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大精神的艺术化书写

我在陕西工作时，因为爱好，与同在大雁塔附近的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阎庆生、叶舒宪等学者多有往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此，即便后来我到青海和北京工作，与他们的交流也未中断。2012年7月，我参加长城保护调研活动到了敦煌，他们的学生、青年作家冯玉雷从兰州专程赶来，与我匆匆见面，说他刚接任《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之职并有很多打算，希望我予以支持，并请我担任《丝绸之路》编委。《丝绸之路》杂志每期都寄给我，也刊登过我的作品，听了玉雷对《丝绸之路》改革的介绍，我觉得很好，便一口答应了。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丝绸之路》也确有了很大改观。

2014年7月，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西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主办，《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承办“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玉雷邀请我参加。甘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过重大贡献，我考察过秦安大地湾等不少著名的文化遗址，穿行过充满魅力的河西走廊，有机会再去一次，自是难得；同时我觉得这个活动的主题很好。玉器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达50000余件，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前些年就致力于玉文化的研究，为学界所重，能在这个活动中增长知识，加深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认识，当然求之不得。尤其是当玉雷介绍了前几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情况，得知考察活动的领头人是已经成为学术名家的老朋友叶舒宪时，我欣然参加了。

考察团从兰州出发，一路西行，围绕齐家文化这个主题，考察了民勤沙井子及柳湖墩、山丹四坝滩、民乐东灰山、玉门火烧沟、瓜州兔葫芦、玉石山等遗址，我和作家、新疆阿克苏原人大主任卢法政同志在瓜州与考察团会合，然后沿河西走廊东归，经甘肃嘉峪关、民乐、青海祁连、门源到西宁，后来还参加了总结会。我虽然没有全程参与，但依然感到非常辛苦，可以想象叶舒宪和考察团其他成员的艰苦程度。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打动了。通过微信和及时发布的考察笔记，我分享了他们其后多次在田野中探索求知的乐趣，并通过他们陆续出版的三套考察丛书，对玉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这门影响越来越大的学问目前还在探索阶段，但经过这么多人的执着探求，它的文化价值已经显露端倪，坚持下去，以玉文化为钥匙，很有可能开启古代哲学、政治、文化、文学等领域的新视界。

那次考察活动我感触颇深，《丝绸之路》编辑出版考察专刊时，我写了首长诗《玉路歌》。

以上说了这么多题外话，与冯玉雷的《禹王书》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就是通过参加这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我对冯玉雷的创作历程有了更多的了解，或者说我见证了他这本新书的准备、积累与酝酿过程。

冯玉雷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就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在那个年代，不少中文系学生都有一个文学梦，难能可贵的是，毕业后，不管工作如何变动，他始终坚持文学创作。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在《飞天》发表两部中篇小说《陡城》和《野糜川》，后来陆续出版长篇小说《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野马，尘埃》及文化专著《玉华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笔记》《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与赵录旺等合著）等。多年来他致力于写同一个题材：敦煌。

著名作家、评论家雷达认为，《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表达了作者独特的文化情思和历史文化观念。“六千大地”泛指西部大地——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传统上的西域各地及中亚。六千大地极言其远，包含一个大文化带，而敦煌是它的一颗明珠。因此雷达在小说序言中评价冯玉雷“是一个顽强的文化寻根者，一个试图‘还原’丝绸之路文明的梦幻者，一个追寻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个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来建构文字王国的人”。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之后的《敦煌遗书》，是冯玉雷写敦煌的第三部长篇。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在序言中说：“《敦煌遗书》确实是敦煌自己的书，冯玉雷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两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敦煌书写。”并且把冯玉雷的敦煌文化题材小说总结为敦煌的“第四次书写”。

以上列举的玉雷的创作、研究成果大多完成于他2012年6月履职《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之前，“转行”后，他会不会就此脱离写作？繁忙的公务和编刊工作会不会消磨掉他的才思？这种顾虑显然是多余的。玉雷非常敬业，他们在纸媒生存环境艰难的形势下，另辟蹊径，把《丝绸之路》办得有声有色；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作家身份，仍在坚持创作，长篇小说《禹王书》就是一个明证。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始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结项之后。该项目结论认为新疆昆仑山特产和田玉对华夏文明建构具有实际的推动作用。玉文化发源于新石器早期，绵延至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帛之路是以玉文化为价值皈依的东西文化交流大通道，它沟通了东部玉石信仰观念核心区和西部资源分布带，历史悠久。周穆王西去昆仑山之前，要先循着黄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的“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的“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西部玉石资源持续向中原运输密切相联，而相关的系统调查和采样却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学术研究薄弱，缺乏基础资料和地理线路数据。于是，叶舒宪和冯玉雷率领考察团用拉网式普查方式对西部与中原交通路线和史前玉文化传播迹象做全面调研和标本采样。到2019年5月，考察活动已坚持进行6年，共完成有组织的15次田野调研，覆盖西部7个省区160多个县市和环太湖地区多地，驱车与徒步的总行程超过50000多千米，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甘肃社会科学》《民族艺术》《百色学院学报》《宁夏社会科学》《丝绸之路》等刊物发表考察论文和学术笔记50多篇，提交政府对策报告3份。他们通过出土玉器考察“前文字”时代文化史，并把这种实物和图像信息称为“第四重证据”（也称“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以补充历史学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之不足。作为这项田野考察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冯玉雷实地考察了史前及历朝历代的文化遗址，观摩大量出土文物，并且能有机会与郭大顺、郎树德、孙英明、陈星灿、张天恩、马明志等考古学家一起学习，甚至在考古现场观摩、请教、切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就文学创作而言，又是难得的宏大的采风活动，这些文物蕴藏着丰富的、生动可感的古老文化信息，它们肯定能激发玉雷的创作灵感。果然，他在公务之余悄悄构思，以15次考察成果为基础，创作出长篇小说《禹王书》。

看到这部小说的清样，我很激动，为玉雷创作的又一次跨越感到高兴。这部小说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禹铸九鼎等神话传说为背景，以最新史前文化考察研究成果为依据，充分展开文学想象，对上古神话进行激情澎湃的“重述”，重塑了禹、鲧、舜、仓颉、夸父等一系列史前人物形象，使这些符号化的神话人物生动可感、栩栩如生；通过这些“形象丛林”，让我们看到遥远的玉文化如何诞生、如何在夏朝汇聚形成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进而影响到礼乐制度。小说无论在语言运用、人物形象塑造还是情节安排上，处处都洋溢着玉文化精神。

叶舒宪等学者依据“四重证据法”研究认为，中原地区玉礼器生产伴随王权崛起而揭开序幕，这个过程中西北齐家文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东方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斧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经过儒家“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华夏文明发生的巨大动力和核心价值。《禹王书》通过艺术手段生动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赋予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经典神话新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把大禹治水与政治治理、女娲补天与道德重建、夸父逐日与职业精神结合起来。玉雷对这些经典神话进行了重塑、再造，如他对精卫填海的重塑就别出心裁。在《禹王书》中，精卫不再是怀着仇恨之心衔着石块填海的形象，而是不辞劳苦，用敦煌三危山玉石到东海换水的爱情守护者形象。一开始读到这些情节时，人们可能有些不理解，甚至疑惑，但再三思虑后就会感到：玉文化的实质不就是和谐共处，成人之美吗？想一想，先民创造文字时，带斜玉旁的汉字基本都与“和谐、美好”之意有关。《穆天子传》中提到“束帛”和“玉璧”，二者结合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化干戈为玉帛”。由玉文化孕育出的“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核心理念，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神话的这种重塑就有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也提升了《禹王书》的文学价值。

再如，夸父逐日是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在《禹王书》中，夸父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可爱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悲剧式英雄形象。冯玉雷说，这个人物形象的升华，是在一次考察活动中受到的启发。2017年8月，在第13次玉帛之路考察中，考察队找到并初步确认位于敦煌三危山旱峡的古代玉矿，其开始年代可能早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后，将中华民族对敦煌开发的历史大大提前，这也表明敦煌之所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因为它是西玉东输最重要的枢纽。这是自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和外国学者大量运走敦煌文书以来，由中国本土学者在敦煌独立完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探索发现。玉雷根据这次发现，在小说中特意将夸父“渴死道中”的地方安排在属于祁连山系的野马南山之北，并且让其化身为三危山和胡杨树，又让三青鸟与精卫鸟的复合体每天往返于大漠与东海之间，送去玉石，带来海水。这种构思极具人文关怀思想。旱峡的古代玉矿让玉雷重新审视古代典籍中关于“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把西北齐家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联系起来，如此等等，这些大刀阔斧的创作，都是受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启发，并非空穴来风。

《禹王书》折射出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国精神，讲述的也是贯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故事。冯玉雷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西北高原般宏阔的大文化书写，正如叶舒宪在冯玉雷、赵录旺合著的学术专题《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序言中所说：“张骞来到于阗国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提及佛教的内容，只有两种东西引起中原王朝统治者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甚至驱使汉武帝做出两个非同寻常的举动，都被司马迁如实写在《史记》中：一个是查对古书，为出产玉石的于阗南山命名，那便是在中国文化中‘一言九鼎’的名称‘昆仑’；另一个举动是艳羡乌孙和大宛所产的良马，专门为马而写下赞歌《天马歌》。直到明清两代，这条路上最繁忙的进关贸易物资仍然是玉和马。由此看，敦煌的经卷和佛教艺术都是派生的辉煌，中华玉文化神话驱动的西玉东输和玉门关的确立，才属于原初的辉煌。而将中原文明与西域率先联系起来的西玉东输运动，一定和4000年前西北地区的崇玉文化——齐家文化密不可分。这就是冯玉雷近十年来从敦煌书写转向齐家文化遗迹踏查的内在因素吧。”

总之，《禹王书》是通过小说艺术转化文献、学术成果的成功尝试。当前，风云际会，正逢“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如火如荼地建设，现代丝绸之路文学艺术方兴未艾，期待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能加入这个创作队伍，创作出更多阐释中国崇高文化精神的艺术作品！“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说《禹王书》是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作品之一，我坚信，受过民族文化滋养、秉承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学艺术家一定能创作出更多艺术化书写伟大时代的优美作品！

郑欣淼

2018年10月30日初稿，2023年6月定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