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 厄普代克小说创作及其争议性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诗人。厄普代克1932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灵顿小镇，13岁那年随父母搬迁至母亲的出生地伯劳维尔农村生活，到1950年去哈佛大学求学之前，他一直生活在这里。他的家庭在当时处于美国社会的中下层，父亲卫斯理（Wesley Updike,1900—1972）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厄普代克小说《马人》“The Centaur,1963”中的主人公马人乔治·卡德维尔便是以他父亲为原型创作的。母亲琳达（Linda Updike,1904—1989）早年硕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英文系，酷爱写作，晚年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母亲琳达对厄普代克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厄普代克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母亲人物形象大多有厄普代克自己母亲的影子，除了短篇小说，如《飞翔》“Flight”、《鸽羽》“Pigeon Feathers”、《儿子》“Son”、《沙石农屋》“A Sandstone Farmhouse”中的母亲形象外，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农场》“Of the Farm,1965”中人物罗宾逊太太就是以母亲琳达为原型创作的。早年的生活经历给厄普代克小说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素材，其小说的自传性色彩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哈佛求学之前故乡生活经历的再现。

1954年，厄普代克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作为优等生获得了诺克斯奖学金，从而得以去英国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学习和研究绘画一年，在这期间他与一位神教牧师的女儿玛丽（Mary Updike,1930—）结婚。回国前夕，因著名作家、《纽约客》杂志资深编辑E.B.怀特的积极举荐，他得到了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聘任，成为一名栏目记者和职业作家。但是具有戏剧性的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厄普代克此时却遭遇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关于这次精神危机，他在自传和其他访谈中曾有所涉及，这次精神危机不仅对他的人生观和宗教观，也对他今后小说创作的走向影响深远。

1958年，厄普代克从《纽约客》杂志辞职，离开大都市纽约搬迁到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伊普斯维奇，正式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开始了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大部分重要长篇小说，如：《马人》（获得“国家图书奖”）、《夫妇们》、“兔子系列”小说中的《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获“普利策奖”）、“红字三部曲”“东镇女巫系列”、《时间尽头》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完成的。此时的厄普代克随着生活境遇的改观，他也融入了当地中产阶级，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员。这段长达数十年的小镇生活经历既让厄普代克深切体验到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滋润，也让他经历了一系列和此种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和遭遇，他的创作思想和具体小说创作也随之不断变化更迭，并逐渐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上。从此，描述与反思美国中产阶级的小镇文化，并以此来反映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和宗教信仰及其伦理状况成为他一生小说创作的重点，所以厄普代克被认为是美国中产阶级“灵魂的绘画大师”。

1976年，厄普代克同玛丽离婚，数十年里，家庭生活始终是厄普代克小说创作关注的重心，厄普代克与前妻玛丽的夫妻关系及其矛盾冲突成为厄普代克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来源，以梅普夫妇（Maples）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集《遥不可及》“Too Far to Go”便是厄普代克夫妇婚姻和家庭经历的真实写照。另外其婚姻小说代表作《夫妇们》《嫁给我吧》中诸多情节都来源于这种生活经历。

2009年1月27日，厄普代克因癌症病逝。

厄普代克的文学地位问题一直是文学评论界的热点。随着厄普代克离去，人们对其小说创作成就有了更为深入和多元化的评价。同时代的小说家菲利普·罗斯认为厄普代克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创作成就能与美国的文学巨擘霍桑比肩。有评论者认为厄普代克是美国顶尖的小说家，因他数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也曾一度成为有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美国作家。在其生前，美国《纽约客》杂志社主编麦克斯甚至表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给厄普代克，那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错误，而不是厄普代克没有能力获得这个顶尖的奖项。因厄普代克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的出色描述和记录，有评论者把他比作是“美国的巴尔扎克”，其等身的著作可堪比法国小说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1]。同样基于厄普代克对美国文化的精彩形象描绘，著名厄普代克研究专家唐纳德·格雷纳（Donald Greiner）认为厄普代克是“文学界的维梅尔（Vermeer）”[2]。在厄普代克小说选材和短篇小说创作方面，评论者埃里森·卢里（Alison Lurie）把厄普代克比作“美国郊区的契诃夫”，认为他能“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小事中发掘深层意义，在叙事上能对他的笔下的人物保持一种不动情感的客观观察和精确描述。”[3]评论者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认为“《兔子歇了》是英语文学世界中能与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和乔伊斯比肩的一部现代小说作品。”[4]

但是，也有评论者对厄普代克的文学地位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厄普代克是美国二流的小说家。2000年，评论者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厄普代克称不上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其原因不在于其叙事技巧，而在于缺乏一种对主题开掘的冒险精神，尤其表现在对宗教主题的处理上，他保守的宗教立场阻碍了他艺术的发展”[5]，他进一步说明厄普代克是在自己宗教立场的逻辑中看待其他社会问题，缺乏一种走出去的想象力和勇气。在小说题材问题上，有评论者认为厄普代克在小说题材选取上缺乏应有的份量，因为“厄普代克只着眼于平凡的日常琐事，而不去把叙事的焦点定位在重大时代政治主题上。”[6]评论者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也指出，“一个作家绝不是只凭借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就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家。他必须要有伟大的事情要讲，同时叙事中要表现出他对于时代问题尖锐和独特的洞察力。而厄普代克则局限于他艺术技巧的探索，对于时代主题的探索和表现缺乏一定的自觉意识和洞察力。”[7]埃德尔斯坦（J.M.Edelstein）评价说：“一部好的作品不仅仅是告诉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也要同时提供一种能激发摆脱这种困境的信心和途径，哪怕是一种尝试和建议也好。而在《兔子跑吧》小说中，后者的缺失会让读者陷入困惑和绝望之中。”[8]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批评中，最为严厉的批评是指责厄普代克小说“无话可说”（nothing to say）。这一批评从厄普代克第一部小说《贫民院的拍卖会》就开始了，评论者Norman Podhoretz指出厄普代克拒绝处理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也不愿冒风险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原因在于厄普代克自身压根就没有什么思想可言，他的小说多愁善感，沉浸在对自己早年生活经历的自恋式回忆和困惑中[9]，这种批评一直延续到厄普代克晚年的小说创作评论中。

综观评论界对厄普代克小说创作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小说主题选取与主题艺术化处理方面的质疑，可以看出厄普代克小说的宗教性特点、对社会现实主题尤其是政治主题的疏离，以及在处理社会主题时自身观点立场的缺失是引发评论界争议的焦点。而对评论界的这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其他研究者和厄普代克本人都曾对此做出过反驳和辩护，在《作家应当做演讲吗？》（“Should writers give lectures？”）一文中，厄普代克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认为作家应当‘有话要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于反面，即作家无话可说，则认为这相当丢脸。但是，这里确有几分道理可讲，在我们所讲过的不计其数的话语中，没有多少是值得认为是有话可讲的。绝大多数人们的话语行为不是在交流，而只是在制造噪声而已。这些噪声只是在不断的重复宣称‘我在这里’、‘你不是孤独的’的而已。”[10]文中，厄普代克回顾梳理了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美国作家巡回演讲的传统，认为“美国社会把通过演讲向人们宣导某种正确价值观的社会功能赋予给一个作家，从而使其披上教师或名人的外衣，这其实是对作家这个群体和社会身份的一种错误定位。”[11]厄普代克在文中用螺丝刀和刀子为比喻来巧妙说明两者之间的不同和错位后的后果。他认为“要求一个作家去做演讲如同要求一把刀子去旋转螺丝钉。对于把世界紧紧连接在一起，螺丝钉的作用是必要的，并且连接的越紧密越好。但在把螺丝钉拧紧的过程中，较之刀子，螺丝刀更是一把理想的工具，它不如刀子锋利但也因此而更加安全高效。虽然一把失去刀尖和锋利刀刃的刀子也能勉为其难地凑合着行使螺丝刀所具有的一切功能，不过，如果一把刀子被不断地用来做螺丝刀，就可能会损坏掉本来赋予它的功能，我们也不能再指望用它来切开任何苹果了”[12]，同时厄普代克还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了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那个小说世界同现实世界的差异，“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不是对世界直接发表看法，而是作者内心中另一个世界的映照，那个世界让作者和读者感觉到一种神圣。与之相对，演讲中只包含着部分的真理，而且很容易时过境迁。沉迷于演讲会让一个作家因为受制于现实而丧失对神圣事物的想象能力。”[13]

1985年，厄普代克在一次有关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与文学创造性想象关系的演讲中，通过梳理美国经典小说家麦尔维尔的创作经历，结合其他文学家、艺术家，如莎士比亚、纪德、乔伊斯和亨利·詹姆斯等人的艺术创作，以及自己小说创作的切身体验，集中论述了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与社会生活、作家同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厄普代克对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及艺术创作在当今社会文化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创造性的文学想象无法从真空中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是一种由作者的情感表达需求、文学自身的体裁要求及对读者的接受考虑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现象”[14]，从而，厄普代克反对作者过分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期望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作者个体创作品格的丧失，尤其是在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语境中，这种迎合会误导读者对于生活的态度。

除了作者本人的自我辩护，也有其他研究者针对评论界对其小说“作者观点立场缺乏”的指责进行了比较有说服力的反驳。譬如，研究者约翰·麦克塔维什（John McTavish）认为“厄普代克并不把自己的宗教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通过各种叙事技巧使读者能自己真切地面对自身在生存和生命意义上的困惑，引发我们的反思，最终把我们带到信仰飞跃的边缘，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始终掌握着决定的主动权。”[15]同样，针对文学评论界对厄普代克小说主题上的无足轻重和内容上“无话可说”的批评，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指出“厄普代克小说成功处理了诸如‘中间性’（middleness）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等主题。并且在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实验和创新”，“他的语言浸润着宗教与神学的力量，是一种如同赞美诗般的语言。这种语言形成了宗教仪式性般的叙事效果。”[16]评论者保罗·道尔（Paul Doyle）也认为厄普代克的小说不仅在小说叙事技巧方面展现了他出众的艺术才能，而且他的小说更触及和挖掘了重大的社会主题，比如对个人主义和美国20世纪价值观的关注，以及在一个充满罪恶和堕落的世界上如何进行精神超越的探索。但是，保罗同时也指出，厄普代克的观点立场在小说叙事中掩饰得如此好，以至于我们读完他的小说却不容易看出他对小说中所提出问题的判断和立场。换言之，厄普代克小说创作中意在形成读者和作品的互动与交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决定的艺术意图，却也会让一部分评论者以此抱怨和批评厄普代克小说缺乏哲理和世界观，增大了误读的可能。

综上所述，通过厄普代克小说作品引发的争议和对这些争议的辩护，可以看出其小说作品很大程度上存有被误读的可能。笔者认为厄普代克小说作品被误读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小说叙事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尤其是为了达到精神纾困和伦理重建目的所使用的处境化、悲剧化和无权威化叙事模式，而这些叙事模式都源于厄普代克小说创作思想中的救赎和伦理意识。厄普代克小说创作的救赎和伦理意识贯穿其小说创作的始终，反过来，我们也只有从这一意识视角才能更好审视小说中人物形象和主题的表达。

厄普代克小说中的救赎意识和谋求伦理重建为目的所展开的小说叙事形式，其形成的根源在于他早年所遭遇的精神危机，这一精神危机贯穿了他一生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与反思，也奠定了其小说创作的基调。生存的“恐惧”是引发厄普代克早年精神危机的根源，而正是这次精神危机让厄普代克接触并最终走向了克尔凯郭尔和巴特的神学，并把这些神学思想艺术转化为小说创作的叙事，比如对小说主题的选择和叙事风格的形成等。厄普代克求学期间就表现出了较强的艺术自觉，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位毕业论文即探讨了作家赫里克（Herrick）的宗教思想同诗歌的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问题。厄普代克对作者“从琐碎化的小事中提取深刻主题”这一诗歌创作风格进行了解读，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赫里克对“世俗的小事”的关注与偏爱是出于一种宗教的立场，同样，对诗人作品的解读也要求读者从宗教的层面进行审视，对琐碎化的事物中所隐含的“闪光”（radiance）的察觉需要基督教的目光。应该说，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解读厄普代克本人的文学作品。正如汉密尔顿夫妇指出的“在天堂的神圣光晕下审视这个世俗的世界是厄普代克小说创作的一个根本原则。”[17]赫里克的创作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厄普代克，后来厄普代克结合巴特和克氏神学思想，认为人与上帝有着根本的差异，但是人可以通过上帝启示来获得这种认识，而这种启示的载体不在于事情的大小之别。

克氏神学的影响促使厄普代克在小说叙事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有关罪、恐惧和信仰飞跃等主题在厄普代克早期的小说《鸽翼》《兔子跑吧》《夫妇们》等中得到了充分演绎。厄普代克曾经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一度成为对克尔凯郭尔神学思想的一种诠释与演绎。可以说，精神危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不仅是困扰，还是作家本人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表征，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成就一个作家的重要契机；同时当精神危机解除后会形成一个新的立场和视角，这也预示着其小说创作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改变。纵观厄普代克文学创作，大致可以看出，其小说主题选择基本上都是1956年左右精神危机中所思考问题的延续，比如焦虑、绝望、人神关系、信仰飞跃等问题。具体而言，克氏神学对厄普代克小说创作上的影响既体现在小说主题的选择方面，比如对人的“恐惧”、人神关系重建等主题，还影响到他对现实问题关注和批判视角的建立，比如对美国宗教世俗化，人神关系背离等趋势的关注与批判，这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家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角度。同时，也进一步影响厄普代克对于表达这些主题所进行的新叙事形式的探索。

二 研究意义

厄普代克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他通过小说形式展现了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文化变迁。他的小说带有宗教和伦理意图，但这些意图的表达在其小说叙事中具有隐蔽性，如前所述，正是这种隐蔽性导致了误读和争议的发生。对其小说的研究，中外研究者都经历了从现实性到宗教性、伦理性的逐渐过渡，这种过渡既是对其小说深层内涵的一种探索，也是其小说宗教性、伦理性，以及从宗教性过渡到伦理性所具有的隐蔽性特点的体现。

伦理叙事是厄普代克的艺术自觉，是把精神纾困、伦理重建意图同叙事形式的有机结合。同时，在伦理叙事中宗教性因素是解读厄普代克小说深层内涵时必须要考量的方面，这方面已有中外研究者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比如美国厄普代克研究专家汉密尔顿夫妇从基督教视角对厄普代克小说的整体解读，以及我国研究者宋德发的博士论文《厄普代克小说宗教之维》对厄普代克小说宗教性特点的研究。因为宗教性是其小说伦理谋求的一个前提，换言之，厄普代克的伦理叙事之所以具有逻辑自洽性就在于其对宗教伦理观念的引入。伦理叙事是厄普代克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是其小说艺术风格的重要表现。

总之，厄普代克小说的叙事意图是在其特定文化与历史语境之下的精神纾困和伦理重建。小说通过叙事艺术来实现这些意图，即通过小说艺术化形式来让读者体验到所处的文化困境和精神困境，激发自我意识以期走出这些困境，进而在现实层面上谋求一种更为合理的伦理秩序。由此，本书研究的落脚点和意义在于：厄普代克如何通过小说叙事艺术完成这种意图，反过来，从意图实现的状况来审视厄普代克小说叙事的艺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一方面能深入理解厄普代克小说的深层内涵，减少误读；另一方面从中能窥见厄普代克小说的叙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