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就业弹性测算及其变动趋势的研究

就业弹性是指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用以衡量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在过去40年间，学者对我国全国层面、产业层面、地区层面的就业弹性及其变动趋势都进行了深入的测算和研究；从群体上来说，则重点关注了大学生的就业弹性问题。

一 基于全国的就业弹性研究

在全国层面就业弹性研究中，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基于不同的数据，对整体就业弹性的大小及变动趋势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得出的结论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一种结论是认为我国就业弹性偏低且存在下降趋势。有研究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就业弹性总体水平偏低，这可能也与我国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就业增加的政绩考核标准有关（孟凯巍，2016）。孙婕（2011）采用双对数模型来估计我国1952—2009年的就业弹性，发现在0.12—0.22变动，变化趋势表现为“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以及“总体水平比较低，就业压力比较大，与发达国家的就业弹性相比，差距较为明显”等特点（程连升，2006）。还有一些研究运用不同的方法，分别都得出我国的就业弹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明显的下降（李向亚、郭继强，2003；李红松，2003；阎革，2002）。

还有一些研究则不支持就业弹性下降的观点，认为因为隐性失业、企业冗员等的存在，导致就业弹性被低估（丁守海，2009；吕民乐，2006；简新华、余江，2007）。李文星（2011）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的测算也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或偏低的观点。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伴随产业结构的演化，就业弹性的变化将呈“U”形曲线，也即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业弹性会趋于稳定且有回升的可能（李伟，2006）。

二 基于不同地区的就业弹性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是否存在不同，哪些因素会导致区域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

（一）东、中、西部的就业弹性差异

针对东中西部的就业弹性差异，有研究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1978—2003年的经济总体就业弹性和非农就业弹性进行估计，论证了东部地区就业弹性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张江雪，2005），还有一些研究虽然得出的就业弹性系数大小有所差异，但一般都支持东部就业弹性高于中、西部地区（尹志锋、李辉文，2012；蓝宝江、李军，2006）。而赖德胜、包宁（2011）则利用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三大区域的动态就业弹性进行了估计，发现东部地区只有短期就业弹性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但长期就业弹性的区域差异并不大。

（二）各省内部就业弹性研究

针对各省的就业弹性，也有相关研究，如山东（董廷杰、薛立勇，2012）、辽宁（薛巍，2005）、海南（张恒、冯月花、程少林，2004）、江苏（薛信莉、唐学文、党耀国，2005）、湖北（向运华、朱娜，2005）、陕西（姚波、吴诣民、王丛，2006）等，这对各省内部因地制宜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提高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更好的针对性。

（三）城市之间就业弹性差异比较

对不同城市就业弹性的比较研究发现，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在绝对数值上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在增速上与城市生产效率存在替代关系；较大规模城市的较强就业吸纳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就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城市民营与外资经济发展水平等（田野、李平，2014）。还有研究从县域就业水平的空间格局，对我国东、中、西部县域经济就业弹性进行了估计，发现中国县域经济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甚微。且认为东部、中部不能仅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而应该更加重视协调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水平提升的关系（刘春光，2017）。

三 不同产业和行业的就业弹性差异研究

（一）不同产业间的就业弹性比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系统内部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可以使各行业吸纳劳动力达到最大（李从容、祝翠华、王玉婷，2010）。反之，产业结构不合理则会成为影响就业弹性的核心因素（郑静，2008），因此，如何通过三大产业的发展提升就业吸纳潜力，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刘军丽（2009）通过测算，发现1978—2006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分别为0.185、0.303和0.337，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最小，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弹性最大，还有一些研究也得出比较接近的结论（赵海娟，2006）。张顺和陈丁（2008）则考察了我国三大产业就业弹性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分析发现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的增加不但有利于本产业自身，也有利于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的增加。

（二）产业内部的就业弹性研究

还有一些研究专门针对各个产业内部的就业弹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蔡昉（2004）首先对入世后我国制造业就业弹性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应借助于对FDI的吸收，发挥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还有研究则针对制造业内部的就业弹性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对于整个制造业而言，中国制造业价值链长度的变化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为负；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而言，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价值链长度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为负，而资本密集型部门的价值链长度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为正（郭沛、秦晋霞，2017）。还有研究则从微观角度探讨了制造业外包对两类弹性的影响，发现制造业外包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大了劳动力自身需求弹性和交叉需求弹性，接包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这对于解决我国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就业问题有很大启示（史青、张莉，2017）。第三产业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裘雨明，2004），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姚波、吴诣民、王丛，2006）。有研究认为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不甚合理，需要优化（薛信莉、唐学文、党耀国，2005；陈果，2006）。第三产业的一些细分行业，包括旅游业（张小利，2014）、绿色产业（张玉静、魏东、刘冬花，2013）等。

除了产业就业弹性外，不同所有制（蒋荷新，2007）、不同行业（方明月等，2010）的就业弹性问题也引起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此外，大学生作为最受关注的就业群体，他们的就业弹性也引起了一些讨论，包括就业弹性（高晓清、周钦，2014）和就业能力弹性（王培君，2012）测算，大学生就业弹性与心理压力（刘虹，2010；吴佳，2016，2017）和就业压力的关系（谭斌，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