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水流花开：审美惊奇的发展及存在形态

在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体系里，“格物致知”的知，具有鲜明的行为性和日常性。《论语》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冯友兰先生据此认为这句话“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1]。冯先生的看法直指中西两个文明的源头，并进一步分析了西方海洋文明和中国内陆农业文明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2]在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看来，一个民族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天气状况等形成了该民族文化的前在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文化走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该民族独特的民族气质、民族性格和审美心理。

文化虽有文化圈、文化丛的大小之别，但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文化最初来源于对灵魂的信仰。惊奇，或者审美惊奇，也是文化，它与智者有关，与仁者关联不太直接。因为智者乐，仁者寿。乐者之乐，是乐知，不是知乐。既然是乐知，必然和审美惊奇相关，和变化相关，和动相关。

那么，什么又和“动”相关呢？

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的依赖孕育了先民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他们从万物复苏的喧闹里获得播种的讯息，从骄阳烈烈的酷暑中体验成长的期待，从硕果累累的金黄里品尝收获的喜悦，从白雪皑皑的严寒里懂得季节的轮回——人与自然，就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彼此交换能量。寒来暑往、春耕夏耘的交替，培养了他们高度发达的感知力和旺盛的想象力，同时也赋予他们诗性的品质和内涵。他们“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对直觉的癖好和经验的信赖，使之细腻地感知着自然界物候的微末变化，把“耳聪目明”作为认知能力的重要依据，仰观俯察作为首要的认知方式和审美起点：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周易·系辞上》）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这种以自我为基点、俯仰天地的观照方式，使人习惯于“以己度物”，从而使对象世界完成从呈现到主体化的转变。此外，尚有极目远眺的方式，所谓“游目”，其实相当于“游心”。这是人们通过登高临远所进行审美活动的一种常见方式，在主客双方的交流互动中，获得审美的快感。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程中，这种认知与审美方式从未停止过，此直觉把握能力通过时间本身使他们对未知事物保有一份初始的惊奇和认知冲动。

扬姆巴蒂斯塔·维柯说：

无知是惊奇之母，使一切事物对于一无所知的人们都是新奇的……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它们游戏交谈，好像它们就是些活人。[3]

这种被维柯称为具有“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的诗性智慧，使人类具有了一种童年气质，并且运用拟人化与想象的类概念来思维和判断，培养了他们对一切事物抱有好奇心的诗性品质。人类的认知始于惊奇，惊奇让人的想象力得以驰骋于广漠的宇宙空间，借此对经验世界付诸体验与感悟，对未知世界寄以想象与期待，世界亦因此而具有审美的属性。他继续说：

好奇心是无知之女，知识之母，是开人心窍的，产生惊奇感的。凡俗人至今还保留着这种特性，每逢看到一颗彗星，一种太阳幻相或其他自然界的离奇事物，特别是天象中的怪事，他们就马上动起好奇心，急于要了解它有什么意义。他们看到磁石对铁的巨大作用就感到惊奇。就连在现代，人的心智已受到哲学的教导和感发了，他们还认为磁石对铁有一种秘奥的同情，因而把整个自然界看着一个巨大的躯体，能感到情欲和恩爱。[4]

上面的论述，颇有审美移情的意味，“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王国维），如果诉诸审美活动，从惊奇感的效果来看，就产生了审美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