貌和勾勒小说创作意图的主线，比如从《马人》中的皮特·卡德维尔，到《农庄》中的乔，再到《兔子跑吧》中的兔子，可以发现其宗教选择的变化是构成人物形象系列塑造的内在驱动力，这也比较接近厄普代克本人的创作意图。在该专著中，汉密尔顿夫妇把厄普代克看作一个传播福音的使徒，试图用圣经、克氏、巴特和保罗·蒂利希的思想来引导深陷精神困境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为他们探寻一条精神纾困的出路。他们认为厄普代克小说的“福音”深藏于小说的底层，即便在爱与婚姻等主题中经常出现的令读者咋舌的性描写，其目的也是引导人们用一种更为深刻的哲学与宗教视角来审视人的现实处境。同时，他的小说也告诉读者美国的堕落是因为对基督教传统的彻底舍弃和对上帝的背离。厄普代克的作品试图回答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否人的生命如同这个看似被盲目所支配的宇宙一样，从出生一路走向死亡而毫无意义可言；还是在这个宇宙之中存在着一个活的上帝，人们只有通过信仰上帝来给予我们生命意义和获得精神救赎。汉密尔顿夫妇认为厄普代克选择了后者，并指出贯穿其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是对这位活的上帝存在的坚信，厄普代克正是凭此信心来为处在这个“上帝隐蔽”时代中丧失生命意义和希望的人们，寻找一条通往永生的精神救赎之路。

弗朗西斯·金克尔（Francis Kunkel）在其专著《现代文学中的性与宗教》中初步探讨了贯穿厄普代克小说创作中的性和宗教主题。他认为厄普代克通过小说来呼吁人们回归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并以此来摆脱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道德和精神的衰败与崩溃状态。[29]而在社会道德批判问题上，研究者斯蒂劳·韦伯（Stephen Webb）认为厄普代克对小说中出现的对道德问题不做判断的做法是受神学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源泉会一直追溯到圣奥古斯丁。[30]1980年著名的厄普代克研究专家汉特在其研究专著《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三个秘密》中集中论述了克氏和巴特思想对厄普代克创作思想的影响。这本书也奠定了他在厄普代克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书中特别论述了厄普代克小说创作思想中的宗教底蕴，也对宗教救赎意图的表达和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瑞秋·伯查德（Rahcel Burchard）在其著作《约翰·厄普代克：肯定的言语》中，分析了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基督教维度，认为厄普代克的小说叙事带有强烈的叙事意图，即对在这样的时代是否还会存有宗教信仰这种疑问的所作出的肯定回答。詹姆斯·耶克斯（James Yerkes）的著作《约翰·厄普代克和宗教》（John Updike and Religion）集中探讨了厄普代克小说的宗教问题，并就厄普代克小说中的上帝形象及如何发现和走向上帝，进而获得宗教信仰和救赎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拉夫·伍德（Ralph Wood）在《救赎的喜剧》（The Comedy of Redemption）中，认为厄普代克是“在神学意义上的一位喜剧艺术家”。[31]而这种神学意义上的喜剧恰恰以人自身的悲剧性为对比。伍德结合厄普代克小说作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认为人的这种悲剧性来自人自身存在所具有的悖论性和由此造成的精神困境。在对厄普代克小说中的性主题阐述上，伍德认为厄普代克小说中对于性主题的叙事充分体现了克氏的思想，即性不仅仅是人寻求激情和快乐的方式，更是一种抵御死亡的途径。人生命的这种本质悖论性，即无法逃脱的欢乐与悲伤、喜剧与悲剧、信心与怀疑，只有上帝和对上帝的信仰才是救赎之路。研究者马歇尔·鲍斯威尔（Marshall Bos well）的著作《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John Updike's Rabbit Tetralogy,2001）把四部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了“兔子系列”小说的叙事形式问题，书中论述了厄普代克在小说中所建构的主人公两难选择的处境问题。对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做法，鲍斯威尔从克氏思想的影响以及整体反讽的角度对厄普代克的这种叙事策略进行了解读，进而指出作者在“兔子四部曲”中隐含着一种深层的宗教意图，评论界对兔子形象的误读正源于无视这种深层反讽叙事的存在。

皮特·贝利（Peter J.Bailey），在《无法救赎的兔子》（Rabbit Unredeemed,2006）著作中，以“兔子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重新探讨了厄普代克小说创作中的宗教维度，指出主导小说叙事的动力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核心是“人的本能的冲动与人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张力”[32]，这与克氏有关人的本质及其失衡理论不谋而合。爱德华·瓦格（Edward Vargo）研究著作《厄普代克小说中的仪式性叙事》把厄普代克小说叙事中的琐碎化叙事作为阐发宗教内涵的一种叙事策略，从而能达到一种仪式化效果，而营造这种仪式化效果的目的在于发现和探寻生命意义背后的那种模糊性和对超越性意义的体验。论者认为这种超越性无法直接表达，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比如利用处境的营造来烘托呈现。他认为厄普代克希望通过这种带有仪式性的琐碎化叙事方式来展现隐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性，另外，在厄普代克看来即便是在20世纪的美国，人们对于死亡和人生意义等终极问题的理解也需要借助一种仪式性。[33]论者进一步认为这种琐碎化叙事所蕴含的宗教意图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自然主义小说中的琐碎化叙事。

通过梳理国外的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对厄普代克小说中所蕴含的宗教性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指出这种宗教性的来源与克氏和巴特神学思想密切相关，并能进一步从叙事形式的视角对如何实现这些意图结合小说文本进行了解读。这些研究对突破单纯从传统现实主义视角解读厄普代克文学小说，挖掘小说深层内涵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但是，这些研究还存有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拓展完善的空间，比如从小说叙事的角度，对克氏和巴特思想如何具体影响厄普代克小说叙事形式的形成方面，以及小说的伦理性表达、宗教性意图和叙事策略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等方面就缺乏较为系统的论述。

二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于厄普代克文学作品的接受和研究状况，可以从国内学者2009年在厄普代克逝世时的总结性评论中大致看出：“厄普代克被中国读者所深切怀念的原因在于‘兔子系列’小说是我们了解美国社会的一个窗口，这能帮助国人认识美国人的真实生活面目和普通美国民众的所思所想。”[34]由此可知，我国读者和研究者对于厄普代克作品接受和研究的展开是从其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国社会文化状况进入的。国内对厄普代克小说的研究最初从其作品的译介开始，早期主要对某一部小说作品内容进行介绍和简要评述，比如研究者黄嘉德在《文史哲》发表的《评约翰·厄普代克的〈莱比特，跑吧〉》（1979）、《评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莱比特回来了〉》（1980）两篇文章就是针对厄普代克经典代表作——兔子小说内容的概述和简评。盛宁先生除了最早翻译小说《农庄》外，还在1984年的《当代外国文学》发表了《“冲浪人”厄普代克简论》，对厄普代克作家及其早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宏观评论。同年，研究者苏索才发表了《厄普代克和他的创作》（《外国文学季刊》1984年第2期），从创作论的视角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厄普代克的创作状况，较之前者，涉及的作品更多。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末期，国内研究者对厄普代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小说作品的赏析和评述，如《厄普代克和兔子三部曲》（钱满素，《世界文学》1986年第5期）、《约翰·厄普代克〈罗杰教授的版本〉》（叶子，《读书》1987年第2期）、《约翰·厄普代克：〈兔子跑吧〉》（虞建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小说四部曲》（郭继德，《百科知识》1992年）、《论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王守仁，《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约翰·厄普代克新作〈巴西〉》（何建文，《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厄普代克的新奉献〈对福特执政时期的回忆〉》（文楚安，《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论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罗长斌，《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两部获奖小说》（侯毅凌，《外国文学》1998年第2期）、《试论厄普代克的〈夫妇们〉》（郭英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这些研究文章多集中于厄普代克的某一部小说作品介绍，主要针对小说内容从社会学视角进行评述，这些文章在读者对厄普代克小说作品的深入了解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厄普代克创作论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另外，论文《〈S.〉：厄普代克对“女性意识”的新探索》（《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兔子：现代西西弗斯》（董文胜，《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兔子跑吧〉的主题与意象》（董文胜，《外国文学》1998年第3期）则从叙事视角和小说意象的营造等创作论方面进行了研究。论文《试论厄普代克文学创作中的宗教思考》（石亦灵，《福建外语》1997年第3期）、《“兔子”的生活和寓意探幽——论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罗长斌、钱满素，《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厄普代克文学视野中的宗教意识》（郭英剑，《外国文学动态》2000年第6期）以及学位论文《宗教和厄普代克的小说创作》（余玉清，上海师范大学，1999年硕士论文）则从厄普代克小说宗教方面进行了早期的关注和探讨，宗教性研究后来成了厄普代克小说研究的主流。

从整体上来看，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作品上，对厄普代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代表作“兔子系列”小说上，研究重点也以从兔子视角展现的美国社会生活的批判为主，中美两国文化差异的原因导致意识形态批判色彩浓厚。同时，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逐渐开始关注兔子这个人物形象自身，并结合小说主题的探讨来对主人公兔子一反常态的行为逻辑从各个角度给予解读。如研究者黄铁池的《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主角哈利·安斯特龙姆》（载《当代美国小说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研究者金衡山《兔子为什么要跑》（载《欧美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版），这是研究深入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正是在对小说人物自身的解读中，厄普代克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并最终转向宗教性解读层面。在对兔子及其他主要人物形象行为逻辑的解读中，有从社会学层面的解读，如《“兔子”与现代人的命运——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琐谈》（吕伟民，《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厄普代克〈兔子归来〉中的自我认同危机和60年代的社会文化矛盾》（金衡山，《外国文学》2005年第6期）、《〈夫妇们〉与当时的美国社会》（宋德发，《世界文化》2006年第3期）、《身体的狂欢：厄普代克〈夫妇们〉中欲望乌托邦和享乐主义的双重涵义》（金衡山，《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美国现实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解读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兔子四部曲》（蔡殿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厄普代克与美国中产阶级》（曾艳兵，《青岛文学》2009年第3期）、《历史与伦理：厄普代克兔子系列小说的叙事向度》（黄诗海，《中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厄普代克“兔子”形象的意识形态解析》（任秀菊，《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喧嚣的年代 典型的人物——反文化语境下〈兔子归来〉的研究》（李彬，《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等，以及学位论文《时代的缩影——论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高灵英，郑州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社会洪流中的追求——兔子四部曲的性现象研究》（黄协安，上海外国语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中的当代美国》（金衡山，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论兔子四部曲对当代美国文化的透视》（桑迪欢，南昌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焦虑与失落——兔子与当代美国社会》（张远红，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即从社会学层面，结合美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特点来解读兔子等人物形象的行为逻辑。也有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层面进行解读的，如《〈兔子跑吧〉中兔子的人格与行为分析》（索金梅，《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对〈兔子跑吧〉中兔子行为的心理分析》（王凤，《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以及盛宁先生在专著《文学·文化·文论》（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的两篇专论《Angst：厄普代克笔下人物的心理特征》《心理现实主义：厄普代克的创作手法》等，以及学位论文《兔子和人性》（王紫媛，郑州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兔子跑吧〉的精神分析》（廖丽玲，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寻找自我之路——〈兔子，跑吧〉的拉康精神分析》（许雅杰，大连理工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兔子歇了〉中哈利的焦虑分析》（何琴，中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在网中挣扎的“兔子”——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读厄普代克的〈兔子，跑吧〉》（周善春，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从心理学层面对兔子行为逻辑的尝试性解读虽然能解释部分原因，但又存在许多明显的悖论，所以对兔子“为何跑掉”这个话题的讨论会一直延续下去，从而引发了从宗教视角对其行为逻辑的解读。另外，还有从其他视角和理论来解读的，如《新历史主义语境下重读厄普代克的〈兔子跑吧〉》（刘颖，《社科纵横》2007年第4期）从哲学视角的阐释，如《对〈兔子跑吧〉中兔子形象的哲学阐释》（王凤，《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用人本哲学分析〈兔子跑吧〉中兔子的心路历程》（穆志慧，《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学位论文《约翰·厄普代克作品中的哲学思辨》（薛伟，天津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另外，论文《贾平凹与厄普代克的创作刍议》（罗长斌，《贵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以“厄普代克在中国1975—1985”为视角的考察》（王小英，《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学位论文《社会转型期接受者的心态历程——以厄普代克在中国（1975—2006）为考察视角》（王小英，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叶兆言和厄普代克作品中的悲剧美比较》（刘可，辽宁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则从比较文学视角对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叶兆言和厄普代克小说创作中有关性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读者接受理论视角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另外，靳涵身的博士论文《重写与颠覆——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之互文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则从互文性的研究视角对比了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与霍桑《红字》的互文性关系，并分析厄普代克对人物重塑给予的宗教意图。总之，此时的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

2000年以后，厄普代克小说研究进入高峰期，随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对厄普代克小说中译本的大量出版，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期刊研究论文和硕博学术论文的大量涌现。学术期刊论文方面，研究的关注点经过前期的积累，逐渐转向深层的宗教性方面，2000年后大量有关厄普代克小说宗教性研究论文的出现便是这种转向的表现，如《〈兔子跑吧〉中的世俗化宗教主题探讨》（洪增流，《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兔子小说四部曲”与现代美国人的宗教观》（刘峰山，《美国文学研究》第2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贫民院集市〉的宗教解读》（谷婷婷，《宿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约翰·厄普代克的宗教观与其笔下的东方宗教》（郝蕴志，《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论〈马人〉的宗教主题》（宋德发，《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约翰·厄普代克与新教世俗化》（郝蕴志，《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宗教》（金衡山，《国外文学》2007年第1期）、《约翰·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基督新教》（郝蕴志，《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从〈一个月的星期天〉看厄普代克对美国宗教的思考》（谷婷婷，《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约翰·厄普代克的宗教思想》（王宇容，《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厄普代克长篇小说的宗教之维》（宋德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厄普代克作品中的宗教思想解读》（王劲，《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约翰·厄普代克的宗教观》（靳涵身，《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3期）、《〈兔子，跑吧〉中的圣经原型研究》（李斗斗，《汕头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灵与肉的撞击——浅析“〈红字〉三部曲”中的宗教观》（姜海涛，《淮海工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等，学位论文如《由对立到融合——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宗教主题探讨》（谷婷婷，安徽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论厄普代克在〈兔子跑吧〉中的宗教观》（厉彦华，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兔子四部曲”的宗教思想研究》（张湘彦，湘潭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论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的宗教思想》（朱厚敏，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在美国的宗教传统文化以及20世纪美国文化的变迁的语境中，深入分析了厄普代克小说的宗教性主题的表达。在此基础之上，更有研究者把视野转向其宗教性的来源和作家创作思想论方面，如《厄普代克：从无神论存在主义后退到有神论存在主义》（盛宁，《文学·文化·文论》）、《〈兔子跑吧〉中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想解析》（包志明，《社科纵横》2006年第4期）、《存在的焦虑——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解读〈走向末日〉》（靳相茹，《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信仰与道德的分离——从哲学层面透视厄普代克的道德关怀》[哈旭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生存境界论视域下〈夫妇们〉“欲望乌托邦”的消解》（吴荣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从克氏的生存论三阶段视角探讨，学位论文《约翰·厄普代克与索伦·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兔子跑吧〉》（刘玲玲，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从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视角解读〈兔子，跑吧〉中哈里的自我救赎》（秦榕，扬州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论厄普代克小说〈兔子，跑吧〉中主人公兔子对人生存在意义的追寻》（张维君，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从〈兔子，跑吧〉看克尔凯郭尔对厄普代克创作的影响》（李洁，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这些研究在借鉴国外厄普代克研究的最新成果基础之上，能从更多的角度审视和探索厄普代克小说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为后期研究走向宗教性、伦理性以及与叙事表达的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了基础。

在厄普代克小说叙事形式方面，《〈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的叙事策略与伦理意蕴》（宋德发，《国外文学》2008年第2期）、《论〈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叙事的新视角》（李萍，《学术交流》2008年第11期）、《论厄普代克〈罗杰教授的版本〉的叙述策略》（哈旭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厄普代克〈S.〉的隐含作者与潜在话语》（哈旭娴，《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这些论文从不同的叙事视角结合厄普代克的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进行了细致分析解读，对于深入了解其小说内涵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国内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宗教性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策略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对于各个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以及不同时期小说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宗教色彩和宗教叙事意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读。同时，大多数研究者也意识到这种叙事意图同小说的叙事形式之间存有密切关系，比如我国研究者金衡山在《道德、真实、神学：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宗教》一文中，就厄普代克小说叙事与卡尔·巴特的神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宗教观念而且可以从他笔下人物的言行中看到巴特的影子。巴特给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可以说没有巴特的影响，他的作品也许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35]，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影响和转化关系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另外，同国外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可能空间一样，对厄普代克小说创作中的伦理关怀阐释不足，在宗教性、伦理性与叙事策略三者互动关系方面缺乏系统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