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1．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减弱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增大。图1-1显示，从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开始，直至2016年，GDP增速连续6年下滑。 2017年，我国 GDP 增速虽然实现了7年以来的首次回升，但6.95%的绝对增速也远低于2010年以前的平均水平。随后两年，我国 GDP 增速再次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标志着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2020年1月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相继在世界各地暴发，对生产、销售、运输、服务等多行业造成全面冲击，使得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可比价格计算，2020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下降1.6% 。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同比下降6.8%，第二季度同比上升3.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上升0.9%，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9%，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6% 。可以看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同时也要看到，一些经济指标仍在下降，疫情冲击造成的损失尚需弥补。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减弱，甚至趋于消失。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要素和投资驱动模式，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庞大的中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以及物质资本的投入( Heckman and Yi,2012 ) 。首先，从国内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我国的人口结构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快速增加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以及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城镇和沿海地区的工业部门，形成了近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同时，社会抚养比的下降使得我国整体的储蓄率上升和资本形成率提高(陆旸和蔡昉，2014 ) 。两方面因素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研究表明，1982—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带来的总抚养比下降使得中国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了2.3个百分点，约占同期增速的1/4(蔡昉，2010) 。其次，从国际来看，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大量的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流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引擎。例如，研究发现，1983—1994年以及1994—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 FDI)增速每提高1%使得我国 GDP 增速分别提高0.15%和0.28% (刘一欧和苏红莉，2012) 。

然而，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红利和外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正在减弱或消失。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由于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开始减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即使按照国际通用标准，15—64岁为劳动年龄，从图1-2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4年开始也出现了绝对减少。除此以外，潜在的农民工数量急剧减少，仅有不到10%的年轻劳动力仍然留在农村地区( Li et al.,2017 ) 。显而易见，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会导致城镇和农村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比上升会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两方面作用的共同结果就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第二，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我国引进 FDI的增速显著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1年以后，我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年均增速不到1.5%，远低于2001—2010年6.9%的平均水平。

2．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根据上文所述，“新常态”下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无力支撑经济的持续、平稳和健康发展。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即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换，是“新常态”的本质。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使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从供给侧来看，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提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提高。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在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经济增长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和TFP的提高这两方面发掘新动力。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近年来的历次经济工作会议中均强调“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即“通过人才引领创新、通过创新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潜在驱动力来自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据显示，尽管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都得到了较大提升，但是劳动者的人均人力资本绝对水平仍然偏低，提升空间巨大。以教育水平为例，从图1-3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居民只有13.33%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而随着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与人均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当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由劳动力驱动转向人力资本驱动，此时“人力资本红利”将取代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其次，在资本投入增长放缓、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的不断缩小，技术引进的难度和成本都在上升，未来技术进步将更加依赖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基础在于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只有不断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红利”的作用，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一动力转换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弄清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和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