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力资本及其代际传递对经济增长具有深远影响

前文简要介绍了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问题以及人力资本对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本节中，我们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出发，通过简要梳理相关的学术文献，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总的来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通过影响收入不平等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本节将根据以上两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1．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经济的长期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献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分为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基于前者：Harrod(1939)和Domar(1946)最早用储蓄率解释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后来经 Solow (1956)、 Swan(1956) 、 Cass(1965)和 Koopmans(1963)等的努力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然而单纯用资本积累或储蓄率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解释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经济的长期增长只能依靠不断的外生技术进步才能实现。后来该领域的学者开始试图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内生化，从而创建和发展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Aghion et al.(1998)将文献中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种为卢卡斯作用机制，其实质是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广义上的资本以及总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使得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直接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Romer, 1990; Teixeira and Fortuna, 2010;Lucas,2015) 。第二种为尼尔森 菲尔普斯作用机制，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或者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Seck(2012)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吸收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Islam et al.(2014 )进一步发现，只有经过质量调整后的人力资本才能够通过增强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吸收的主要渠道是 FDI。在这一方面，Shen et al.(2010)发现，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增强对 FDI带来的技术的吸收能力，从而扩大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除了 FDI，对外贸易也会带来技术扩散进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 Soukiazis and An-tunes(2012)发现，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增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Tzeremes(2014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近年来，部分学者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大化，将其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部分，并分别研究两类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Messinis and Ahmed(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认知能力能够显著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Balart et al.( 2018 )通过将个体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考试的表现分解为初始表现及考试期间的表现衰减(代表非认知能力)，发现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除上述两种影响机制外，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通过吸引更多有技能的移民到本国定居，进而提高本国居民的技术构成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并加快人均收入的增长( Ehrlich and Kim,2015) 。

人力资本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手段。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一般来说，教育支出的增长能够提升一国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促进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进而加快经济增长( Kreishan and Hawarin, 2011;Mallick and Dash,2015;Sehrawat and Giri,2017) 。但是，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简单地归结于教育投资或支出，将忽视不同国家之间教育支出所产生的实际结果的差异。换言之，影响经济增长的是教育支出的效果，而非教育支出本身。因此，越来越多的文献着重于研究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肯定了国民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 Breton,2011;Clarke et al.,2015;Benos et al.,2017 ) 。但是，一些学者认为，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教育水平，依然存在缺陷：第一，不同国家的教育质量是不同的；第二，正规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来源之一，非学校因素对教育结果的作用不可忽视。例如，Hanushek and Woess-mann(2012)通过对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教育成就(考试成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一旦在回归中引入教育成就，人力资本就可以解释拉丁美洲与其他地区之间收入差异的1/2到2/3。 Delgado et al.(2014)和Hanushek(2013 )都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并无显著的影响，只有教育成就(平均考试成绩)的提升才能促进经济增长。Breton(2015)也证明，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考试分数或者教育投入水平却能有效地解释经济增长现象。此外，一些文献尝试从门槛效应的角度来解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无关的现象。例如，Ahsan and Haque ( 2017 )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一国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才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相比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复杂。 Swift(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口预期寿命与 GDP以及人均GDP之间都存在稳定的显著关系：在长期内，预期寿命每延长1%,GDP和人均GDP分别上涨6%和5% 。 Strittmatter and Sunde(2013)通过研究欧洲各国公共医疗体系建立的具体时间及其产生的影响，发现健康状况的改善对经济总产出以及人均产出的增长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Chakraborty et al.(2010)发现，较高的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会降低个体的储蓄和投资倾向，从而抑制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寿命较长的个体会有动机对自身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及经济的增长。例如， Oster et al.(2013 )发现，预期寿命的缩短会相应降低教育投资的长期收益，进而抑制个体对教育的投资水平。反之，健康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个体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Costa,2015 ) 。 Hansen and Lønstrup(2012)证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理性经济个体的最优决策是接受更多的教育以及较早退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个体教育投资影响最大的是个体早期的健康水平( Hansen,2013)。健康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劳动效率，更善于创造和适应新的技术，并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高增长下的环境变化。例如，Bar and Leukhina(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成年人死亡率的降低，会促进创新以及知识的传递，进而推动生产率的提升。 Gehringer and Prettner ( 2019 )通过理论推导和基于 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死亡率的下降会激励个体增加物质资本和研发投资，从而有力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还有一些文献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甚至会抑制经济增长。 Acemoglu and Johnson(2007)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人口变化的内生决定机制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一国人口预期寿命(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通过增加人口数量从而对人均 GDP 产生负面影响。Well(2007)发现，消除国家之间的健康差异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以单位劳动力的对数GDP衡量)将有所降低，但这一变化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Hartwig(2010)基于 OECD 国家的数据同样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 Hansen(2013)基于现代医药传播所带来的死亡率的外生变化，分析了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对人均 GDP增长的影响，发现20世纪中期预期寿命增长较快的国家并没有在随后的20世纪下半叶获得较高的人均 GDP 增长率。对于这一发现，Aisa and Pueyo(2013)给出解释，认为预期寿命的增加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抚养率，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非健康部门转移到健康部门，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了居民的储蓄率，加快了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两种效应互相抵消，其净影响将最终决定人口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此外，Cervellati and Sunde(2011)发现，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影响与人口变迁相关。人口变迁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在初始的增长之后，人口增长的速率最终会随着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降低而下降。在人口变迁之前，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但并不显著)；在人口变迁之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类似地， Kunze(2014)的研究表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影响的方向取决于遗产动机的存在与否。当家庭内部存在遗产时，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反之，当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时，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的关系。

2．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与收入不平等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力资本除了可以通过水平的提升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代际传递性也直接关系到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是指子女的人力资本不仅取决于父母对其数量和质量进行取舍的跨代投资行为，还取决于父母通过基因和言传身教等方式将自身人力资本直接传导给子女的程度。较高程度的代际人力资本传递意味着子女的人力资本在代际传递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代际收入差距的持续和较低的社会流动性( Lefgren et al., 2012) 。社会流动性的不足，会使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愈加严重。 Jerrim and Macmillan(2015)发现代际流动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高等教育的可及性、教育的回报率以及父母教育水平对劳动收入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与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因此较低的代际流动性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虽然收入不平等在短期内会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但是，较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最终将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Halter et al.,2014) 。 Castelló-Climent(2010)也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高程度的人力资本不平等会提高生育率并降低预期寿命，从而抑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此外，在信贷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引入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

健康的代际传递是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相关研究证实了健康在代际的相关性。比如，Bhalotra and Rawlings(2011)基于38个发展中国家的母子数据，发现母亲的健康状况与子女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发达国家，Coneus and Spiess(2012)使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调查数据发现，在自评健康和人体测量指标上，父母与0—3岁的子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了身体健康状况，Johnston et al.(2013)发现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性，并且母亲的心理健康会对子女的教育水平、未来的家庭收入以及子女犯罪的可能性产生持久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均未能完全从因果性的意义上建立健康水平在代际的联系。为此，Venkataramani(2011)使用父母早期的生活环境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母的身高与子女的身高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与健康的代际相关性相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健康代际传递背后的机制。一般研究认为，基因、孕期的环境状况以及出生之后的家庭环境和资源都是健康代际传递的作用渠道( Lindahl et al., 2016) 。但是，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各自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目前的研究并未给出统一的结论。例如，Lhila and Long(2012 )发现健康的代际不平等主要是由后天的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先天遗传因素的贡献较少。Thompson(2014)通过比较父母与养子女的代际弹性和父母与亲生子女的代际弹性，发现慢性疾病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由后天环境因素或者先天—后天交互造成的，其中先天遗传的贡献只占20%—30% 。但是， Classen and Thompson(2016)基于养子女数据，则发现先天遗传在身体质量指数( BMI)和体重超重状态的代际传递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Thompson (2017)通过对哮喘的代际传递进行分析，发现先天遗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先天遗传因素相对重要；反之，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先天遗传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于健康传导，教育的代际传递是代际收入传导更重要的途径。在实证上，大量相关研究利用政策的外生变化验证了父代教育对子代教育的正向因果影响。例如，Piopiunik ( 2014 )利用德国的义务教育改革考察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因果影响，发现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儿子的受教育程度。 Meng and Zhao(2021)发现，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较大的父母，其子女上大学的概率显著偏低，这验证了教育人力资本在代际的传导特征。除此之外，教育代际传递的机制也是这一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根据以往的文献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通常收入较高并且更加重视教育，因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越多( Piopiunik,2014 )；父母的教育水平会影响其花费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投入( Andrabi et al.,2012 )；教育会影响家庭成员的谈判能力( Black and Devereux,201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可能会通过改善子女早期的健康状况使得子女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 McCrary and Royer,2011;Keats,2018;Lundborg et al.,2018) 。同时，子女早期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获得也成为代际教育传递的重要媒介。根据动态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可知，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 dynamic complementarity)使得个体早期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水平对成年之后的教育成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Cunha and Heckman,2007, 2009)。为此，Lundborg et al.(2014)利用瑞典的义务教育改革考察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因果作用，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相关技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Lundborg et al.(2018)发现儿童期和青春期的技能与健康是教育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提高子女的认知与非认知技能及健康状况，从而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献研究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口变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必须依附在人的身上，因此它的积累与人口变迁密切相关。由于在经济学理论中存在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权衡取舍(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人口的增长可能会导致人口质量(或人力资本)的下降，从而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Headey and Hodge,2009) 。因此，在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得不考虑人口变迁的决定机制及其作用。此外，如上文所述，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它可以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传递。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不仅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 Ehrlich and Kim,2007)，而且关系到社会流动性和公平性( Zhang and Eriksson, 2010)，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以往研究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力资本的这一特性。为了更好地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需要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社会流动性效应进行分析，并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这对于相关文献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将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包括直接传导和间接传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研究部分将传统的世代交叠模型( OLG)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相结合，通过引入家庭的养老决策、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从理论高度刻画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代际传递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路径，并通过多种参数条件下的仿真数值模拟为相关政策方案提供参考。实证研究部分使用联立方程( SE ) 、逻辑( Logit )回归、 Blinder-Oaxaca 分解、断点回归设计( RDD) 、工具变量(IV) 、系统广义矩估计( SGMM)等计量经济学方法，结合我国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部某省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行政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分别考察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在我国的代际传递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高校毕业生的职业代际传递、我国人口健康的代际传导、家庭的生育决策和教养方式对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政府在养老和教育领域的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内容在经济学文献中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我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及劳动力市场改革具有政策层面的借鉴意义，并能为我国实现以人为本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书章节安排如下：第二章通过集中评述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和代际流动性的既有研究，系统阐述本研究的理论背景。第三章从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根源出发，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探讨我国职业代际传递和健康代际传递的现状及成因，以期对我国社会分层与代际流动性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来说，第四章基于中部某省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行政数据，对高校毕业生职业代际传递分布进行分析，并从职业效评和职业概率两个方面考察不同职业类型的代际传递水平差异；第五章基于1991—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中国的代际健康传递，考察父母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生活环境选择与子女健康状况的关系，并进一步利用 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探索城乡儿童健康差异与父母健康差异的关系。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从家庭的生育决策与教养方式两方面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具体来说，第六章基于2005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我国家庭的生育数量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第七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4年的数据，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影响。第八章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视角出发，使用世代交叠模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了政府在养老和教育领域的相对支出变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在数理建模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1997—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九章基于前述各章的研究结果，对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并对有关政策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