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但仍待强化

1．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上一节提到，“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急需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人力资本驱动。但是，这一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换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人力资本对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下文将梳理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而逐一分析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否与上述两个前提条件相一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兴趣。近年来，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Ding and Knight(2011)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高等教育入学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Rawski (2011)认为，异常丰富的人力资本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Lu et al.(2017)发现，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两种主要形式，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吴华明( 2012 )基于1990—2009年的相关数据，发现我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新增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显著区别，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效率。梁润等(2015)将传统经济增长测算中的劳动力人数转换为人力资本总量，重新测算了我国1983—2011年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证实了人力资本总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正向贡献的作用。其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的贡献分别占27.1%和72.9%，且质量的贡献在不断增加。一些文献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刘生龙(2014)发现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其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均对我国 TFP 增长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Fu and Gabriel(2012)从劳动力迁徙的角度揭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城市地区的高度聚集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贡献甚至超过了FDI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Liang and Lu(2017)肯定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而这种影响来自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它使得高技术工人倾向于向大城市集聚，从而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前述文献不同，Li and Liu(2011)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杜伟等(2014)也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Su and Liu ( 2016 )在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增强我国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孟庆强( 2016 )认为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间接作用，而其中 FDI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人力资本发挥影响至关重要的渠道。高远东和花拥军(2012)基于中国27个省的面板数据，对各类型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基础人力资本与知识人力资本均通过“尼尔森 菲尔普斯”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而技能人力资本与制度人力资本在各种机制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统计上均不显著；同时，各类型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存在依赖性，即各类型人力资本对邻接省域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Li and Wang (2018 )发现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基础人力资本主要通过要素积累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级人力资本则是通过提高 TFP 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文献认为，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例如，基于1990—2005年长三角地区的市级面板数据，殷醒民和陈昱(2011)在分析FDI在长三角地区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时，肯定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并认为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扩大 FDI 带来的技术扩散，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中，FDI 发挥积极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某一阈值，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王永水和朱平芳( 2016 )也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非线性关系)，人力资本水平在超过门槛值后，物质资本和FDI的回报率均大幅提高。刘智勇等(2018 )表明，相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等其他因素，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能够更好地解释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Zhang and Zhuang(2011 )发现不同类别的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很显著，并且高等教育的作用大于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 Fleisher et al.( 2011 )认为教育对工人的生产率和企业的TFP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Wang and Ni(2015)认为，在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之后，教育的确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不同类别教育的作用不同(只有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对人均GDP有正向影响)。王弟海等(2017)则认为人力资本在公私部门间的配置结构可能会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剔除人力资本在公私部门间配置结构的影响后，文章发现我国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除此之外，不同层次的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差异。黄燕萍等( 2013 )发现，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初级教育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接促进最终产出，而高级教育则是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进而提高了TFP。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Ebenstein et al.(2015)基于我国1991—2012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发现预期寿命与城市 GDP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骆永民( 2011 )以数据包络分析( DEA)得到的公共卫生支出投入产出效率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封岩和柴志宏( 2016 )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需保持适当比例，经济增长率才会达到最优。王弟海( 2012 )发现来自食物消费和营养的福格尔型健康人力资本同来自健康投资的格罗斯曼型健康人力资本相比，前者不能产生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但是如果有外生技术进步时，福格尔型的健康人力资本可以增强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祁毓等( 2015 )详细分析了健康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发现健康会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还有一些文献同时考察了两种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 Baldanzi et al.(2016)发现健康与教育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以激励个体的教育投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张芬和何艳(2011)认为健康的增量水平而非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有利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且健康的改善必须同时辅以教育人力资本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徐祖辉和谭远发( 2014 )发现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健康人力资本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而教育人力资本对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十分有限。许岩等( 2018 )认为健康和教育虽然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二者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的差异：教育人力资本既可以作为最终产品的要素投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模仿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健康人力资本则只通过增加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与前述文献不同，张秀武和赵昕东(2018)认为教育和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教育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2．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有待强化

尽管上一部分列举的文献显示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一促进作用非常有限，需要进一步强化。张勇( 2015 )发现，虽然人力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要素之一，但是其贡献率显著低于简单劳动和物质资本，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追加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仍然巨大。詹新宇( 2012 )肯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市场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因此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周少甫等( 2013 )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适当调整获得强化。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优化人力资本的配置，强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贡献。胡宏兵( 2014 )的研究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我国少数地区是显著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则不显著，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充分释放和提升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于寄语( 2015 )认为，虽然短期内中等层次的教育人力资本对我国总产出的正向影响较强，但是高层次教育人力资本的形成才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源泉，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维持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除此之外，一些文献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在逐渐消减。例如，张琼和白重恩(2011)利用2000—2007年我国的县级层面数据，发现预期寿命的延长虽然可以通过改进健康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随之产生的养老负担则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居民健康水平的改进将不足以抵消养老与抚养负担加重的负向影响，最终将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综上所述，在“新常态”下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