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压力与能力的资源型城市预警评价

城市转型的动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城市面临的由于资源开发产生的，需要转型才能解决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客观问题与困难，我们称之为转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城市具有的解决资源开发中产生的问题、实现城市转型的能力，我们称之为转型能力。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对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压力与能力进行分类研究，找出城市转型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压力指数和能力指数的相互关系，构建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对资源型城市可能出现的转型问题给予预警。并通过分析，对资源型城市实现长效发展给出更有针对性的分类政策建议。这将对资源型城市提前发现转型问题，把准自身转型问题根源，对症下药，提升转型质量，从而实现顺利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一）相关概念

1．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

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是指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开发以及资源枯竭而产生的，迫使资源型城市进行转型的困难和问题，它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也是促使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原动力。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表现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比较突出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问题包括环境破坏、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社会治安恶化等。

2．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

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是指资源型城市自身所具备的解决资源开采导致的困难与问题，进而实现城市转型发展的能力。将城市转型能力分为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创新驱动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环境治理能力以及民生保障能力等方面。

3．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

从理论上讲，当城市面临的转型压力较大，而城市自身拥有的转型能力较弱时，城市转型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此，通过分析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压力指数和能力指数的相互关系，可以构建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对资源型城市可能出现的转型问题给予预警。

（二）相关研究

1．转型压力指数研究进展

加拿大统计学家David J.Rapport和Tony Friend（1979）提出了“压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框架，后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用于研究环境问题的框架体系。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使用“原因—效应—响应”这一思维逻辑，体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类通过各种活动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同时又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从而改变了自然资源储量与环境质量；而自然和环境状态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福利；继而社会通过改变环境政策、经济政策和部门政策，以及通过意识和行为的变化而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压力—状态—响应的关系。该模型区分了3类指标，即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其中，压力指标表征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如资源索取、物质消费以及各种产业运作过程所产生的物质排放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扰动。

1996年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联合国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牵头，联合国统计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亚太经社理事会（ESCAP）参加，在经济、社会、环境和机构四大系统的概念模型和驱使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议程》中的各章节内容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框架。

上述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提到的压力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有相关指数，即都是表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压力，指的是生态环境面临的、人类活动造成的挑战，主题是生态环境；而城市转型压力指数的压力，是城市面临的有必要通过转型解决的问题和挑战，主体是资源型城市。但即使如此，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仍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概念的重要来源，相关研究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2003年，Illing和Liu提出了金融压力的概念，即金融市场的预期损失或不确定性施加在经济体的压力。他们并且从金融风险、外贸风险、债务风险和股市风险四个方面，构建了金融压力指数。2005年任志远等人通过计算区域内总人口的生态足迹，求得区域生态压力总量与区域生态承载力的比值构建了生态压力指数，用来衡量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2007年朱红波、张安录构建了耕地压力指数，通过计算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与理论人均最小耕地面积的比值，反映耕地资源的紧张程度。卫海燕、王威、杨芳在2008年提出了城市资源压力指数，通过建立包含水资源压力、土地资源压力、能源压力和人力资源压力四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城市所面临的资源压力。胡炳清、覃丽萍、柴发合等在2013年提出了环境压力指数，其定义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与作用进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的综合指数。可以分为绝对环境压力指数和相对环境压力指数。绝对环境压力指数，是指单位面积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环境污染物的强度；相对环境压力指数，是指单位面积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环境污染物的强度与表征环境质量优劣的无量纲指数（权重）的乘积。所有以上关于压力指数的研究，反映的是某类因素对某个主体的客观影响程度，或者两者关系的紧张程度。这也为建立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提供了参照。

2．转型能力指数研究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入，开始出现了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李堂军、曹靖宇（1999）划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个子系统，建立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此后，学者们利用因子分析、模糊隶属度等方法，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的方式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不是直接针对城市转型问题，但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评价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陶晓燕（2013）首次建立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河南省13个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能力进行了评价。杜吉明（2013），吴雅云、高世葵（2015）分别通过不同的指标体系，对内蒙古煤矿类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能力进行了评价。这些研究更加侧重产业转型。然而城市转型的概念涵盖经济、社会、环境、制度等各个方面，有些研究虽然已经向综合转型能力评价转变，但是没有真正建立一套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能力评价体系。

3．预警体系研究进展

预警体系的研究始于对水资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分析。White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洪水泛滥预警体系，在洪水泛滥的风险决策中发展了单项预警体系，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年志远、李丹（2008）根据完备性原则、主要性原则、可测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构建了包括财金安全预警指标、社会安全预警指标、外经安全预警指标、资源安全预警指标和产业安全预警指标等子系统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鲍超、方创琳（2008）对河西走廊城市化水资源约束子系统和城市化发展子系统，对河西走廊城市水资源对城市化的约束进行了预警研究。黄小容（2009）利用层次分析法，通过水环境污染、水环境治理、水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四个方面，构建了水环境预警指数，并对三峡库区水环境进行了预警分析。所有这些预警指数研究，虽然不针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但是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框架依然为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的构建提供了启迪和借鉴。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型城市问题的日益突出，预警分析被引入了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李贤功、李新春（2007）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资源依赖程度三个维度，对25个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做了预警分析。索贵彬、王哲（2016）利用突变级数法，从活力、组织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三个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的生态安全预警指数。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分析，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针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较为全面的预警分析。

本研究将通过深入分析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动因，分别建立衡量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转型困难程度的转型压力指数和衡量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的转型能力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反映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严重性的转型预警指数，进而对全国资源型城市面临转型问题的严重性进行判断和预警分析，并通过国家发改委的区域经济划分方法和《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将地级资源型城市分别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和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四个发展阶段分类，通过区域和生命周期阶段划分，对不同分类的资源型城市的预警水平以及它们的转型压力、能力特点进行分析，并分类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三）方法与数据

1．指标体系

将转型压力指数按其领域分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四个子系统，建立三级指标层。其中资源压力子系统分为主体资源压力和其他资源压力两个标准层，分别反映资源型城市主要开采的矿产资源的压力以及遍在性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的压力；环境压力子系统则分为大气环境压力、水环境压力、居住环境压力和矿山环境压力四个标准层，以期全面衡量资源型城市环境压力的特点；经济压力子系统分为经济发展压力、经济结构压力、经济区位压力和财政压力四个标准层；社会压力子系统则分为就业压力、社会保障压力和社会安全压力三个子系统。综合相关研究成果，选取反映面临转型客观困难的17个指标。

表3-1 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

将城市转型能力分为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创新驱动能力、环境保护能力、资源利用能力以及民生保障能力五个子系统，其经济发展能力子系统分为经济增长、经济规模、经济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效率四个标准层，创新驱动能力子系统分为创新资金投入、创新人才投入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标准层，环境保护能力子系统分为大气环境保护能力、水环境保护能力、居住环境保护能力和矿山环境保护能力四个标准层，资源利用能力子系统分为主体资源利用能力和其他资源利用能力两个标准层，民生保障能力子系统则分为选取反映城市转型能力的指标，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对城市转型的总体能力进行综合度量。

表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

通过相关性分析，剔除同一标准层内信息重复90%以上的指标。

2．计算方法

（1）权重确定

本研究通过以层次分析为框架，将指标体系设为三级，由于子系统和标准层按领域分，互相之间逻辑上相互独立，因此对各子系统以及每个子系统的标准层平均赋权，对指标层，则根据主成分分析进行筛选后，按照主成分分析中指标包含信息量进行客观赋权。

（2） 数据标准化处理

采用模糊隶属度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正向指标，采用半升梯度隶属度函数：

对逆向指标，采用半降梯度模糊隶属度函数：

式中， eij代表第i个区域的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值，其中i表示区域序号，j代指标序号；Mij、mij分别代表第i区域第j个指标原始指标的理论最大值和理论最小值；Φe(ij)则表示最终得出的模糊隶属度数值。

（3）指数计算方法

有了各指标的熵化权系数和隶属度值， 就可以采用加权平均法分别计算各标准层、 子系统，进而计算转型压力和转型能力两个综合指数。 限于篇幅， 只列出直接计算压力和能力综合指数的公式：

式中， Fi为转型压力或能力综合指数， ωj为 j 指标相对标准层的熵化权重， ωk为标准层对总体层的熵化权重，Φe(ij)为 i 区域 j 指标以总体层为目标的隶属度，m、n分别为指标层和标准层里评价水资源或城市化系统状况的指标个数。

转型预警指数的基本内涵：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和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分别代表了城市面临的转型压力和城市自身转型的能力。它们的加权求和，也就是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则综合反映了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严重性。预警指数越高，表明即将面临的转型问题严重性越突出。

对于转型预警指数来说，转型压力指数是正向指标，转型能力指数是逆向指标。需先采用半降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计算其隶属度值，然后采用加权平均法即可求得：

Fa= ω1× Fp + ω2× （ 1－Fc）

式中，Fa是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Fp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Fc是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 ω1、 ω2分别为转型压力指数和能力指数的权重， ω1+ ω2= 1。在本研究中，考虑到转型能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黄金分割法，ω1取值0.618，ω2取值0.382。因此预警指数将介于0到1之间，当Fp－Fc>0，亦即预警指数超过0.5时，即可认为转型能力不足以克服面临的压力，城市转型将面临严重困难。

3．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的地级资源型城市是指《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资源型城市名单中的地级市，所需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5》以及各省市2015年统计公报。区域划分标准来自国家发改委区域司，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来自《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

（四）计算结果与分析

1．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分析

根据计算，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预警指数均值为0.467，最高为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预警指数为0.642，最低为内蒙古包头市，预警指数为0.316。转型预警指数高于0.5警戒线的城市有34个，是近期转型难度比较突出的城市，占到地级资源型城市总数的约十分之三；其中转型预警指数高于0.6的城市有3个，分别是双鸭山市（0.611）、七台河市（0.597）、鸡西市（0.594），是转型难度极为突出的城市。三个城市均为东北城市，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转型问题的严重性。分指数来看，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均值为0.337，最高为宁夏石嘴山市，压力指数为0.524，最低为陕西省咸阳市，压力指数为0.164。压力指数在平均值以上的有51个，占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的43.9%，在0.5以上的城市有4个，分别是石嘴山市（0.524）、七台河市（0.512 ）、铜陵市（0.508）、乌海市（0.505）；这些城市由于资源枯竭、资源依赖性强、资源价格下跌等因素，面临着最为严重的转型问题，应考虑通过外力协助减轻其转型的困难。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均值为0.453，最高为安徽省铜陵市，能力指数为0.714，最低为黑龙江省鸡西市，能力指数为0.252。转型能力指数低于平均值的城市共59个，占到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的50.8%，其中低于0.3的城市有3座，分别为鸡西市（0.252）、双鸭山市（0.255）、南充市（0.278），这些城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能力弱等原因，转型能力极为欠缺，难以靠本身的力量推动城市转型发展，需要通过国家扶持等手段，增强城市的自我发展能力。

2．分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与能力指标分析

分区域来看，东北地区情况最为严重，转型预警指数均值达0.488。东部资源型城市转型条件则普遍较好，预警指数均值较低，为0.431（表3-3）。通过T检验可知，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的预警指数没有显著区别，但是东部和其他三个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东、中、西部和东北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表3-4）。

细分指标来看，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均值排名第三，表现中等。继续细分指标，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400，四个区域中排名第一；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405，排名第二；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229，排名第四；社会压力指数均值为0.305，排名第三。可以看出，虽然东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济、社会压力都较小，但是由于人口密度大、工业密集，对资源需求较大，资源与环境压力较为突出。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均值为0.509，排名第一，分项看，所有五个标准层全部排名第一，这意味着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普遍较强，总体上可依靠自身能力实现城市转型。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均值为0.340，排名第二，意味着中部地区面临的转型压力仅次于东北地区，较为突出。进一步细分，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284，在四个区域中排名第三；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485，排名第一；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320，排名第三，社会压力指数均值为0.271，排名第四。可以看出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丰富、生活成本较低，资源压力、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均较为平缓，但是由于资源产业较为集中，环境压力最为突出。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均值为0.461，四个区域中排名第二，跟压力排名相同。进一步细分，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为0.456，排名第三，仅好于东北，这说明虽然中部地区面临的经济压力不是特别大，但是经济发展能力更弱，未来发展前景较差；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为0.385，排名第二，说明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在转型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创新能力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为0.582，排名第二，说明虽然东部地区环境治理能力不弱，但是依然不足以解决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需要继续增强；资源利用能力指数均值为0.520，排名第二，说明中部地区在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方面效果不错，同时还有上升空间；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为0.360，四个地区中水平最低。这说明虽然东部地区社会压力总体尚不突出，但是保障能力弱，一旦资源产业形势恶化，将会遇到严重的问题。

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均值为0.314，是四个地区中压力最小的，说明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尚处于早期，资源丰富，可开采年限较长，枯竭城市较少，资源开采所带来的问题积累有限。继续细分，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201，四个区域中最低，说明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消耗量小；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390，低于东、中部，排名第三，这说明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在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环境尚有余量，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344，仅次于东北，排名第二，这说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由于区位偏远，资源依赖性强，经济压力较大；承受风险的能力不足；社会压力指数均值排名第二，说明在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尚存在差距。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为0.439，仅高于东北，排名第三，说明西部地区虽然转型压力较小，但是转型能力也较弱，尤其是自我发展能力不强。进一步细分，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为0.489，仅次于东部，排名第二，说明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是发展能力尚好，未来有进步的空间；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为0.294，四个地区中最弱，说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主要靠要素投入而非创新，发展方式粗放，后劲不足，未来应着力加强创新能力；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为0.559，排名第三，说明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设备缺乏，重视程度不足，在环境压力较大的同时，环境保护能力较弱，如果不加以重视，在未来可能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利用能力指数均值为0.487，排名第三，这说明虽然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丰富，但是资源利用效率差，资源开发技术水平较低，改进空间较大；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为0.367，排名第二，说明西部地区在社会保障方面有一定基础，但是仍有进步空间。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均值为0.383，在四个地区中名列第一，并且与其他三个地区都在1%的水平上有差异，这说明东北地区转型压力极为突出，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地区。标准层指标中，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337，在四个区域中排名第二，说明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开发，资源枯竭现象严重，接续资源不足，同时资源开发方式较为粗放；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361，在四个地区中最低，这说明东北地区生态条件较好，环境承载力尚有余量，有利于继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455，排名第一且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说明东北地区由于体制机制问题、产业结构、经济区位等原因，经济发展乏力；社会压力指数均值为0.379，排名第一且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说明东北地区在资源枯竭和国企改革大背景下，社会负担极为沉重，社会保障压力极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指数均值为0.406，是四个地区中最低的，从分项指标来看，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为0.443，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为0.305，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为0.466，资源利用能力指数均值为0.458，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为0.360，除了创新驱动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排名倒数第二以外，其他均为倒数第一，说明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自身具备的完成城市转型的能力极弱，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转型，迫切需要外部扶持，减轻城市转型压力，培养城市自身发展能力，以实现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整体转型，如果不及时介入，问题将会更加恶化。

表3-3 分地区地级资源型城市预警指数均值

表3-4 地区间预警指数均值差异显著性系数

3．分生命阶段资源型城市压力能力指标分析

分生命周期阶段来看，总体上说，衰退型资源城市转型困难最为突出，预警指数均值为0.489；再生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最小，为0.444（表3-5）。通过T检验可知，衰退型资源城市预警指数均值跟再生型城市都有在5%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但是其他类型城市互相之间区别均不显著（表3-6）。这主要是由于成长型资源城市转型能力极为薄弱，而成熟型资源城市能力、压力不匹配，因此也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分指标来看，成长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均值为0.294，不仅低于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城市，也低于再生型资源城市，这说明在资源开发初期，资源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缓解了城市原有的压力，使得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继续细分来看，成长型资源城市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146，排名最低，说明成长型资源城市资源丰富，压力尚未显现；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374，略高于再生型资源城市，排名第三，说明虽然成长型资源城市环境容量较大，但是由于资源产业的特殊性，环境污染压力依然大于再生型资源城市，要在资源开发初期就注重预防和及早治理，以防积重难返；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362，仅低于衰退型城市，排第二，这是由于新开发的成长型资源城市往往较为偏远，多数原为贫困地区，脱贫压力大，非资源产业发展困难，需要着力改善经济区位条件；社会压力指数均值为0.292，仅高于再生型资源城市，排名第三，说明成长型资源城市社会保障负担尚轻，未出现明显问题。成长型资源城市转型能力指数均值为0.418，是四个地区中最弱的，说明成长型资源城市起步时间短，自身积累非常有限，抵御风险能力较差，需要引起重视，增强城市自身发展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细分来看，成长型资源城市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为0.493，仅次于再生型城市，排名第二，说明在资源开发驱动下，成长型资源城市经济增长迅速，财政充裕，有利于晋级进一步发展；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为0.240，是四种城市中最低的，说明成长型资源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资源禀赋，靠要素投入实现快速发展，城市创新能力很弱，这将对城市长远发展带来较大隐患，需要引起注意，及时培养创新环境，加大创新投入；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为0.509，依然是最低，说明成长型资源城市虽然生态环境尚有余量，但是治理能力不足，随着资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出现严重问题，需要及早预防；资源利用能力指数均值为0.542，为四种城市中最强，这是由于成长型资源城市往往资源开发起始时间较晚，开发方式较为先进，资源采出率和综合利用率均较高；对矿产资源利用较为充分；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为0.308，排名也是四种城市最低，说明成长型资源城市民生保障系统尚不健全，保障能力较低，在经济发展良好的表象之下，这个问题被掩盖，一旦经济或资源产业发展出现衰退，将会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及早加强。

成熟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指数为0.329，高于成长型城市，低于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这说明随着资源开发的推进，造成的问题也在逐步突显。细分来看，成熟型资源城市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235，同样排名第三，这是由其所处的资源开发阶段决定的；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437，仅次于衰退型城市，排名第二，说明随着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与加工，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巨大，环境污染压力十分突出，应当针对性地配套污染治理措施；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332，仅高于再生型城市，排名第三，说明成熟型资源城市随着资源开采的发展，财富积累较为雄厚，然而考虑到资源开发已进入顶峰，发展已无余量，应趁资金宽裕，尽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谋求新的发展之路；社会压力指数均值为0.310，仅次于衰退型城市，排名第二，说明成熟型资源城市由于发展时间较长，社会负担已经较为沉重，应通过发展第三产业等方式，促进就业，并推进职工社保的社会化，减轻老企业负担。成熟型资源城市转型能力指数均值为0.451，仅次于再生型城市，排名第二，与压力指数升序排名相当，说明成熟型资源城市如果及早准备，提前开始转型，总体上还是基本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完成转型的。细分来看，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为0.473，仅高于衰退型城市，名列第三，说明成熟型资源城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产生了较大的资源依赖，而资源产业已发展到顶峰，后继乏力，经济总体发展前景堪忧，需要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为0.342，仅高于成长型资源城市，这是由于成熟型城市由于资源经济水平较高，问题较小，既无压力也无动力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导致的，将会严重影响城市长远发展；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为0.573，仅次于再生型资源城市，排名第二，说明随着环境压力的增长，成熟型资源城市的污染治理能力有所提升，但是仍不能满足环境污染防治的需求，需要继续加强；资源利用能力指数均值为0.513，排名第二，可见成熟型资源城市在资源利用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利用较为充分，这有利于延缓资源产业衰退的到来，延伸产业链，实现相关产业的转型；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为0.353，排名第二，说明成熟型资源城市的民生保障能力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但是需要为资源逐渐枯竭后出现的民生保障压力做好充分准备。

衰退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指数为0.389，转型压力最大，细分来看，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394，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443，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367，社会压力指数均值为0.353，除资源压力以外，其他三项指标均排第一。说明衰退型资源城市的压力是全方位的，其中经济社会压力更加严重。衰退型资源城市的转型能力指数均值为0.450，高于成长型资源城市，排名第三，表明虽然衰退型资源城市具备一定的转型能力，但是与面临的压力完全不能匹配，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转型。细分来看，衰退型资源城市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为0.466，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是0.378，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是0.557，资源利用能力指数均值是0.438，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是0.409，其中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和资源利用能力指数均值排名都是倒数第一，可见衰退型城市能力最为短缺的环节是经济发展和资源深度利用，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排名第三，基本能够维持环境现状，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仍需国家对历史遗留环境问题治理给予支持；民生保障能力排名第二，仅次于再生型城市，可见衰退型资源城市在社会保障覆盖方面相对成熟，但是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仍然是捉襟见肘，不能相匹配，需要通过扶持加强保证民生保障制度落实的能力；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排名第一，说明衰退型资源城市在压力迫使下，创新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在未来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创新优势。

再生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指数为0.337，仅次于衰退型城市，排名第二，这说明现阶段再生型资源城市虽然完成了产业转型，但是依然有许多遗留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带来压力。细分来看，资源压力指数均值为0.462，为四类城市中最高，这是因为再生型资源城市由于资源枯竭，原先遗留的资源相关产业遇到较大问题，迫切需要重新组织原料产地，满足产业需求；环境压力指数均值为0.342，经济压力指数均值为0.268，社会压力指数均值为0.275，排名均为四类城市最低，说明摆脱资源产业之后，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有了根本好转，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保障负担的下降，再生型资源城市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再生型资源城市发展能力指数均值排名第一，完成资源产业转型后城市发展后劲足，前景广阔。细分来看，再生型资源城市经济发展能力指数均值为0.572，创新驱动能力指数均值为0.432，环境保护能力指数均值为0.597，民生保障能力指数均值为0.404，均为四类城市第一，只有资源利用能力稍弱，排第三。

表3-5 分生命周期阶段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均值

表3-6 分生命周期阶段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均值差异显著性系数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据评价结果，中国有34座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超过0.5警戒线，占到全部资源型城市的约七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仅有衰退型资源城市，也有成长型和再生型城市。可见面临转型困难的不仅是衰退型资源城市，而是贯穿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从区域来看，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预警指数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显著低于其他地区，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差别。分项来看，东部地区面临的转型压力较低，面临的主要压力是资源压力，其次是社会压力；转型能力最强，总体能够实现自我转型发展。中部地区转型压力较大，最突出的压力是环境和资源压力，转型能力一般，较为缺乏的能力方面是经济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西部地区压力最小，但是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相对突出；转型能力较差，其中创新驱动能力最差，其次是资源利用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东北地区转型压力最大，各项压力均较为突出，转型能力最弱，各分项指标表现均较差。

分生命周期阶段来看，衰退型城市转型预警指数均值最高，并且与其他三者均有显著差异，再生型资源城市最低，但是跟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城市没有显著差异。分项来看，成长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最小，但是由于是发展初期，经济压力较大；转型能力也最小，尤其是创新驱动能力、环境保护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需要及早培养。成熟型资源城市面临的转型压力较大，但是环境压力较为突出，其次是经济和社会压力；转型能力也较强，如果及早动手，总体上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转型，但是创新驱动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相对较弱，需要特别加强。衰退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最大，分项指标也全面突出，转型能力较弱，尤其在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方面能力最弱。再生型资源城市转型压力依然较大，尤其是社会问题遗留依然较为严重，另外由于资源枯竭和资源相关产业规模较大，资源压力较大；转型能力最强，假以时日，大多可以自主完成转型。

2．政策建议

（1）区域政策建议

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较好，压力较轻，能力最大，但是资源和社会压力相对突出。对东部地区，更多地是给予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得城市本身的发展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另外应支持东部地区城市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资源利用能力，缓解资源压力；应支持东部资源型城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除社会压力。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一般，压力较大，能力中等，其中资源环境压力较为突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能力不足。因此对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要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给予专项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支持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经济效率，提升民生保障能力，保证城市顺利转型。

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较差，虽然面临的压力最轻，但是转型能力较弱，尤其是创新驱动能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能力弱。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政策倾斜，支持西部地区加强科技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能力，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情况最为严峻，面临的转型压力最大，经济社会压力较重，而转型能力较差，尤其是经济发展能力、环境保护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较差。对于东北城市，国家应当给予全方位的扶持，尤其对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负担，应建立专项资金扶持；另外，应鼓励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更有效率的经济发展环境；应支持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发挥技术创新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资源利用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2）生命周期阶段政策建议

成长型资源城市面临的总体压力最轻，但是由于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压力较重；转型能力最弱，尤其是创新驱动能力、民生保障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最弱。对于成长型资源城市，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发展经济，提高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应出台政策促进成长型资源城市提升科技水平，实现集约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抵御未来的风险；加强环境保护能力，防止污染物积累。

成熟型资源城市总体压力较轻，但是环境压力较重，另外社会压力逐渐开始显现；转型能力中等，但是经济发展能力和创新驱动能力相对较弱，未来将面临较明显的发展难题。对于成熟型资源城市，应当在环境治理上给予专项政策与资金支持，另外应当支持成熟型城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实现多元化发展。

衰退型资源城市全方位的压力都较重，尤其是经济社会压力更为突出；转型能力较差，尤其是经济发展能力欠缺。对于衰退型资源城市，国家应当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环境治理与恢复等方面出台系统性的政策，帮助衰退型资源城市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走出困境；同时应当协助衰退型资源城市改善经济发展条件，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城市的自我造血能力。

再生型资源城市压力并不小，尤其是资源压力与社会压力遗留仍然较重；但是再生型资源城市转型能力全面突出，因此能够实现转型。对于再生型资源城市，国家一方面应当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对社会保障遗留问题予以资助，另一方面应当出台政策支持相关资源产业在更广阔范围内组织原料来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压力。

（3）进一步深入研究方向

本书在构建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力和压力指数的同时，建立了地级资源型城市预警系统，并针对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进行了预警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进行了分地区、分生命周期阶段的转型压力和能力特点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压力与能力指数分析的资源型城市预警系统，对资源型城市研究有创新意义，并且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书仅对资源型城市的能力和压力因素进行了静态分析，对各因素对城市转型效果的作用机理和作用强度并未深入涉及，另外没有涉及长时间尺度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动态分析。这些领域将会作为继续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