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烂柯山的石梁

其实，抗战时期的衢州中学，是一所非常有实力的中学。当然，离开原已经习惯的学校，离开了原本已熟悉的同学和老师，对于查良镛来说，无疑有一种既留恋又有些失落的感觉。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衢州中学创办于一九〇二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整个抗战时期，由于全国各地的学校在抗战时期的流动性较大，所以流动到衢州中学任教的老师，好多是当年在国内各领域很有名望的教师。如先后到衢中任教的方光焘是语言学家，王西彦是作家，何植三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有名的诗人，曹百川、张厚植的旧学根基很深，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等在文史方面都有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皆一时之专业人才。这些来自各地的有名教师，无疑给当年在这里求学的学子带来了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为他们日后成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里当然包括了几十年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金庸先生。

因为有高水平的老师的教导，当年衢中的学习气氛非常好，文风很盛。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比如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学生自治会就创办了一个小刊物——《驼铃》。这本由学生自己办的文学旬刊，刊名由陈康白老师题写，虽在当时闭塞的山区创办，但内容丰富而有朝气。查良镛到了衢中后，在这样的环境里真可谓如鱼得水，他的写作能力很快就显露和发挥出来。到石梁不久，也即《驼铃》创刊前后，他就在金华的《东南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

以“查理”为笔名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一文，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四日《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第八四七期）上，题目取自他的同乡前辈王国维的诗句。这篇文章，文笔犀利，见解独到，字里行间抒发了年轻人的一颗正义之心。文中还不时对为国民党卖力、不尊重知识和学生人格的训导主任进行了抨击。

查良镛在《东南日报》所发表的这篇文章，当年，在衢州中学确是引起了一番小小的轰动，阅报栏前吸引了不少同学们注视的目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一文刊登在《笔垒》的版首，他对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对于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为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类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但这同情不应该由这弱点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

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观的偏激情绪，但正题反题的驳论却是精彩的，所运用的知识也很渊博，作为一名中学生，能写出这类文章也是不多见的。

作为此文作者的查良镛，抗战时期是一位热血青年，身处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他正好借用了李清照这位历史人物的词句，做了这篇文章。作者从社会现实出发，实际是在批评那种故作姿态的社会状况，“自我怜惜心理”“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一些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里表现出的人的心态。

当年署名“查理”的这篇文章，我们今天还能在浙江省档案馆所存的《东南日报》缩微胶卷中读道：“……坚强地忍受吧，我们不要怨叹与诉苦。如果你还能够思想，能够行动，你所说的不幸实在是对真正不幸的侮辱。”今日，再重读查良镛这几句发自内心的激愤之语，所激起的余波，才是这文章的主题。查良镛当年能发表出如此文章，离不开一位名叫陈向平的副刊编辑的帮助。金庸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经陈向平修改后发表的，而金庸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陈向平的影响下创作的，甚或他当记者的生涯，也离不开陈的推荐。

当年，日本侵略者除了掷炸弹，还在金华衢州一带使用细菌战，对中国进行侵略。一九四一年全校举行“双十节”文艺会演，查良镛自己编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Rising of the Moon）在石梁广场演出，观众虽大都听不太懂，却感到别致新颖。全校英语教师，则一致称赞演员们发音正确流利。每学期一次的全校性独唱比赛，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声调高亢而凄厉。而这时战事加剧，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万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人心惶惶。城里人一早就提着装了食品的警报袋出城避难了，石梁也不得安宁。早饭后，任课老师就分头带领学生疏散到山边树林里去上课。

有一个星期天，不少学生在教室里做作业，警报突然响起来，大家纷纷都疏散出去，跑到田边洼沟里躲避。十几分钟后，一架敌机在教室上空咆哮，然后低空盘旋，打了几个圈才飞走。对于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查良镛都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对池田大作忆及这曾发生在他身边的战争，记忆还非常清晰。

战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日本空军投掷的炸弹在我身旁不远处爆炸。我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下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后，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我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另一次是日军进行细菌战，在浙江衢州城上空投掷鼠疫的细菌疫苗。当时我在衢州中学上高中，在乡下上课，鼠疫在衢州城中蔓延，病者绝对治不好，情况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军人将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艘船上，任其自死，七日后放火烧船，叫这家人换上新衣，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立即出门（官方补还其钞票），将整座房子烧了。当时我读高中二年级，同班有一个同学毛良楷君是体育健将，却不幸染上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等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师拿钱出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江中的一艘小船。我是班长，心中虽然害怕，但义不容辞，黑夜中只得跟在担架后面步行，直至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和姜老师全身互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对于长久留存在金庸心灵里的这些回忆，特别是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国破家亡的记忆，永远难以磨灭。同学毛良楷，患鼠疫死亡，全校放假七天，查良镛心有余悸，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这是他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迫和恐惧。他目睹同学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绝、就是等死。无情的战争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弟弟的生命，还有同学的生命，这些令人垂泪的一件件往事，永存在他的内心深处。

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二十四日，日军攻陷金华、兰溪等地，衢州危在旦夕，迫于形势，学校决定停课疏散，学生纷纷离校。为了减轻负担，校方决定毕业班提前草草毕业，于是，查良镛的高中生涯也就此结束了，这一年他正好十八岁。不久衢州沦陷，八月，衢州中学也搬到了遂安县夏洲村，这个村位于偏僻的深山里。金庸在石梁的两年，是他求学生涯中难忘的一段时光。

十四年后，他在香港发表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时，还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写到了衢江，这一切都来自他的这段经历。

他在《碧血剑》中，曾这样描写道。

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的回目“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固然是形容他笔下的石梁女孩温青青，也是石梁留给他的美好印象。

作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查良镛结束了他整个中学生涯，急急地离开衢州中学，离开美妙而神仙般的石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求学、谋生，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环境和新生活。但烂柯山上，两峰之间巨大的石梁，以及那一切美好、丑恶的人世沧桑，将永远地留在了一个年轻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