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高，船体在阳光下慢慢发烫。我们已经离开了马耳他的海域，朝着西北方向驶去。穆赫塔尔说，这一段航线将绕过西西里岛的东侧，穿过狭窄而关键的墨西拿海峡，进入更开阔的第勒尼安海。为了避免意大利海岸警备队的巡逻，我们沿着意大利海盆的外围航行，避开靠近岸边的高密度巡逻区。
船上依旧没有GPS，只有那张皱巴巴的地图和穆赫塔尔的经验。偶尔，他会掏出一个旧得发黄的指南针，皱眉对着太阳晃几下，像是在和整片海谈条件。
那天午后风不大，海面平静。船上少见地安静下来，有人睡觉，有人削着旧面包上的霉点，有人把淡水倒进金属杯里，泡一撮劣质红茶叶，闭上眼睛慢慢啜着，仿佛这是某种古老的仪式。
我靠在一只空水桶旁边，心里浮出一种不合时宜的轻松：我们，暂时安全了。
“他是我弟弟。”
我身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个子不高，胡子花白。他说着蹩脚的英语，指了指船舱另一头，那个戴着帽子，一直在画画的年轻人。“我们从奥兰出来的。”
我点点头。
他们是兄弟，来自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奥兰——曾经是地中海的法式明珠，如今却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
“我是司机。他，读大学，学建筑。”他说，“可现在，大学没有用了。我们那条街，十个年轻人，八个要么贩毒、要么去法国。”
我没有说话。他眼里有一种疲惫又压抑的坚定。
“我弟弟不该来，”他说，“但我不能留下他一个人。”
他低头喝了一口淡水，又补了一句：“我也不想来。”
他们的故事在船上并不稀奇。穆赫塔尔告诉我，整船大多数人都来自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表面上已经独立六十年，但许多人的生活似乎还卡在法国人撤走的那一年。
独立战争后，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军政府统治，又被宗教冲突、油价剧变、青年失业所困扰。城市里有人靠买卖外汇生存，乡村里则靠亲戚寄来的法国汇款度日。
“法国剥削我们一百多年。”穆赫塔尔说，“可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巴黎刷盘子，也不愿在家种橄榄。”
我没法判断谁对谁错。每一个偷渡者背后，都是一个被困住的家庭。
有时候他们半夜醒来，会讲起在奥兰的日子：街角的足球赛，姐姐的婚礼，电视里放的埃及肥皂剧，还有警察突袭邻居家时的混乱。像是在说别人的生活。
“为什么不留在家？”我曾问过一个年轻人。
他只说：“家，不认得我。”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利古里亚海，这片靠近意大利西北海岸的水域，是前往法国马赛的必经之路。虽然航线相对直接，但这却是偷渡者最忌惮的“高风险区”。
穆赫塔尔告诉我：“越靠近意大利，巡逻越紧密。我们得靠速度和黑夜，尽量避免引起注意。”
意大利近年来政治风向急剧转变，右翼势力崛起，尤其是以马泰奥·萨尔维尼为首的北方联盟上台后，港口关闭政策频出，非官方救援船频频被拒绝靠岸，甚至有船员被刑事追责。意大利的政策很矛盾：一方面，它是进入欧洲的跳板，曾经开放港口，接纳数万难民；另一方面，它也曾下令禁止NGO救援船靠岸，甚至对船员提起刑事指控。
我们躲开了兰佩杜萨岛附近的海域——那里早就成为欧盟海警的巡逻重点。
“他们有热成像无人机，还有拦截艇。只要你多待一会儿，就会有人冲过来。”穆赫塔尔说。
我问他，那我们怎么办？
“靠速度、靠夜色、靠沉默。”他说。
夜晚即将降临，空气中开始凝起水汽。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有的在翻旧照片，有的在缝补衣服，还有人偷偷把写好的纸条藏进背包底层——那是写给留在家里的父母、妻子、孩子的。
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是个“误入”的人。
这些日子以来，我和他们一起晒太阳、分食物、排队用铁桶厕所；我见过有人夜里偷偷哭，也见过有人为了让别人多喝一口水，把自己的那份推了出去。
我当然不是偷渡者，我是个求助者。
但在这艘船上，我和他们一样，没有名字、没有国籍、没有未来。只有一个方向：北方。我躺在甲板上，看着天边逐渐暗淡的海色，心里却对融入这群非法移民，并产生共情而苦恼，纠结。
如果今天的角色互换，假如有一天我的祖国边境也涌入了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做？我知道，答案肯定是铁腕严防死守，坚决不让他们轻易进入。这是任何国家保护自身国民安全的本能。但好在，我的国家没有背负着几百年的殖民历史，没有欠别人一笔沉重的“历史账单”，也不存在债主讨债上门的情形。
所以，我告诉自己，这些北非人的苦难，更多是欧洲殖民者当年欠下的债，是被剥夺和压迫的后果。不论是那群西欧国家，还是这群北非人；我不必替站在任何一方，也不必带入任何一方，共情任何一方。这样想着，内心渐渐平静下来。
幽暗边境的灯光
午夜前，远处隐约亮起了一点微弱灯光，不像灯塔，更像是某艘巡逻船的闪光灯在扫射。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仿佛一整艘船突然被按下了静音键。连风都停了一样。
穆赫塔尔站在船尾，侧身看着灯光的动向。他不说话，但手已经搭在舵上。
没人再吃东西，没人说笑。
意大利近了。而危险，也不远了。离开了马耳他附近海域和地中海中部深不见底的海盆后，我们逐渐驶近意大利的“咽喉”——墨西拿海峡。这片海峡位于意大利本土与西西里岛之间，地理上狭窄如瓶颈，是从东地中海通往西地中海的必经之地，也因此成了欧盟边境巡逻的重点区域之一。
离开了海盆深处的黑暗海域后，我们渐渐接近了意大利的海岸线。按照穆赫塔尔的说法，我们最靠近的，是西西里岛东北角的墨西拿海峡附近——那是地中海的咽喉，船只必须从这里绕过才能进入更开阔的第勒尼安海。航程并不长，按船的速度估计，从这儿到马赛还有两天时间，但这段路上，却是偷渡者最忌惮的“高风险区”。
穆赫塔尔低声说：“接下来要绕过西西里东南角，从外侧靠近墨西拿，但不是真的进去。那里太危险。”
这让我困惑了一下。地图上，墨西拿海峡本应是条捷径——为什么要避开？
他解释说，正因为它是“捷径”，所以“所有人都走那儿”，包括偷渡者、渔船、货轮、边境巡逻艇、甚至北约的军舰。欧盟边境管理局在这一带布置了最密集的雷达站和巡逻航线。飞行的无人机、夜间红外望远镜、水下声纳和自动识别系统（AIS）共同组成了无形的“海上防火墙”。
“你以为那些渔船不会告密？很多早就跟警察合作，换点燃油补贴。”穆赫塔尔冷笑。
对于偷渡船来说，墨西拿不仅是地理的瓶颈，更是逃亡者的试炼场。一旦靠得太近，就如同踏入聚光灯下：船上所有人的姓名、背景、过去都会暴露在国家机器的扫描视野中。
于是，穆赫塔尔选择绕行——从南面偏西，向第勒尼安海方向折去，避开墨西拿海峡的正面火力。夜航、低速、不开灯，靠星星和指南针定位，把自己变成一艘无声的幽灵船。
“航程并不长，但每一秒都像在拆雷管。”他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说，“从这儿到马赛，只要两天。但最怕的，就是这两天。”
意大利面对非法移民问题，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民愤。这种怒火并不单纯指向偷渡客，更像是压抑已久的社会不满的一次集体转移。
事实上，意大利自身就深陷结构性困境。国家南北分裂，早已不是地理差异，而是一种制度性裂痕。
北方是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工业重镇，经济活跃，基础设施完善，聚集了大量制造业、金融业和跨国公司。这里的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对税收分成敏感，对移民问题尤其警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供养”整个国家，尤其是效率低下的南方。
而南部，却是另一个故事。
那是那不勒斯以南、卡拉布里亚、普利亚甚至西西里岛上的大片土地，阳光炽热、农业衰败、青年失业率长期在30%以上。基础设施落后，黑手党（Mafia）和地方帮派势力依旧活跃，甚至成为某些乡镇的实际治理者。年轻人纷纷北漂谋生，而留守的老人与妇女，构成了沉默的、愤世嫉俗的投票群体。
这些地区本身就饱受边缘化之苦——现在又要分摊非法移民带来的“成本”。这让他们极易被政客煽动，对移民、对欧盟、甚至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
于是，意大利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彼此看不起，却在某一点上默契达成：反对更多外来者涌入。
有时候你甚至能在咖啡馆听到这种荒诞的抱怨：
“我们意大利人都快找不到工作了，他们却来抢面包。”
“我们自己的城市都管不好，还管非洲人干嘛？”
讽刺的是，很多偷渡客登陆后就是在南部被安置、被使用、被剥削——做采橄榄的临工、黑工、夜班清洁工，甚至在马路边贩卖太阳镜，仿佛成了南方经济的“隐秘引擎”。
穆赫塔尔冷笑道：“他们又怕我们，又离不开我们。”
在这条航线上，我们绕过了热那亚附近的繁忙海域，船速尽量放缓，穆赫塔尔告诉我：“越接近岸，巡逻越紧密。我们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