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生增长理论与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

（一）内生增长模型理论综述

内生增长理论源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其发展过程是技术进步由影响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向内生因素转变的过程。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罗默最早建立了一个含有内生技术进步要素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其理论基点是认为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且对于知识或者技术的投资会产生正的外部性，这使得政府能够通过政策调整推动社会进步和总体效用最大化。卢卡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以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生产具有递增效应，而正是外部效应成为经济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新动能的培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根据其内生增长理论，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需要依托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提高其要素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在市场环境下，政府和企业等行为主体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投资则能够引导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城市和经济转型升级。

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研究的重点，不同学者所关注的要素类型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是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贡献。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讨论可以追溯到斯密时期，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就强调了劳动分工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劳动分工理论是最早有关于经济内生增长的理论雏形，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的讨论给后世学者带来了启发，他指出：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程度的积累和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促进经济的增长；劳动分工是通过“干中学”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和驱动力。马歇尔（1890）在其经济学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劳动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做了详细阐述，指出了分工和机械改良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分工促进机械改良，机械改良深化分工，同时首先指出了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便对之后的研究有重要引导作用。对于劳动分工作用更加深入的研究是将其与技术进步等同起来，在这一方面扬（1928）做出了突出贡献，发展了斯密和马歇尔的理论，在企业和工人两个层面上讨论了分工问题，并提出了“生产迂回”的概念。斯密、马歇尔和扬的思想都在之后的现代内生增长理论中留有痕迹，比如干中学、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等，三者的思想总结了企业内部和企业间两个层面上的劳动分工，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使得机器设备和劳动技术专业化，专业化带来了技术进步，而企业间的劳动分工，也带来了有序的经济结构。

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之后他又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本著作中对“创新理论”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套“创新理论体系”。熊彼特强调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就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相对于斯密、马歇尔和扬的理论体系，明确了和强调了技术创新是一种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条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借鉴了19世纪的雷（1834）和马克思（1867）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这将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向技术要素投入的方向引导。

阿罗（1962）首先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将前人干中学的思想进行模型化。弗兰克尔（1962）提出了一种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投资率是决定增长率的最关键要素。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发展到与新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接近的时期，研究趋向于细化和模型化，目的是寻找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素。

20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由罗默和卢卡斯正式提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促进作用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更加广泛的领域进行，巴苏（1999）等对原有理论不断细化，提出经济的两要素驱动模型：干中学驱动要素和技术进步、资本积累驱动要素；唐顿（2001）等对原理论的不足之处加以修正，解释了“二战”之后科研人员大量增加但却不存在规模效应的原因，认为这种看似与内生增长理论相悖的现象归因于日益昂贵的国际技术扩散。时至今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工具，用于分析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就是近年来对它的一个应用。

一个城市经济的内生增长不单单与要素投入有关，与行为主体的初始禀赋与资源配置方式也联系密切，行为主体主要是通过影响要素投入的效果来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而与要素直接接触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市场和企业。政府要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促进要素流动，增进各方利益共赢，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如果行为主体的自身特点与所投入要素不匹配，或者区域发展战略不适用于经济转型的现阶段发展，会严重阻碍城市转型和区域发展，甚至会带来严重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因此合理的行为主体结构和区域发展战略通常比要素的投入更为关键。

（二）政府与城市经济转型

政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要行政机构，其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护特定的公共秩序，当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及两者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互相补充，是经济能够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斯密理论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迷信在经济学界统治了很多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人们才发现：市场并不完美，在信息不对称、非理性行为等问题存在时，市场会因为缺乏管制而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揭露所谓的市场失灵，比如庇古（1920）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就从外部性角度讨论了市场失灵。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不足以及补救措施，政府作为对市场有强制约束手段的行为主体，其作用被重新审视和探讨，“政府理论”应运而生。

在凯恩斯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了作为重要主体的政府对经济的整体作用，改变了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对于政府作用的忽视，自此，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所起到的作用就被学界广泛地重视了起来。斯蒂格利茨（1980）指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调控方面各有不足，需要相互补充，这为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定位了新的角色。鲍莫尔（1989）也指出，政府在经济增长和转型中有重要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正确与否，强调了政府的地位。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与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忠实倡导者。他提出：政府的作用至少与市场同样重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调节经济、调配资源，才能助力于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转型。林毅夫并不否认政府在发挥作用时可能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但是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甚至通过有效的手段进行预防，并认为这才是当代经济学界应当讨论的重点问题。林毅夫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剖析政府的作用，指出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必须依赖成体系的、有效的产业政策来实现，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仅需要企业家的努力，还要借助政府的强有力的政策来解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林毅夫教授为我国政府在城市经济转型方面的作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政府作为城市转型的掌舵者和区域经济建设的指导者，在推动区域经济向前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投入的人力、资本、知识等要素如何发挥最大作用有深远影响。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定城市经济转型战略。城市经济战略是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的有关城市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对下一阶段城市的平稳发展或者城市转型有着重要意义，是城市进行一切投资、建设、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纲领，同时也是政府影响城市发展的最根本、影响最深远的手段。一个城市的转型发展战略一般是由当地政府，通过结合城市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遵循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制定的。好的城市经济转型战略必然是与城市自身的要素投入相匹配，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所制定的长期方针是支持要素在城市转型中发挥最大作用的。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阶段，资源型城市需要好的转型策略，以德国鲁尔区为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明确其重要性。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引擎”的鲁尔区曾经是德国西部占地面积最广阔的重要工业区之一。然而，“二战”后，德国煤钢工业大幅衰退，经济严重仰赖煤钢工业、以资源型城市为定位的鲁尔区经济地位快速下降，与之而来的是资源的浪费和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因此城市战略转型必须马上进行。此时，国家所制定的城市转型战略是决定鲁尔区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的关键，当地的各级政府通力协作、各司其职，通过制定有效的产业全面升级和科技创新转型等战略，实现了鲁尔区迅速而成功转型的奇迹，实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成为转型成功的经典案例。德国鲁尔区的成功转型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贡献，也是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干预，刺激当地经济顺利内生增长的结果。

政府制定的发展或转型战略会对要素投入和城市经济内生增长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显然，因地制宜、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战略就会促进城市发展和转型。若采取了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战略，就会妨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顺利转型，比较典型的就是当前国内部分城市既没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没有具备历史气息的名胜古迹，却盲目打造旅游城市，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虽然要素投入到位，但由于缺少好的发展战略，最终只能带来劳民伤财的后果。

第二，参与城市日常运营管理。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要素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重要影响，这是通过政府日常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实现的，政府用这种方式参与到城市日常运营过程中，对所使用要素的种类、数量、范围和来源均进行详尽的干预，所以这是政府干预城市经济内生增长的最具体的方式。在制定了城市转型战略之后，城市经济转型的具体事务就变得碎片化、日常化，这需要相关政府部门有清晰的思路和正确的方法，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支持要素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最大价值。

再以德国鲁尔区的经济转型为例，在鲁尔区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德国北威州政府、鲁尔区政府和各市政府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当地政府在充分审视了鲁尔区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自身优势等特点之后，明确了政府工作的思路和原则。首先，在转型初期，政府并没有因噎废食，放弃自身的资源优势，而是通过财税补贴和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煤钢产业转型，更加注重煤钢产业的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化发展；在保持经济的平稳之后，政府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配合政府制定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注重配合城市转型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同时关注就业引导和增强技术创新的资本投入，为城市的后续发展做铺垫；之后就是沿着城市产业升级的路线进行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比如多特蒙德市就曾采取了大力发展以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在这过程中，政府的日常行政干预对各种要素在城市发展中效率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鲁尔区就是这样的成功案例。

第三，通过监督和制定规章来使要素的日常运作规范化、合理化。一个城市其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必须要有高效、透明的行政监督体系以及行之有效、有约束力的经济运行规章，高效的监督是确保所投入要素在既定运行轨道上发挥最大作用的保障，合理的经济运行规章不仅仅能够约束城市中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同时也是企业和市场正常运行的行动指导。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和规章，那么所制定的发展路径很可能变成一纸空文，本应有效发挥作用的要素也会变成一盘散沙。比较典型的反面案例就是我国东三省老工业区的部分城市，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的困难，其要素投入不可谓不大，其发展思路不可谓不明确，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举步维艰、不见成效，其核心原因还是监管不力。

从众多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若想实现城市经济的内生有序增长，政府至少要扮演好掌舵人、服务者、监督者三个角色，配合多种要素发挥作用，助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实现城市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政府管得过宽、过严、过死的问题，同时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等问题与之并行，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导致经济增长迟滞、产业层级落后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我国各级政府根据各要素发挥作用的特点以及城市发展规律，制定了明确可行的发展方向和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在配合经济要素发挥最大作用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政府作为发挥核心作用的行为主体，在与其他的行为主体的配合方面仍存在不足，在要素投入的把握和综合管理水平方面仍有不小差距，因此认清自身角色、积极做好各要素的引导和监督工作，政府是实现城市经济内生稳步增长和实现城市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关键所在。

（三）市场与城市经济转型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早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就被反复提及，市场理论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很长时间内，统治了经济学思想，时至今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在经济中的指导作用”仍然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20世纪活跃的芝加哥学派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推崇“大市场，小政府”的思想，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延续。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于1962年问世，书中表现出弗里德曼市场自由化与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他认为政府应当全面地放开管制，尤其是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价格，提倡市场自由化运作，期望最小化政府的干预。“唯政府论”和“唯市场论”在实践检验中均不具有说服力，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正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不足，倡导两者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依存和互补，是当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较为适用的观点。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应该把重点放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上面，与此同时，还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使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可以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为主体，市场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前我国市场在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方面面临着许多阻力。首先，在与同样作为重要行为主体的政府的协调和配合中，市场时常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调整常常“矫枉过正”或者“无病呻吟”，对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其次，我国许多城市，尤其是老牌的资源型城市，在进行发展或者是实现转型的过程中，通常是面临薄弱的产业基础和低下的技术水平，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规范，往往导致产业升级在初期就因为市场不健全、公信力低下等问题早早夭折。最后，市场在本身存在很大不足的发展初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不适应城市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的现象时有发生。以我国的老牌林业资源城市伊春市为例，伊春市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存在多方阻力，比如产权不明晰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动受阻，产业升级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制约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确立完善的市场机制，理顺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体系，保障在市场框架内解决问题，应当加强对市场的适当引导与有效监管，并发挥市场在要素流动中所起到的信号传递作用，同其他行为主体进行更好的交流与配合。

我国逐渐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由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逐渐明晰，市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变化是城市内生经济增长的必要环境形成的良好信号，但是在许多城市，尤其是亟待转型的资源型城市仍然存在很多突出问题，因而加强市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对要素调控的作用任重道远。

（四）企业与城市经济转型

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微观、最具体的行为主体，是多种要素的实际运用者，是创造经济财富的源头和实现经济增长或者产业转型的攻坚力量；并且企业还承担着部分科技创新和研发创造的责任，是各类要素产生的主要源头也是主要归宿。其在城市经济内生增长过程中，与生产要素结合发生反应的好坏是决定城市经济增长水平的高低或者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企业对城市经济内生增长起到的是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这本著作，开始对企业的内部运行以及企业与其他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进行探索。科斯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发现并解释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制度结构和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同为20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针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其他行为主体的运行管理当中，是企业理论为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我国经济学者张五常在其撰写的《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对科斯的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完善，并充分肯定了企业作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企业理论后来又出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理论”等前沿思想及理论，为企业如何更好地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扮演好自身角色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受到的阻力也各不相同。对于大型国有企业而言，一般来说是把握城市发展的关键性资源，也是城市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往往在一些资源型城市中，大型国有企业掌握着资源开发或者土地利用的特许权，同时也是不同领域企业层面科技创新的主力，对区域内同类型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以及与投入要素之间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当前我国许多城市中的大型国有企业存在产权不明确、效率低下、严重冗员和腐败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资本正常流动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对自身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对整个行业亦或是产业链造成潜在威胁。尤其是不少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当地大型国有企业时常出现效率低下、坐吃山空的现象，这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还对其他行业起到负面的引导作用。因此加强对城市中大型国有企业的综合治理与监督，做好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城市中的中小企业调头快、调整快，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中新产业布局的后备力量，但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缺少资金、招不到科技人才以及科研条件相对匮乏等问题，这会造成科研能力严重缺失，最后会制约城市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的充分流动。作为中小企业，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争取和创造适合自己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走科技创新制胜的路子，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努力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和产业升级所需的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城市经济实现有序内生增长的良性循环，不但要注意三大行为主体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要注重三者之间的通力配合与协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制度建设的同时，要注意对市场及时地进行宏观调控，避免因市场失灵引起的不利影响，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对企业进行有力的监督，使各要素在全社会合理配置、平稳运行。市场既要发挥好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注意结合城市主要的企业性质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并及时做出调整。企业要在生产过程中及时进行经济信号的反馈，加快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