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母亲病亡

金庸在嘉兴中学成立九十周年校庆时，曾对当年抗战时，学生们到处流亡的生活状况，做了如下回忆：“……当时我们才十二三岁，每天要步行七八十里路，风餐露宿，为抗日救国，我们跟学校到后方去；为救亡图存，我们努力学习。走不动了，就唱支歌……”他说，他还记得校长张印通当年对学生的讲话：“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

查良镛与老师、同学踏上流亡之路后，差不多就在同时，在他的家乡海宁沦陷前夕，金庸的父母也带着全家逃难去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海宁至杭州的汽车停开，电信中断。十一月五日中午，日军登陆，炮轰海盐县城，海宁受到严重威胁。十一月十七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第二天（也就是查良镛踏上流亡路七天后），县城和各集镇居民，纷纷往浙西山区或偏僻农村避难。他的父母也带着全家逃难，告别美好的家园，渡过钱塘江，在对岸的余姚庵东镇（现归慈溪市）落脚。这里以产盐著称，号称“盐都”。

金庸曾在《倚天屠龙记》第三章特地写到这个地方：“……余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见闻实在不少，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一问土人，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那便是盐田……傍晚时分来到余姚县的庵东镇。由此过钱塘江，便到临安，再折向西北行，经江西、湖南省才到湖北武当。晚间无船渡江，只得在庵东镇上找家小店宿了……”金庸写下这个以产盐著称的江南小镇，是为纪念在抗战时，因缺医少药而病亡的最亲爱的母亲。

也就是在那个庵东镇，他的母亲徐禄不幸病了，得了急性菌性痢疾。那时乡山间无医无药，母亲几日里腹疼痢血，食不下咽，几至虚脱。父亲查枢卿，亲自上山采摘草药，和鸡汤让妻子服用。可这些药和鸡汤，终究救不了妻子。爱妻弥留之际，查枢卿悲痛欲绝，日夜守护不肯离开。这一年，查良镛的两个弟弟，良浩只有四岁，良钰只有两岁，尚嗷嗷待哺。远在碧湖的查良镛，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得到母亲病故的消息。

几十年来，金庸在香港时时会在深夜、工作之余，思念母亲。每思之，必是锥心之痛，因为小时候，他母亲是最疼他的。几十年后，他才有机会回到故乡，他终于选择了一个清明时节，怀着对母亲深深的怀念，驾车到庵东镇，去寻访母亲度过生命最后时刻的地方，在母亲的坟墓前摆香祭奠……

就算是几十年过去了，他心中还不禁有些悔恨……在他母亲生病及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儿子却不能在身旁服侍，实在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当他每一次想起此事，家乡袁花镇在抗战时的那情那景，又会显现在他眼前。

那时他美丽的家乡饱受了日寇的蹂躏，昔日繁华的江南古镇也从此成了一片废墟，他家的房子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多少代人积累起来的藏书也统统荡然无存；一个长历六百多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曾经显赫的家族，就此完全中落……这样的遥想，在他心中总蕴含了无限的悲痛，半个世纪后，这家难中不堪回首的一幕浮上心头时，不禁潸然泪下……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联中正式开学，查良镛进了初中部，和沈宝新等同学（正是这位同学，后在香港成了金庸事业的长期合作者），正是和大多数沦陷区来的学生一样，失去了经济来源，完全靠“战区学生救济金”来维持生活和学业。当年联中成立时，按规定将救济费分甲乙丙三等，来自沦陷区的都是甲等救济，一切应缴的费用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书籍、伙食全由国家供应，每月发几元零用钱，可以买纸张、文具用品等。

查良镛在校享受甲等救济待遇，穿的衣服都是训练团留下来的军服，内衣裤、鞋袜等衣物则没有着落，就算天寒地冻也只是穿两件单衣，没有袜子，只能赤脚穿草鞋，在受军训时，冻得他咯咯叫。抗战时的学生总是四处颠沛，处于物质最匮乏的苦难时期。可是，也许正由于他在青少年时期受了这么一种生活之磨炼，尝尽了人生之苦难，才能使他日后无论遇到何种困难、艰辛，总能去克服、应对；也正缘于有了这种独立的意志，方能使他在人生旅途中，做出了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