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调变异的创作背景和心理原因
《箧中集》诗人和顾况某些古诗声调变异的形成原因虽然有同有异，但语调特征大致相似。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质朴直白的语言风格的追求，夹杂生僻字和生造词的喜好，以及在古诗中运用声调变化传达言外之意的努力都是一致的。那么这种共同的创作倾向有什么更深层的背景呢？
首先，《箧中集》诗人与顾况对汉魏诗的借鉴不仅在于朴素的语言和散句的节奏，而在其全部的主题内容。他们都生长于天宝、大历年间，有共同的人生遭际，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到边缘的一群落魄士人。天宝盛世的繁荣似乎与他们无关，安史之乱的灾难也没有在他们诗里留下多少痕迹。其咏叹的主旋律是感叹人生命运的坎坷，抒发年寿不永的焦虑。这正是汉末文人诗的重要主题，因而他们自然能与汉诗发生共鸣，而且调子更为凄苦。
《箧中集》诗人正如元结所说，“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他们对“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302]的怨叹，看似重弹汉诗的老调，但在盛唐时代大多数士人志气高远的时代氛围中，显得格外悲抑不平。他们几乎个个都处于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逆境：“衰退当弃捐，贫贱招毁，栖栖去人世，迍踬日穷迫。”[303]“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304]“儒生未遇时，衣食不自如。”[305]居于贫贱并非因为无才无德，而是世道不公：“衣马久羸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306]虽然有时相信自己的不达是命运不济：“岂曰无其才，命理应有时。”[307]但故旧无情，不肯援引使他们更加寒心：“食我山中药，不忆山中人。”[308]“岂无同门友，贵贱易中肠。”[309]“有情尽弃捐”的现实使他们对鼠雀的势利都格外敏感：“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310]而“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311]的蹉跎不能不引起生命短暂的悲哀：“人生早艰苦，寿命恐不长。”[312]“薤露歌若斯，人生尽如寄。”[313]绝望和孤独甚至使他们想到何必执着于生死和是非：“人皆美年寿，死者何曾老。”[314]“何者为形骸，谁是智与仁。”[315]极端的愤激必然导致极端的牢骚，心情的苦涩也必然形诸语调的苦涩。
顾况虽曾有禄位，视野比《箧中集》诗人开阔，但为人狂放，好戏侮王公贵人，“不能慕顺，为众所排”[316]，多年沉于下僚，后又长贬饶州司户，加上晚年丧子，他对世道的愤激不平与《箧中集》诗人是一致的：“尽力答明主，犹自招罪愆。”[317]“废弃忝残生，后来亦先夭。”[318]“人生倏忽间，安用才士为？”[319]《行路难三首》和《悲歌六首》悲叹生命无常、世路崎岖和人情冷暖：“一生肝胆向人尽，相识不如不相识。”[320]“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日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长叹，四气相催节回换。”[321]“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无桥。我欲上山山路险，我欲汲井井泉遥。”[322]年光无情催逼，人生无路可走。今人与昔人共通的感受使他同样在汉魏诗歌中找到知音，并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汉魏诗的基本主题。
《箧中集》和顾况诗的不遇之感和不平怨叹主要体现在人情伦常的题材中，这正是汉魏古诗取材的基本特点。前人曾指出汉魏诗“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323]，以及长生求仙之想。《箧中集》诗全部是人生苦短之感、兄弟朋友之情、夫妇离别之悲、贫贱不遇之苦，少量思考“神仙可学无”[324]的诗歌也出于对年寿不永的焦虑。顾况古诗也以这类题材为多，只是表现样式各不相同。从取题来看，《箧中集》里多有《古别离》《今别离》《古乐府挽歌》《悲哉行》《杂诗》《挽歌诗》《神仙》《古远行》这类汉魏式的题目。顾况古诗中也不乏《弃妇词》《游子吟》《拟古》《从军行》《塞上曲》《古别离》《长安道》《悲歌》等汉魏式的乐府古诗，至于游仙学道，更是顾况诗中的重要题材。由此可见，《箧中集》诗人和顾况取法于汉魏，首先是由于汉魏诗歌的内涵能与他们的生命感悟发生自然的共鸣。
其次，天宝后期到大历年间兴起的复古思潮裹挟了相当多的一批儒生，《箧中集》诗人和顾况也在其中，因而他们都具有自觉的复古意识。以汉魏式的古诗表达其抵制时俗的心志，正是儒家所倡导的风雅精神的一种体现。
盛唐士人成长在朝廷大兴礼乐雅颂、提倡文儒型人才的政治风气中。天宝时期，儒家的复古思潮已经滥觞。李白明确标举“将复古道”，创作了大量古风诗，其乐府中的汉魏古题达到百分之八十[325]。杜甫向来以“文儒士”自居，早有“引古惜兴亡”[326]的自觉意识，并在《同元使君舂陵行》的诗序中赞美元结“效汉朝良吏之目”，及其“知民疾苦”的“比兴体制”[327]。萧颖士、贾至等则在“皇唐绍周继汉、颂声大作”“济济儒术、焕乎文章”[328]的精神鼓舞下，提倡“宪章六艺”的典谟训诰之文。尽管这股复古思潮中潜藏着多种不同的倾向和分歧[329]，但大致形成了崇儒复古的浓厚氛围。
元结大力提倡恢复风雅之道，在这股风潮中的呼声最高。他在《与刘侍御宴会诗序》中说：“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耶？”[330]并在《箧中集》序中说明自己编集的原因：“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岁。……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331]值得注意的是，元结所说的“风雅”，杜甫虽然强调了其“知民疾苦”的一面，但元结在《箧中集》序里突出的是“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的六七位作者，虽然集中二十四首诗里也选了一首《回军跛者》，涉及民生疾苦，但绝大多数是体现这些作者的“正直”“忠信”“仁让”，而这正是儒家提倡的道德。也就是说元结认为反映这些有德者贫贱无禄位的怨叹，本身就是对诗道沦丧的挽救。元结自己的《系乐府十二首》中的《贱士吟》《古遗叹》《下客谣》批判“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332]的世风，蔑视那些“岂知保忠信，长使令德全”[333]的下等宾客，为“有国遗贤臣，万事为冤悲”[334]的古今贤士深感不平，更明确地阐发了《箧中集》的内涵。可见元结理解的“风雅”精神，既包括民间的疾苦，也包括贫士贤臣怀才不遇的怨叹。到元和时，前者为白居易所发展，后者为韩愈所发展。二者并存，才是中唐文人心目中完整的风雅精神。
元结的“风雅”除了精神内涵以外，还包含对诗歌语言风格的要求。他自己的诗风虽然直追上古，不涉俗白，与《箧中集》诗并不相同，但追求古朴质拙的倾向是一致的，正如许学夷所说，其《系乐府》中“《贱士吟》《贫妇词》《下客谣》等，质实无华，最为淳古”[335]，在“五言古极意洗削”[336]、往往“朴拙处过甚”[337]这一点上与《箧中集》也很相似。《郡斋读书志》还注意到元结文辞也有“聱牙”“不谐”的特点：“自谓与世聱牙，岂独其行事而然，其文辞亦如之。然其辞义幽约，譬古钟磬，不谐于里耳，而可寻玩。”[338]元结行事有意与世相悖，从他的传记和《恶圆》等许多文章都不难看出。而《箧中集》诗声调之不谐，也应与诗人“与世聱牙”的性情有关。如孟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志亦高尚，怀嘉遁之节”[339]，杜甫称其“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340]。王季友“性磊浪不羁，爱奇务险，远出常性之外”[341]，均可见其不肯随俗的性格。由此可知，《箧中集》诗语调朴拙生涩，正是元结所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的表现之一，具有矫正时俗“拘限声病”“以流易为词”的明确目的，体现了刻意不与世人同调的创作意识。
元结在序文中特别说明沈千运的诗“独挺于流俗”，“强攘于已溺”的作用，且有朋友后生渐渐效仿，可见《箧中集》诗人在当时已小有影响。元结自己本与孟云卿“以词学相友，几二十年”[342]，韦应物称赞孟云卿“高文激颓波”[343]，也充分肯定他激扬古调对荡涤诗坛颓波的作用。杜甫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都是好友。王季友“暗诵书万卷，论必引经”[344]，更是典型的儒者。元结将这些“能侣类者”的古调编为《箧中集》，正是因为他们出于复古的自觉，已形成一个具有反流俗精神的小群体。
顾况与元结一样提倡风雅：“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地，风雅亦丽于人，是故不可废。”[345]又在《悲歌六首》的序文中说：音乐为“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采之丽耶？”[346]这六首诗的内容都与汉魏诗的基本主题一致。可见顾况取法汉魏，也是本着儒家教化的精神，主张诗歌关乎治乱和风化。同时他还和元结模仿《诗经》一样，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效仿《诗经》用小序标出主题的做法，借《诗经》的形式讽刺现实，对白居易的《新乐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代的皎然就称他“吴门顾子予早闻，风貌真古谁似君。……性背时人高且逸，平生好古无俦匹”[347]。正是这种好古，以及与世俗相悖的天性，使他的古调自然能与《箧中集》诗人合拍。除了复古以外，儒学对他的影响还在于博学。从顾况诗歌的用典可以看出，他的典故很多来自《诗经》《楚辞》《易经》《尚书》《周礼》《礼记》《孟子》《山海经》《左传》等先秦典籍以及汉代的《史记》《淮南子》《论衡》等等文献，可说是既熟读儒家经典，又遍览诸子百家及佛经和道经。这就使他诗歌的意象和典故远比当时其他诗人繁富，这样的知识背景使他在恢复古道的同时更具备了艺术创新的雄厚才力。
《箧中集》诗人和顾况的古调在天宝末至贞元年间的诗坛上只能算是另类，他们以苦涩的语调倾诉困顿坎坷的不平之气，突显出反流俗的行事和性情，不但与诗坛拘限声病的主流相悖，而且与当时大多数古诗的声调也不合拍。这种另类古调的出现，不仅从精神上恢复了风雅古道，还在艺术上体现了探索古诗声调的自觉努力，其意义要到韩孟诗派出现时才能被充分认识。当古诗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至盛唐达到新的高峰之后，今后走向如何，是后代诗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中唐复古创变的大势中，声调变异也是艺术表现变化的元素之一。尽管前期少数诗人的尝试难免矫枉过正，但如果能使古诗的声调更密切地与诗人的表情达意相配合，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发展的新思路。事实上，元和诗人正是吸取了天宝末至贞元古诗中多种变异的表现元素，才造就一代诗风的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