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选题缘起

从义乌市场透视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华商网络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的考量。

其一，基于既有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研究中海外华商群体及华商网络研究的缺失现状。

义乌，既不靠海，也不沿边，资源贫乏，几乎没有工业可言，甚至交通也不算方便的一个浙中小县城，历经三百多年的“鸡毛换糖”原始交易、三十年的小商品市场发展，却办出了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创造了用市场将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的传奇。正因如此，义乌研究也成为国内外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学者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说，既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从经济、市场、物流等角度研究义乌市场的构成要素及发展历程，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义乌市场的发展底蕴，以及从管理学角度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涌现出了大量有创新、有特色、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的研究大多立足于义乌市场看义乌，而较少有学者立足于义乌市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将义乌小商品带向全球各国的海外华商群体及其构建的海外华商网络的作用。事实上是，在义乌市场从80年代初的“马路市场”、“草帽市场”逐步发展成现今闻名全球的国际商贸城的过程中，遍布世界各国的海外华商及其所构建的商业网络对于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构建起了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桥梁，因而值得我们对此作专题性的、深入的研究。

目前还难以看到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华商群体构建的华商网络的研究，对于活跃于义乌市场上的海外华商也基本停留于报纸杂志、网络等的新闻式报道，而少有学术性的研究成果。从国内既有的学术专著方面来说，陆立军（2006）撰写的《义乌商圈》一书，在论及“义乌商圈”的国际化分工协作网络时简单地提及了华侨华人的作用，如义乌商人在韩国、迪拜开拓市场的两个事例。[1]从学术论文方面而言，目前能查阅到的海内外的相关研究也屈指可数。浙江省侨办王晓峰等人（2011）撰写的关于“义乌侨商”的调查报告[2]，着重于宏观地论述“义乌侨商”的基本情况、在义乌市场发展中的作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等。因为这只是一份对策性的调研报告，难以全面地剖析这个群体的全貌。

其二，基于海外华商及海外华商网络研究的现状。

散布于世界各国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商，是我国的独特资源，是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转型及提升国家软实力可以借助的有生力量。在目前的海外华商研究中，既有关注于海外华商与中国及侨乡经济发展的关系，海外华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又有从国别、地域的角度研究海外华商的经济状况，也有从华商网络、华商跨国主义等角度开展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人眼里看似落后却卓有成效、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海外华商网络，成为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海外华商研究中的一个热门主题，众多的研究都试图解释海外华商在亚洲经济成长中的重要角色。然而，既有的海内外学者对海外华商、海外华商网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拥有长远发展历史的、东南亚地域范围的海外华商及海外华商网络，而极少有学者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出国的、从事国际贸易及相关产业的海外华商及其构建的商业网络。传统意义上的东南亚华商与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国新移民中涌现出来的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群体显然存在着差异、区别，其构建的华商网络也存在着不同。

有少数海内外学者关注到了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就专著而言，李明欢（2002）的《欧洲华侨华人史》是国内学界较早、较为全面地涉及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欧洲华侨华人的专著。作者在研究东欧移民潮、西欧及南欧移民经济等内容时，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以及田野调查作基础展示了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华侨华人情况。[3]匈牙利学者聂保真（Pál Nyíri,1999）较早对匈牙利中国新移民图景的转变、社区建构、华人社团等开展研究[4]，又于2007年撰写了《东欧和俄罗斯的华人：跨国时代的中间人少数族群》一书，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涌入俄罗斯和东欧的中国移民潮的兴起、变迁、族群经济、跨国实践和政治等，并指出俄罗斯和东欧的中国新移民实际上是一个跨国的中间人少数族群。[5]在学术论文方面，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只查阅到李明欢（2013）的《欧洲华人商城经济研究》一文。该文可以说是国内研究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追溯了欧洲华人商城经济形成及拓展的历史进程、社会成因，梳理了华人商城的不同类型、主要特性，探讨了欧洲华人经济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与挑战。[6]但因篇幅所限，该文也只是宏观性的论述。在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有三篇学术性论文值得一提。其一，拉勒比（Rachel Laribee,2008）研究了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南非华商开设的“中国店”（China shop）现象，揭示了华商内部的激烈竞争以及华人新移民如何影响了南非的供求链，并指出华商的竞争都是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竞争。[7]其二，豪根等（Heidi Ostbo Haugen,2005）研究了在非洲佛得角（Cape Verde）从事义乌小商品贸易的中国“百货店”的流动性特征。[8]其三，多布勒（Gregor Dobler,2008）以在纳米比亚北部小镇 Oshikango经商的华商为切入点，研究了商品的流动和贸易网络的构建。[9]上述海内外的学术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因其专注于海外华商的地域性、概略性研究或某一侧面的研究，而难以反映海外华商及其构建的华商网络的详细情况，亟待深入的研究成果。

除了对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及华商网络研究的缺失之外，华商网络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成果，而少有从人类学视角所做的研究。例如，部分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量化研究（滨下武志，1997、1999; James E.Rauch,2002；蒙英华，2008、2009；綦建红，2008；赵永亮，2009、2012；贺书锋，2010等）；部分学者从历史学角度对华商网络的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研究（戴一峰，2002；刘权，2003；余彬，2006等）；也有部分学者对华商网络的功能、作用等做学理性、功能性的探讨（林其锬，1995；龙登高，1998；廖小健，2000；范爱军，2003；徐义雄，2004；谭天星，2005；罗亚泓，2006；王勤，2009；蒙英华，2009等）。对此，本章将在第三节中进行详细的文献梳理。

其三，我与义乌的独特情缘也成为我开展这一研究的兴趣激发点之一。

说起义乌，对于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我来说，还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在童年的记忆中，印象较深刻的片断之一是：挑着小商品货担的义乌货郎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喊着“换糖换鸡毛”的吆喝声的情景。在那个生活用品匮乏的年代，货郎进入穷乡僻壤是很受农村民众欢迎的事情。每次货郎进村，后面总会跟着一大群目不转睛地盯着货郎担上琳琅满目商品的孩子。[10]当时，货担上的货主要是针线、纽扣、火柴、鸡毛掸、板刷、头发网罩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义乌土制的麦芽糖。孩子们总会积极地帮助父母翻出家里长久积累起来的牙膏壳、晒干的鸡肫皮或鸡毛、鸭毛、鹅毛等，因为这些废旧东西可以换到难得吃到的糖（我们当地土话叫“笃笃糖”）。货郎（义乌当地人称为“敲糖佬”[11]）依据我们拿去交换的东西，进行折价，然后用小榔头“笃笃笃”地敲击小铁铲，在大大的糖饼上敲下糖块，用杆秤称出相当的分量，这样就算是完成了“物物交换”的过程。当不想换糖时，鸡毛等废旧东西也可以被折算成货币换取货郎担上的小商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边吃着甘甜的、常常要粘牙齿的糖，一边从大人们的聊天中，隐隐约约地知道我们县附近有个叫“东阳义乌”的地方[12]，这些手里摇着拨浪鼓、肩上挑着货郎担的人，就是义乌人。义乌货郎成为我童年记忆中的美好片段，这些人也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初兴的主要推动者。

二 研究对象

本书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切入点，运用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探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跨国贸易的海外华商及其华商网络的构建、拓展机理和策略。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海外华商及海外华商网络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义乌小商品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是本研究的立足点。义乌是一个因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而闻名于世的城市。义乌地处浙江省中部，东临东阳，南界永康、武义，西连金华、兰溪，北接诸暨、浦江。义乌市境内东、南、北三面环山，南北长而东西窄，处于金衢盆地东部。

义乌历史悠久。秦王政（始皇帝）25年（公元前222年）置乌伤县，属会稽郡。[13]新莽时（公元9年）改县名乌孝。东汉建武初复称乌伤，属会稽郡西部都尉治。初平三年（192年）分割西部辖境，设置长山县（今金华、兰溪）。三国吴赤乌八年（245年）分南境，置永康县。宝鼎元年（266年），分会稽郡西部设东阳郡（郡治长山，即今金华市区），乌伤县属东阳郡管辖。历经晋和南朝的宋、齐两朝270多年，隶属关系不变。梁、陈两朝（503—589年），东阳郡改称金华郡，乌伤县仍隶属之。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废吴宁县，分五乡入乌伤县。十三年（593年），分割吴州置婺州。大业三年（607年），州复为东阳郡。

唐朝武德四年（621年），东阳郡改称婺州，乌伤县划出置稠州。六年（623年），稠州分置乌孝、华川二县。武德七年（624年）废稠州，合乌孝、华川两县为一县，始称“义乌”，隶属婺州，这是县名义乌之始。唐垂拱二年（686年），划出县东面废吴宁时并入的五乡，重置东阳县。天宝十三年（754年），又将县境北部及兰溪、富阳部分土地析出，另立浦阳县（今浦江县）。五代十国至两宋，义乌县均属婺州。元代，义乌隶属浙东宣慰司婺州路总管府。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部攻取婺州，义乌县归附，婺州路一度改置宁越府。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改宁越府为金华府，义乌隶属金华府，一直沿用至清。

清承明制，义乌隶属关系不变。民国初，撤销府一级建制，义乌县直属于省。民国三年（1914年），废府制代以道制，置金华道，下辖义乌。1927年，行政区划废道制改为省、县两级制，废金华道，义乌县直属浙江省。1935年，省县两级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义乌县划归第四区（公署初驻兰溪、继驻金华）; 1947年，属第五区（公署驻衢州）; 1948年4月，属第三区（公署驻金华）；同年7月，属第八区（公署驻义乌县）。

新中国成立后，设金华地区行政公署，义乌属金华专区。1959年浦江并入义乌，1967年仍分出。从1985年7月起，义乌属金华市。1988年撤销义乌县，设立义乌市（县级）。[14]

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上，义乌一直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县，也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地区，“六山一水三分田”，使这个诞生过骆宾王、宗泽、朱丹溪等不少文化名人的古城一直笼罩在贫穷的阴影中。然而，穷则思变，义乌人凭借着不屈不挠的吃苦精神，创造了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鸡毛换糖”的谋生方式。早在清乾隆时，义乌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色增售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鬃网木梳等小商品。

抗日战争前夕，义乌县操此业者增至近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糖担换回的禽毛，分类剔选，公鸡三把毛（红鸡毛）和猪鬃，外销换汇；羽毛下脚，用以肥田；废铜烂铁，破布棕片，回销厂坊作工业原料。[15]新中国成立前，义乌县因受战争破坏、通货恶性膨胀影响，很多人破产失业，沦为小商小贩。加上数百年来形成的习俗：农忙务农，农闲务商，外出敲糖换鸡毛的季节性商贩人数约占全县人口总数的5%以上。[16]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劳动力被固定在土地上经营耕作。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个体商业不复存在。“文革”期间，工商业登记停止，个体商业被否定，“敲糖换鸡毛”更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而遭受批判。然而，义乌人“鸡毛换糖”谋生方式的代际相传，并未因政治运动而灭绝，反而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义乌小商品市场初兴乃至繁荣的传统底蕴。

“文革”后，义乌县对于个体商业的政策适当放开，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酌情发放临时许可证。义乌县百货公司对每份许可证批发供应部分小商品，但又有总金额不能超过50元的限制。不少农民想方设法去浙江省内外各大中城市寻找玩具、纽扣、尼龙袜等小商品供自己外出“鸡毛换糖”经营所需，多余的带至集市转让或出售；加上本地生产的板刷、尼龙线编织物等小商品，小商品市场的定期、公开、不间断交易就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需要。1979年年初，来自廿三里、福田两乡的10多副敲糖担在稠城镇县前街设摊，出售针头线脑、纽扣、塑料玩具、板刷、鸡毛帚等产品，获利颇丰。仅半年时间，在县前街设摊的增至100多户。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精神，义乌县恢复颁发鸡毛换糖的临时许可证登记，当时共计发放许可证7000余份。[17]此后，个体商户呈现出上升之势。1980年，摊贩从县前街移至北门街摆摊经营。1982年上半年，市场从北门街移至湖清门街，继而向新马路北段延伸；摊位由1980年的124个增至320个，经营方式也转为以批发为主。但由于受“文革”中“左”的思想影响，义乌县政府相关部门一开始就对小商品市场采取了“劝、堵、赶”的办法。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顶着压力和风险，大胆而实事求是地作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18]，并于同年9月5日开始，正式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19]市场的发展，带动了社队企业特别是家庭工业的发展。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抓住这一可喜的势头，审时度势，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自此开始，义乌市场以其独特的政策优势，逐渐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商品以及商人，办起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既不靠海也不沿边、资源贫乏、几乎没有工业可言的义乌小县城，完成了从农业县到万商云集城市、从名不见经传到闻名海内外的历史巨变，创造了用市场将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的传奇。

在义乌市场建立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义乌市场不断创造出经济“奇迹”。自1992年以来，义乌小商品城的成交额已经连续21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榜首。[20]2005年，义乌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确认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2006年，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总结“义乌发展经验”，成为新时期浙江发展的一种新模式。2008年，义乌被列为全国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2011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获批，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之后的第十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2012年，义乌市进出口总额93.47亿美元，同比增长136.7%，出口90.05亿美元，同比增长150.3%，其中“市场采购”出口额49.15亿美元，占同期全市出口总额的54.58%。[21]2012年，义乌市场外向度达55%以上，商品出口到219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出口1700标箱。[22]

在义乌市场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在大量国内外商品集聚义乌的同时，义乌也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大量客商，成为一个暂住人口突破百万的“超级县”。截至2012年年底，义乌市户籍人口75.33万人，暂住人口137.77万人，常住人口75.3万人。[23]在义乌由农业穷县、人口小县到今天的经济强市、人口大市的这一历史性巨变中，离不开义乌传统文化中的“拨浪鼓精神”的熏染，离不开有为政府“以人为本、敢为人先”的服务理念，离不开高达义乌本地人口两倍之多的外来建设者[24]的努力，也离不开分布于世界各地往来于义乌与移居国之间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及其构建的跨国商业网络所起的“桥梁”作用。

（二）海外华商及海外华商网络

海外华商是海外华商网络构建、拓建的主体。“海外华商网络”概念由“海外华商”和“网络”两个词汇构成。

“华商”、“海外华商”、“境外华商”等概念常常被学术界混合运用，实际上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其中，“华商”概念所指涉的范围最广，包括了“海外华商”、“境外华商”。大体上说，“华商”概念有三种含义。一是广义的华商，指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华商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包括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如郝时远（2009）等学者认为华商大致包括中国（含港澳台）华商、东南亚各国华商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华商，[25]“世界华商大会”就是以此范围界定的，该组织的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上述三部分的华商；再如郭招金等认为，华商一般指具有中国国籍或华裔血统、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商人群体，包括港澳商人、台湾商人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中从事商业活动者，以及从中国大陆走出去正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中国大陆商人。[26]二是狭义的华商，指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中的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不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即通常所说的“海外华商”。三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指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华商，即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不包括中国内地企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但包括在中国内地创办“三资企业”的港澳台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即所谓的“境外华商”。本书所研究的华商，为第二种意义上的华商，即“海外华商”，在书中有时略称为“华商”，详细界定参见“概念界定”部分。本研究的华商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限定于从事与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的跨国贸易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产业如国际货代等经济活动。

“网络”概念，不同的学科乃至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网络实际上与群体有关。个人属于某一群体，是通过网络，通过实际上可以理解成面对面的相互交往而在长时间中逐渐形成并确定的。何梦笔（1996）认为，所有关于网络的定义，包括那些含糊的定义，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网络是某种在时间流程内相对稳定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它是在一定的个人总体中，所有可以想象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子集，该子集是依据对总体成员的特定行为假定而确定的”。[27]彼得·迪肯（2007）对网络的定义是：将“角色”或“机构”（企业、国家、个体、社会组织等）联系起来形成不同组织和空间尺度上的关联结构的过程。[28]杨（Henry Yeung,1998）在研究香港华资在东盟的投资时，将网络定义为公司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和公司之外这三个层面。[29]布拉斯（Daniel J.Brass,2004）等学者将网络定义为“节点的集合以及表示不同节点之间有一定关系或没有关系的各种联系的集合”。[30]美国学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96）认为，“网络就是一组相互联结的节点（node），这些节点到底是什么，要依赖于具体的网络而言……网络是一个开放结构，能无限扩展，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共享信息就能连接。”[31]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更易于相互联系，以达到最佳效益。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大致上认可网络是一种关系。本研究中的“网络”，指个人、企业或组织等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网络包括现实的和虚拟的两种面相，既指不同行动者之间基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上的面对面的、现实的联系，也包括借助于现代互联网而构建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虚拟的关系。

“海外华商网络”是一种以海外华商群体为特定主体的泛商业网络。海内外学术界对于华商网络的内涵迄今尚未达成一个统一的看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商网络内容的复杂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华商网络的多重性和变迁性。以下“概念界定”部分将对海外华商网络概念作详细阐述。

三 概念界定

在本研究中，“海外华商”、“海外华商网络”、“现代华商网络”是三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以下结合研究主题，对这三个概念作进一步阐释。

（一）海外华商

“海外华商”概念与“华侨”（overseas Chinese）、“华人”（ethnic Chinese）两个概念有着紧密关联。海外华商往往是指华侨华人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是华侨华人的构成部分。

海外部分学者（Purcell,1966; Siu,1953）将“华侨”界定为“从中国作为客寓者移民外国，而最终希望回到故乡的人”。[32]游仲勋（1993）将“华侨”界定为“拥有中国国籍，能讲汉语（包含方言）的第一代移民”。[33]按照国务院侨办对“华侨”的定义，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具体又规定，“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视为华侨。[34]国务院侨办对“华侨”的界定是跟华侨身份可以享有的优惠政策紧密相连的。本书中，借用李明欢（2009）对“国际移民”的定义，对“华侨”概念作出一个宽泛的界定：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人。[35]

“华人”。官方和学界对“什么是华人”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但基本按照国籍、血统和文化的标准进行划分，同时，这三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从血统类型划分而言，所谓“华人”，就是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如王赓武（1993）认为，“海外华人”是指生活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以外，“但承认自己的华人血统，或被人口统计学家认可为华人”的华族。[36]然而血统问题并不简单。纯华人血统的人，当然就是华人。[37]但当长期居住在移居国的华人与异族通婚后，代代繁衍，华人血统的成分会发生变化。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含有多少华人血统成分才算华人？这个问题难以解答，因此，从血统上对“华人”的界定，就不免有含糊之处。有的学者强调华人所具有的文化族群类型特征。海外华人作为炎黄子孙，在他们的身上，自然都带有中华文化的烙印而代代相传。杜维明（1997）认为，华人的含义在于具有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背景，凡种族和文化上同属于中国但国籍不同的人群就为“华人”。[38]然而，什么是中华文化、华人身上具有多少的中华文化（如能读会写）才算华人等问题也非常突出，由此可见，文化标准也带有主观随意性而且边界模糊。从国籍类型划分而言，“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此外，也有学者综合血统、国籍、文化三种标准对华人作出界定，如游仲勋（1993）指出，“华人”（或华裔）主要指出生于居住国，拥有当地国籍的第二、第三……代中国移民，中文称为华人，后一代华人中文有时也称华裔。[39]在本书，我们引用国务院侨办从国籍角度对“外籍华人”的界定，“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40]由于华人的身份与华侨不同，本应予以分别，但在统计上，因难以得到准确的数据，所以通常并称为“华侨华人”。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海外华商”是一个具有时空特性的概念，不同研究所指称的对象群体往往有所不同。当今世界最具经济实力的华商，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东南亚华商在移居国经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某些行业甚至具有支配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也是这部分华商最早抓住开放的时机率先在大陆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投资设厂，成为“引进来”的华商群体。既有的海外华商及海外华商网络研究大多关注于这一群体。而本书研究的海外华商则界定为在外国开设公司、商场或店铺等，主要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跨国贸易或与国际贸易相关产业如国际货代的华商。而且，由于本研究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切入点，因此，本研究关注的海外华商主体是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跨国贸易及与贸易相关产业的中国海外新移民，属于“走出去”的群体。这个商贸型群体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壮大于21世纪初期，是一个与义乌小商品市场等国内专业商品市场的发展、繁荣几乎同步成长、壮大的群体。

该群体中虽然有部分在东南亚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制造”跨国贸易及相关产业，但更多的则活跃于欧洲、非洲、南美洲。因跨国贸易活动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市场环境的影响，这一群体具有“逐市而动”的特性，其活动区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群体的来源地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其主体不仅仅来自义乌或浙江省内温州、青田、绍兴、台州等地，还包括来自福建、广东、江苏、四川、山东等全国各省及上海、北京等直辖市。海外华商群体的身份构成，既包括在海外取得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华裔，也包括移居海外多年却依然持有中国护照的华侨，还包括移居海外多年却又“回流”中国创业的华侨华人。

（二）海外华商网络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详见绪论第三节）。有关海外华商网络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东南亚地域的华商网络情况。本研究中的海外华商网络，特指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国从事中国商品国际贸易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产业的海外华商构建的商业网络。这一海外华商网络是以海外华商的血缘、地缘、业缘等人际关系及信用为基础的，基于华商、企业及社团各自以及相互之间的多重关系网络之上，构建起来的以华商族群为主体的泛商业网络。本研究注意到，大多数从事贸易的海外华商因为所销售的中国商品主要面向移居国的中低收入者，尚难以打入移居国的主流消费市场，从而更倚重在海外新建、拓建特有的族群商业网络。本书第一章第二、三节，专门阐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在这一海外华商网络中，节点（node）成为网络构建的关键要素。处于中心节点位置的是义乌市场，而产地市场、口岸市场、销售市场等成为连接华商网络的基本节点。也即，基于华商人际关系之上建构的华商网络，还依赖于各类具有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性质的市场以实现网络的空间构建及拓展。本研究中的市场，主要包括两种含义：现实的市场和潜在的市场。就“现实”含义而言，市场是一个地理上、空间上、时间上的概念，是“作为场所的市场”。[41]在海外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贸易的华商，至少面对两类现实的商品交易场所：最初华商聚集到义乌，是因为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个“市”；华商在移居国销售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制造”，是因为移居国有“中国商城”类的专业市场平台。“潜在的市场”,“是指一种商品或劳务的所有潜在购买者的需求总和。”[42]华商从事义乌小商品等中国商品的跨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移居国不仅仅存在实体的市场平台，还看到了移居国拥有商品贸易的发展空间、潜在的消费市场；而当面临移居国市场饱和、全球化风险等情况时，部分华商会依据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资源适时进行跨国界流动，流向更具商机的“市”，追逐或开拓其他潜在的消费市场。也即海外华商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移居国实体的市场，还更关注移居国潜在的市场。

（三）现代华商网络

从事中国商品跨国贸易的海外华商构建的华商网络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华商网络形态即现代华商网络日渐呈现。现代华商网络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借助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逐步覆盖全球的国际性的世界华人商业网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商业联系。[43]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网络交流的便捷化，越来越多的海外华商采用网络新技术开展中国商品的跨国购销乃至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现代华商网络虽然形成时间较短，但因其具有显著的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特征而较为引人注目。本书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将作专门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