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惜别碧湖联高

查良镛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数学、语文和英语全面发展，他既喜欢读大量的中外小说，又不得不应付升入高中部的考试，所以，时间对这位中学生来说，总感到不够用，那时的他连休息时间也抓得很紧，甚至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

嘉兴中学迁到的碧湖，距丽水约二十公里，位于松阳、龙泉、遂昌等县之间，有一片群山包围的小平原，农田广阔，水利畅通，盛产稻谷杂粮，是个千年古镇，自古就是邻近各县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抗战时期，这个山区集镇，是浙江重要的文化中心。嘉兴中学师生到达时，省政府已在这里设立了一些战时机构。碧湖并没有湖，松阴溪和大溪（瓯江上游）在此交汇，水面宽阔，溪水澄碧，“树凝碧，溪如湖，远眺群山环绕，近观是一片宽宽展展的田野”。当时他们唱的校歌，就是当地的自然美与青年远大抱负相合的一支歌：“三衢冲要，九峰巍立，万壑争流水滔滔，聚千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适应抗战中需要。狮子般力量，骆驼般精神，勇猛、沉着，钢铁般意志，陶冶、训练，不屈不挠，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慧，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为纪念张印通校长带领全校逃出沦陷区的劳苦功绩，嘉兴中学的师生将一枚张发奎所赠的银圆加工制成纪念章，上面镌刻了“甘苦同尝”四个字，还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意义深重的仪式。

嘉兴、湖州、杭州等地相继沦陷，一九三八年一月，浙江省政府在碧湖开办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分高中学生组、简师班等，收容从战区逃出来的学生，张印通担任青训团简师班主任。初到碧湖，学生们都在这个训练团受训，他们穿上军装，男生是灰军服，女生是草绿色军服，地上铺些稻草就算是床铺。他们在这个战时青年训练团，共有半年，一边读书，一边军训。

嘉兴中学另外在碧湖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可以像回家一样到办事处去。这一天，他们往往能享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老师和学生像家长和子女那样团聚在一起，共同度过美好的一天。金庸后来回忆说，少年时代，同学之间毫无利害关系、毫无心机，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他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间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

随着杭州等地沦陷，许多学校也相继来到碧湖。小小的碧湖，一时学生云集，逃难的人流蜂拥而至，机关、团体、军营、商店林立，寂寞的山镇变得喧嚣繁华起来。各校校长纷纷向教育厅建议，要求设立临时学校。一九三八年七月，教育厅决定由杭、嘉、湖七所省立中等学校（包括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学校、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分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由原来七校校长担任校务委员，实际上当时只有张印通、周育三（湖州中学校长）、唐世芳（杭州初中校长）三位校长在碧湖。不久之后，教育厅决定，由张印通任主任委员兼高中部主任，唐世芳任事务部主任兼初中部主任。凡从青训团转过来的七校学生，按照原各校所发的成绩单或证明书，分别编入三部的班级。各校迁校过程中，先后离开的学生、沦陷区逃出来的原七校或其他学校的学生，经查核属实，也准其入学。丽水、碧湖等附近地区有同等学力志愿入学的，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因名额有限，报考者太多，录取的不多。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联中正式开学，编入初中部的人数最多，分为十二个班级，查良镛终于恢复了中断的学业。次年，联中三部各自独立，初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高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

这么多学校来到碧湖，校舍问题不好解决，只能因陋就简，采用“进庙宇、借祠堂、租民房、盖草堂”四个方法，临时建的校舍，都是“木柱、草顶、泥筑壁”构成的。高中部在龙子庙（现是粮站），师范部在三峰禹王庙，初中部设在碧湖上街的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学校办事机构、教室、男生和部分男教师的宿舍，设在沈家祠堂。正中的房屋作为礼堂，全校师生经常在这里集会，两侧是男教师宿舍。由正屋侧面经由小巷前行，前后房屋都是男生宿舍，男生宿舍房间里两边靠墙设有上下两层的竹架床，中间是走道。查良镛在这里住了一年。男生宿舍后面是一片空地，东侧有一棵大樟树，新建了一字形三排十八间较为宽大的房屋，泥墙草顶，十二间作为教室，其余的作为办公室、图书室、游艺室。

教室两面开窗，光线充足，空气新鲜，虽然里面只有白坯的板凳条桌，但在抗战时期，这已是一个良好的学习场所。旁边的洞主殿是学生餐厅，有桌无凳，师生都是站着就餐。西北是大操场，背面是校医院。操场两侧有许多石碓，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日机来侵扰时，师生就在这里隐蔽。每当这时，有不少学生仍在看书，甚至大声朗诵，以示对敌机的蔑视。

联初的教员，主要来自杭初、杭女中、嘉中、湖中等校，也有碧湖当地聘用的。饱经流离之苦的学生，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他们衣衫破旧，面带饥色，然而求学心切，精神饱满。学校里弥漫着浓厚的学习气氛，天蒙蒙亮，田野上就响起他们朗读语文、英语的声音。各科的内容与课时，大致照常，增设了救护、防空、宣传、歌咏等内容，体育、童子军的课程和活动增多，南山下、广场上，彩旗飘扬。每年的春、秋运动会，师生大显身手，经常打破省纪录。清澈见底的江水倒映着他们未脱稚气的面孔，碧湖原野上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沈家祠堂、叶家祠都有阅报处，每学期要举行时事测验，并以时事为题材，举行作文比赛、演讲比赛、辩论会等。学校还成立了一个“飘零剧团”，有时上碧湖街头，演出抗日话剧。唐世芳校长作词、音乐老师俞绂作曲的联初校歌，传唱一时，荡气回肠，萦绕在每个联初学子，尤其是杭、嘉、湖沦陷区流亡学子的心头。

有一天放学后，查良镛和两个要好的同学在课室里复习功课，互相切磋。做完功课后，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但谈的还是投考高中的事。闲聊中，他突发奇想：“那么多学生为了考试天天忙于功课，太辛苦了。我们不妨根据我们以前报考初中的经验，编一本书给准备投考初中的学生看，教他们怎样复习功课，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如果有一本“怎么投考初中的书”出版，想要考试的人一定会买来看。有一位一起复习功课的同学马上响应说：“我们得赶紧编写，赶在考试之前出版。”大家表示很赞成，说干就干，三个同学商量一番，决定推选查良镛来主编这本书，其他几位同学每人写一部分，紧接着他们便分头开始编写。

一个多月后，书大致定稿，书名就定为《献给投考初中者》。内容是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在各科考试中答题，如何使自己的考试取得高分。三位同学各自发挥力量，自行设计、印刷、发行。这本由查良镛任主编的书，于一九三九年交由丽水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本很实用的书，也就成了他一生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这本书，后来不仅畅销浙南，还远销至江西、福建等省。这种类型的书，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是首次出版，大受各地中学考生的欢迎是自然而然的事。

《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的畅销，也确实使查良镛和他的两个同学，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而对查良镛来说，除足够他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所需外，尚有能力把妹妹从乡间接到后方求学，并接济有困难的同学。推算起来，当时他只有十五岁。学业方面，查良镛表现突出，是公认的高才生。此外，中学时代的查良镛便已开始显露出他的文学创作才华。

在他当年同窗的印象中，高才生查良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而且“英语、国文更是出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而在那样的环境下，他能结合自己的学习编写出第一本畅销书，是难能可贵而罕见的。对于平生这般经历，几十年后，金庸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也还自豪地提到这本畅销书。

《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以很大的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营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一九三九年六月，查良镛初中毕业了。而后，他进入抗战时期组建的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学习。可就在这时期，查良镛因为一篇文章，惹怒了学校的训导主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学校开除。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学校办了一个板报，校内凡有兴趣者均可自由编写。对查良镛来说，这个板报自然成了他练笔的极好园地。同学对查良镛写作才华的最初了解，便来自这个板报。板报就设在校图书馆走廊上。这一天课余，板报前忽然挤满了人，大家争看一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因为人多，前排便有人高声朗诵给后排挤不上前的同学听，而听者则不时拍手叫好。《阿丽丝漫游记》正是查良镛所写。文中，他描述一位名叫阿丽丝的小姑娘，不远千里来到一家学校，正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蹿，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板报上的眼镜蛇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教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同学们一眼便看出，文中眼镜蛇，所讽喻的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沈乃昌。这位训导主任也戴着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二字，学生就以“如果”当作他的绰号。这是一位令人讨厌、不近情理的训导主任，人人敬而远之。查良镛借文中阿丽丝之口，讲出了学生想讲却不敢讲的话，自然令同学们拍手称快。但对号入座的训导主任被惹怒了。几天后，校方宣布将查良镛开除。自此，查良镛离开联合高中，转入衢州中学学习。

这一旧事在查良镛当年同窗看来，既显露出了查良镛的文章才华，也显示出他敢于反抗强权的精神，因而时隔多年，仍难以忘怀。抗战之前，富家子弟，纷纷到国外留学，学成后再回国一展抱负。这在当时成为一时的潮流和时尚。以查家优裕的家境，让查良镛去海外留学，本是计划中的事。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这一计划不能得以实现。以至于后来金庸忆及此事，仍颇感遗憾。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无论是查氏家族还是他个人，所首选者必是出国留学的。他甚至想到，“若学成回来，就很有可能当上大学教授”。

对查良镛来说，虽然不能出国留学以圆他的“教授梦”，是个不小的憾事，但也正因为这一变化，反倒使他更坚定地选择了另一种志向。这段人生故事，正是发生在抗战读书求学时期，后收在了由萧乾主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两浙轶事》中，人们才能读到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板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明报》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关键。不过，在《明报》写社评、坚持编辑方针，是有意识地反抗不合理现象；而高中板报上的文章，只是少年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而已。

查良镛被开除后离开了碧湖的联高，只能到抗战时期设在衢州石梁的衢州中学去求读了。当然，这对于查良镛来说，是年轻时期一件不愉快的事。然而更使他想不到的是，当时国家正处在国破家亡、民族灾难深重之际，他出自一种内心的正义感，说了一点别的同学不敢说的心里话，就得罪了这位有权势的训导主任。这件事使他深深感到，正义之话仍被压制，不能发表个人的真话，当时他的内心只能感叹：这是社会的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