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龙山经验”与红色法治文化

“龙山经验”是人民法庭积极探索出的地方法治建设经验，与人民司法关系密切。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便创造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既坚持原则，又方便群众，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边区政权所辖范围内得到普遍推广，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影响深远。“马锡五审判方式”主张重视群众工作、实地调查与证据收集。其秉承“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司法理念，贴近基层实践，满足群众需求，延续至今。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传承与发展

1.“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传承

“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表述最早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4年1月6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在报告第五点“关于改善司法工作”中，林伯渠指出，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单轻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同年3月13日，《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发表社论，论述和称赞了马锡五在司法制度上的这一新创造，^[67]至此“马锡五审判方式”基本成形并广为人知。根据《解放日报》的总结，其特点如下：第一，他是深入调查的；第二，他是在既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是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第三，他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式是座谈式的而非坐堂式的。每个社会成员首先是不愿发生纠纷，万一发生纠纷，国家也总希望在解决的方式上要有利于社会稳定。

在司法工作中，“马锡五审判方式”擅长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来解决疑难案件，其中两个典型案例均为土地纠纷案，其解决方式如出一辙，皆为先召集群众中有威信者、老人共同参与，厘清事由，最后成功调解。这反映出传统调解对“马锡五审判方式”影响至深，“以德服人”及“无讼”观深入其中。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时经常通过对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启发其内心深处的“良知”与“善悟”，使双方互相谦让，达成谅解，圆满地解决纠纷，其价值取向主要是追求“和为贵”，即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之无讼乎”，追求一种“无讼”的境界。

2.新时代“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和杰出典范，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司法领域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人民法院实现“司法为民”工作宗旨提供了新思路。特别是在当前“龙山经验”实践探索中，永康市人民法院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所体现的精神，显得格外重要。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民。就是始终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看作司法人员的天职和根本宗旨。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公正廉明，“无论赢的输的都不能不服判”；只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取信于民，赢得人民的爱戴。^[68]二是利民。就是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人民司法的直接目的。无论是对原告还是对被告，都要一碗水端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努力寻求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共同点和平衡点，在保障民生和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之间，实现互利互赢，使当事人的损失降到最低。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切实保护，使司法成为法理人情的正确体现者。三是便民。就是便利群众诉讼，为当事人尽量提供方便的条件，这是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决不能以“法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威吓群众，也不能故意刁难当事人，或者敷衍塞责，拖拖拉拉，更不能草率判决，推卸了事。甚至书写判决书，也要考虑不同对象的接受能力，力求通俗易懂，不搞司法八股，判词要使当事人明白，并要耐心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疙瘩，最后才能达到“案结事了”。作为人民法官还应处处严谨细心，哪怕判决书上写错一个字，也会给当事人增加麻烦。^[69]

（二）人民法院积极开拓“龙山经验”

人民法院是“龙山经验”的重要推动者。^[70]永康市人民法院继承发扬马锡五审判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开展巡回审判，深入田间地头、农户炕头，携卷下乡办案，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汲取群众智慧，构建了村委会、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下简称矛调中心）^[71]、人民法庭等多级调解联动机制。龙山法庭自恢复设立以来，坚持“大量纠纷解决在诉前，大量案件调解在庭前”的理念，不断拓宽诉调对接平台，开拓出富有特色的“龙山经验”。^[72]永康市人民法院一代代法院人，坚持司法为民；一次次公正无私的审判，深得民心；一项项改革利民的举措，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和“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的工作宗旨。

2011年2月28日，龙山法庭恢复设立，借芝英法庭办公，2013年在龙山镇桥下村建办公楼。龙山法庭恢复设立之时，全国各地法院案件量呈爆发式增长，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在初发、萌芽阶段解决，不仅给法院带来案多人少的压力，还影响了基层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为此，在永康市委“调解先行、诉讼断后”的工作理念下，永康法院党组提出“让大量纠纷化解在诉前、让大量案件解决在庭前”的工作思路，并让龙山法庭先行先试。之后，龙山法庭的法官积极走出法庭，用自己的力量与镇里、村里的干部、乡贤合作，去解决纠纷初始阶段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龙山经验”萌芽。2015年是司法改革不断向深水区迈进的一年，全国法院于5月1日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永康法院立案庭切实贯彻“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助推“三大机制”建设。2016年12月，永康法院首批员额法官入额，法官员额制改革，标志着法官队伍向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转变。2017年5月，永康法院建立审判速裁团队和精审团队，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平均审理周期同比缩短6.06天；出台《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加强会商指导，统一裁判标准，在审判专业化上越发精进。2017年12月，永康市“‘无讼村’创建暨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现场会在龙山召开。2018年8月，永康市召开“全面深化推广‘龙山经验’”工作会议，“龙山经验”得以在永康全域推广。2018年2月，永康市被纳入全省“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平台）”十大试点县市。法院专门成立推广应用小组，组织全市调解机构学习培训，为诉前矛盾纠纷的线上解决打通“最后一公里”；9月，“浙江移动微法院”应用上线，这项集人脸识别、电子签名、视频音频实时交互等先进互联网技术于一体的小程序让法院开启“指尖诉讼”的时代；11月，平安永康综合体成立，永康法院将民商事立案、缴费、财产保全窗口迁移至综合体，主动将矛盾纠纷化解置于社会综合治理的大格局之中，致力于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

2019年4月25日，金华全市法院深入实践“龙山经验”推进会在永康召开，“龙山经验”逐渐在全省拓展。永康市人民法院所辖法庭纷纷开展“今日我当值”活动，镇域一级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全面铺开。在永康市委领导下，法院开始探索县域一级矛盾纠纷的化解方式，成立金融纠纷调处中心，深化与拘留所在执行和解领域的合作，探索行业纠纷调处，不断丰富“龙山经验”。2019年5月，永康法院适时进行内设机构改革、组建审判团队，进一步整合机构，激发审执效能；出台人员分类业绩考评办法，完善队伍建设；出台司法责任听证规则，使司法责任追究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坚持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方向，推动“执转破”及破产审判工作不断前进。永康法院全体干警克难攻坚、担当作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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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余钊飞：《“龙山经验”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6月5日，第5版。

[2] 参见胡联章于2021年5月16日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与‘龙山经验’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胡公文化与清廉法制》。他讲述了胡则改革盐法，建议“盐政改官卖为商售”等故事，对我们现在的清廉建设、法治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

[3] 参见《浙江金华胡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读书至乐教子至要》，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m.ccdi.gov.cn/content/83/de/8951.html，2022年8月4日访问。

[4] 参见朱海滨：《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5] 参见《黄文献公集》卷七上《南山题名记》。

[6] 参见胡联章：《胡公是谁？》，载《永康日报》2020年10月22日，第4版。

[7] 参见《组工时评 | 弘扬胡公精神 谱写时代华章》，载微信公众号“永康党建”，https：//mp.weixin.qq.com/s/lmfMHZW--r2V0hyb4Oca4g，2023年9月1日访问。

[8] 参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编：《陈亮研究：“陈亮国际学术研讨会永康学派与浙江精神”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9] 陈荣捷在韦政通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大全》“浙东学派”条称，浙东学派，以史学著。其巨擘有四。吕祖谦（字伯恭，称东莱先生，1137—1181），陈亮，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1137—1203）与叶适（字正则，号水心，1150—1223）是也。

[10] 参见邱阳：《陈亮及其文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11] 参见［美］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姜长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参见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759页。

[13] （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0页。

[14]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七。

[15] （宋）陈傅良：《止斋文集·致陈同甫书》。

[16]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三。

[17] （宋）叶适：《水心别集》卷八。

[18]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19] 参见方如金：《陈亮研究论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页。

[20] 参见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422页。

[21] 参见王浦劬、赵滕：《陈亮功利思想辨正》，载《中州学刊》2019年第6期。

[22] 参见薛梅卿、赵晓耕主编：《两宋法制通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23] 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页。

[24] 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25] （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0页。

[26] 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27] 参见邱阳：《陈亮及其文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6页。

[28]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页。“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讬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页。

[29] 王颢：《试论陈亮以事功学说为基础的法律思想》，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30] 参见俞荣根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31] “今日之法可谓密矣：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智不得以展布四体，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其得失亦略相当矣。然法令之密，而天下既已久行而习安之，一旦患贤智之不得以展布四体，而思不恃法以为治，吾恐奸宄得以肆其所欲为，而其尤反甚于今日也。”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极而至于本朝，律令格式，皆有成书，张官置吏，所以行其书耳。……今自省部、台阁、诸司、郡县，既已尽困于书，而犹患书之不详，法之不密，议臣不知其几请，法令不知其几修，而算计见效，事功愈以不成，天下愈以不理。”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1页。

[32] “风林无宁翼，急湍无纵鳞。操权急者无重臣，持法深者无善治。奸宄之炽，皆由夫禁网之严；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闲之密。”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4页。

[33] 参见赵晓耕、沈玮玮：《专业之作：中国三十年（1979—2009）立法检视》，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4] 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页。

[35] 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页。

[36] 参见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3页。

[37] “凡天下奏谳之事，长案碎款，尽使上诸刑寺。其情之疑轻者，驳就宽典。”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5页。

[38] “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过失）灾肆赦，怙终贼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轻者释以财，情之误者释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谓怙终贼刑者，盖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当刑者能几人？后世之轻刑，未有如尧舜之世者也。”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页。

[39] 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页。

[40] 参见肖建新、李永卉：《陈亮法制思想的特色》，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41] 参见方如金、赵瑶丹：《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载《文史哲》2005年第6期。

[42] 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3页。

[43] 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5页。

[44] 参见方如金：《陈亮研究论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0页。

[45] 参见陈剑峰：《南宋名儒陈亮的农业经济思想》，载《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

[46] 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页。

[47]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页。

[48] “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参见（宋）陈亮：《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7页。

[49] 参见方如金、赵瑶丹：《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载《文史哲》2005年第6期。

[50] 参见方如金：《陈亮研究论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5—336页。

[51] 元代黄景昌，从学于方凤、谢翱、吴思齐，博通百家之言，兼善诗赋，长于音韵，著作有《古诗考》等。

[52] 吴莱（1297—1340），元代学者。字立夫，本名来凤，门人私谥渊颖先生。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长子。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延佑间举进士不第，在礼部谋职，与礼官不和，退而归里，隐居松山，深研经史，宋濂曾从其学。所作散文，于当时的社会危机有所触及，要求“德化”与“刑辟”并举，以维护元王朝统治。能诗，尤工歌行，瑰玮有奇气，对元末“铁崖体”诗歌有一定影响。所著有《渊颖吴先生集》。陈亮事功学传至吴深、吴思齐、方凤等人，而方凤是黄溍、柳贯、吴莱等人的老师。

[53] 参见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54] 参见余钊飞：《“龙山经验”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6月5日，第5版。

[55] 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

[56] 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求是》2015年第1期。

[57] 参见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58] 参见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5、26页。

[59] 参见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5、26页。

[60] 参见方潇：《孔子“无讼”思想的变异及其原因分析——兼论对我国当前司法调解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61] 参见余钊飞：《“龙山经验”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6月5日，第5版。

[62] 参见方潇：《孔子“无讼”思想的变异及其原因分析——兼论对我国当前司法调解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63] 参见方潇：《孔子“无讼”思想的变异及其原因分析——兼论对我国当前司法调解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64] 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

[65] 参见李占国：《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构建基层纠纷解决新体系》，载浙江在线，https：//zjnews.zjol.com.cn/zjnews/zjxw/201812/t20181210_8947466.shtml，2023年8月31日访问。

[66] 参见余钊飞：《“龙山经验”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6月5日，第5版。

[6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17页。

[68] 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人民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8月11日，第5版。

[69] 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人民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8月11日，第5版。

[70] 参见：《光影中看历史丨回望永康法院70周年》，载微信公众号“永康市人民法院”，https：//mp.weixin.qq.com/s/fgjZduhOGDiIW7KeacrhXw，2020年12月14日访问。

[71] 2022年，永康市各级矛调中心迭代升级为社会治理中心，其职能相对矛调中心更广，但并未剥离其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核心职能，基于此，本书针对不同时期的叙述将使用不同称呼，但实为同一机构的不同发展阶段。

[72] 参见余钊飞：《“龙山经验”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6月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