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就业变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应有增长，就业弹性偏低（杨淑华、鄢咏红，2006；胡鞍钢，1997；阎革，2002；陆铭、欧海军，2011）；另一种则与之相反，认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并没有下降，只是出现了效率就业（刘军，2003；简新华、余江，2007；龚玉泉、袁志刚，2002）。

一 就业弹性系数下降或偏低的原因

关于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下降或偏低的原因，文献中提出几种解释：

（一）统计缺失导致就业弹性被低估

蔡昉等（2004）的研究发现，因为传统就业统计只涵盖“单位就业”范畴，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新增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比如非正规就业等实现的，导致通过传统统计渠道获得的就业增长数字不能反映真实的就业增长，据此计算出的就业弹性就有可能被严重低估。通过调整后重新计算城镇就业弹性，发现就业弹性虽然还是偏低，但是没有明显的下降。

（二）隐性失业造成名义就业弹性偏低

在研究和测算就业弹性时，是否考虑隐性失业是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问题（陆梦龙，2007）。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认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间的关系，其关键是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对劳动投入量的不同定义和度量统计，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研究通过测算和调整隐性失业人数，计算了真实就业弹性，发现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还是显著的（吕民乐，2006；邓志旺、蔡晓帆、郑棣华，2002；龚玉泉、袁志刚，2002）。

（三）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就业吸纳下降

自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但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导致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失衡。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和聚集的就业人数的不匹配导致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第一产业已经不再具有吸纳就业的潜力（张本波，2005），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下降与工业中出现资本密集度增高的特点有关，第三产业虽然保持较高的吸收就业能力，但增长不快，就业吸纳能力下降（蔡昉，2003）。1992年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遵循了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就业吸纳能力被逐渐释放出来，经济发展对就业能产生一定的带动效果（唐鉱、刘勇军，2003；郑静，2008）。但是，因为短时间内，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在更高层次上产生了新的就业需求，由于教育发展滞后带来的人力资本含量偏低等问题，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无法迅速体现出来，进一步地表现为就业弹性偏低（魏下海，2008）。

（四）工资刚性与高劳动生产率并存造成我国在某一阶段无就业增长

有学者认为无就业增加的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也很普遍，解释了工资刚性与高劳动生产率并存是造成中国无就业增长的原因（宋小川，2004）。文章通过一个动态非均衡模型模拟了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过程、工资动态轨迹、经济人的最优行为和适应性优化行为，认为企业的适应性优化行为和若干制度因素构成了工资刚性的基本要素。科技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与工资刚性一起导致就业没有增长。

（五）政府干预经济会导致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

有研究从地方政府干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能力较低的现象，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弹性，但政府干预削弱了外资的就业创造能力。同时，具有生产性的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就下降0.089。从趋势上来看，如果政府支出（特别是基础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上升，那么，就业弹性就将持续下降。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就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陆铭、欧海军，2011）。

此外，城镇化滞后和城乡分割导致的劳动力流动不畅等，也会造成就业弹性偏低（孙彪，2008）。

二 实际就业弹性并没有显著下降

（一）真实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对就业拉动作用是显著的

一些研究在控制了冗员以及隐性失业等问题后，对就业弹性进行重新测算，发现经济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远大于之前的估计结果，实际就业弹性没有明显下降。如龚玉全、袁志刚（2002）认为如果考虑有效劳动需求，我国就业增长率会大大提高，GDP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也相应有所上升；邓志旺等（2002）认为相对于名义就业弹性，考虑隐性失业的实际就业弹性并没有急速下降；还有学者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就业弹性在表现经济增长的真实就业吸纳能力上是无效的，1995年后，由于国企改革力度加大等原因，早期积累的隐性就业人口开始通过下岗的形式大量释放出来，国有企业冗员的减少量大大高于同期增加量。因此，该时期实际创造的就业机会大于增加的就业人数，这导致就业弹性系数被人为地缩小了（简新华、余江，2007）。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国在1995年后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能力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整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存在一致性。

（二）微观数据的计算结果不支持就业弹性偏低的观点

有研究利用2001—2008年中国深沪两市50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就业数据和企业动态劳动需求方程，重新估计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扩张（即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因此，企业微观数据并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或偏低的观点（李文星，2013）。当然，这也可能与数据所处的时间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