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就文学而言，虽然明代的“诗文创作已经历了高潮，不可能再达到唐宋时代那样的水平，但诗文的理论批评却没有衰退，而有了更大的进展，其意义不仅仅在评论当代的诗文，而是在对整个中国古代诗文创作进行整体的评论，研究其历史经验”[1]。

《文心雕龙》是六朝文论高度繁荣的代表之作，人们对它的研究自明代起逐渐形成规模，当今学界也普遍认同明代是龙学研究的“萌动”时期。《文心雕龙》以其通达的学术视野满足了明代学者的需求，明人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对明代文论构建和文学发展有重要价值的观点。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途径以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为主，人际传播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商业传播扩大了接受的范围；接受方式以序跋和评点为主。虽然《文心雕龙》在明代并没有引起振聋发聩的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但在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各个环节中，都能够或隐或显地看到《文心雕龙》的影响。目前，学界对明代《文心雕龙》的研究以版本、校勘、注释为主。事实上，明人在《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方面也留下了数量丰富的文献史实和独具特色的批评资料，涉及了文体的流变、文学风格的辨析、文学情感的阐释以及文学写作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明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整理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它“恰好在明清时期起到了整合诗学两极的作用，为诗学走向成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2]，值得后人去总结评述和深入分析，因而具有了承前启后和突破转折的意义，不仅为清代龙学“应时需而大现其光华”奠定了基础，还直接影响了后世龙学研究的思路和重心，这也正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

用西方现当代文论观照中国古代文论是新时期文论经世致用的一大特色。就《文心雕龙》而言，伴随着大批西方理论的引进，推陈出新的理论方法开启了龙学研究日益多元化的局面。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在西方理论占据主导话语权的今天也面临着“当代性”的问题。长期以来，囿于西方哲学、文论的影响，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认识不足，而本书对明人《文心雕龙》接受的研究正是试图以传统文论参与当代文论的话语建设，希冀能够实现两者的内在结合。

一

近百年来国内外《文心雕龙》研究跨越了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和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出版相关专著360多部，论文6000余篇。黄侃、范文澜、陆侃如、牟世金、杨明照、张光年、王元化等学术大师对《文心雕龙》的情有独钟和孜孜以求越发凸显了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

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中，注释、校勘是研究的基础。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王叔岷的《〈文心雕龙〉缀补》（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版）、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等。上述著作虽是以注释、校勘为名，却多是集校、注、译、评于一体，对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综述类著作在中国大陆以牟世金的《台湾〈文心雕龙〉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杨明照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张少康、汪春泓、陶礼天、陈允锋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戚良德的《〈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为代表；在中国台湾以王更生的《台湾近五十年〈文心雕龙〉研究摘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刘渼的《台湾近五十年〈文心雕龙〉学研究》（台北万卷楼2001年版）为代表，上述著作代表了两岸三地《文心雕龙》综述类研究的成就。除了专著外，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状况综述类的论文几乎每个年代都有作品问世，20世纪80年代，牟世金的《“龙学”七十年概观》一文总结了龙学近百年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有：《近年来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现状及趋势》（马白，《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述评》（涂光社，《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进入21世纪以来有：《2000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金坤，《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1999—2000年〈文心雕龙〉研究回顾与反思》（霍炬，《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1期）、《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张连科，《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这些综述论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当时《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最新动向，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文心雕龙》学术史中，还有两份刊物值得关注：分别是《〈文心雕龙〉学刊》和《〈文心雕龙〉研究》。[3]除中国学者之外，国外的《文心雕龙》研究者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日本的冈村繁著《〈文心雕龙〉索引》、斯波六郎著《〈文心雕龙〉范注补正》、户田浩晓著《〈文心雕龙〉研究》；韩国的李民树译《文心雕龙》、崔信浩译《文心雕龙》等。以上著述虽不以明代《文心雕龙》的接受状况为研究目标，但却为明代龙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就明代《文心雕龙》研究状况来说，目前有关《文心雕龙》接受史的专著和论文数量不多，但与其相关的影响史研究却是很早就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关注，这些成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著作。研究著作又可分为专著和著作中的有关章节。专著有张文勋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汪春泓的《〈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张少康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作约三分之一的篇幅阐述《文心雕龙》在古代的研究轨迹（第二至第四章），于资料整理的同时采用史论结合的述史方式将史的描述线索与论的阐释有机地统一起来。汪作共七部分，将《文心雕龙》的影响与各个时期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相结合，探究了《文心雕龙》自齐梁至清末的传播和影响。书中还涉及了《文心雕龙》产生的文学史背景、文章学体系、刘勰传记、刘勰的佛学思想等内容。著作中章节涉及到明代研究的有：陆侃如先生和牟世金先生合著的《刘勰和〈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的第五章“刘勰的地位和影响”，王少良的《〈文心雕龙〉通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第六章“《文心雕龙》的历代传播和影响”，邱世友的《〈文心雕龙〉探原》（岳麓出版社2007年版）中的第十章“声律论”之“刘勰声律论对后世诗律和诗学的影响”一节等。

另一类是论文：一类论文主要研究《文心雕龙》对后世的影响，如袁震宇的《〈文心雕龙〉对明清曲论的影响》（《文心雕龙学刊》第四辑）、陈谦豫的《刘勰的才、学说及其影响》《文心雕龙学刊》第四辑）、王景禔的《从文镜秘府论看〈文心雕龙〉对隋代文论的影响》（《文心雕龙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淦的《刘勰论比兴对唐代诗论的影响》（《文心雕龙学刊》第三辑）、朱迎平的《〈文心雕龙〉的“通论观”及其影响》（《文心雕龙研究》第六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韩湖初的《略论〈文心雕龙〉对我国后世的影响》、李金坤的《论〈文心雕龙〉对〈文选〉之影响》（《文学前沿》第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洪的《〈文心雕龙〉对高僧传之影响臆探》（《沧海蠡：陈洪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祖保全的《试论杨、曹、钟对文心雕龙的批点》、雷恩海的《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另一类主要是以《文心雕龙》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影响为论述重点，主要有李金秋的《文心雕龙曹评中的贯文总术之风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白建忠、孙俊杰的《论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孔祥丽、李金秋的《明清两代〈文心雕龙〉评点综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以及以内蒙古师范大学王志彬及其硕士研究生为主体写作的《文心雕龙》评点研究系列论文，包括李金秋的《〈文心雕龙〉曹评中的创作论研究》、何颖的《〈文心雕龙〉纪评中的创作论研究》、白建忠的《〈文心雕龙〉杨批中的创作论研究——兼及杨评文心雕龙中的五色圈点》等。这部分论文以专题的形式展开研究，所论及的评点者包括以杨慎、曹学佺为代表的十余位龙学研究者，不仅涉及评点的形式和特点，还结合评点者的文学观点和个人学养，以文质、文术、风骨、通变等为切入点阐释了当时《文心雕龙》接受中的具体特点。中国台湾学者在《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或是从具体时代看其影响，如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张严的《〈文心雕龙〉唐宋群籍袭用备考》、黄锦的《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或是探究某一部分的影响，如黄端阳的《刘勰宗经说对后世文论之影响》、蔡宗阳的《〈文心雕龙〉修辞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廖宏昌《〈文心雕龙〉比兴论对清代诗话之影响》等。此外，还有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如淡江大学郭章裕的《明代〈文心雕龙〉学研究——以明人序跋与杨慎、曹学佺评注为范围》、东吴大学陈素英的《〈文心雕龙〉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这些论文材料翔实，各有千秋。

同时，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也都为《文心雕龙》专设章节；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列“刘勰《文心雕龙》”一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对《文心雕龙》的文笔、风格、神气等问题都有深入的论述。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三编列有专章“论文专家之刘勰”。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专设一节论述《文心雕龙》。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三章第十四节论述刘勰的文学思想。这些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文心雕龙》对明代的影响。

从以上综述可知：一方面，《文心雕龙》的接受受到学界的关注，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高莉芬的《论〈文心雕龙〉知音篇的接受意蕴》就是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研究龙学的重要成果。大陆学者汪春泓在《〈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一书中论及《文心雕龙》对元代的影响时所用小标题为“元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与阐发”，有意识地强调对《文心雕龙》的接受研究。而由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第六辑则专设“接受史研究”栏目。这一切都表明伴随学界对西方文论接受的逐步深入，《文心雕龙》的接受研究逐渐丰富；尽管如此，《文心雕龙》的接受研究还存在很大的空间。今人对明代的《文心雕龙》接受研究多以文本理论和资料整理为主，虽对《文心雕龙》的几大理论体系中的各个环节都有所涉及，但关注重点仍集中在杨慎、曹学佺等几位大家身上，对其他的研究者则鲜有提及。

二

本书借鉴了以尧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以及国内学界近年来在接受美学研究上取得的新成果。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也译作接受理论（Rezeptionstheorie），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来解释、阐发文学现象的美学理论。该理论的创始人是德国文艺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4]这一学派在解释学、现象学的基础上，以本文、文本、期待视野、视野融合等核心词构建起了读者中心的理论体系。尧斯在《文学研究中一种挑战的文学史》中首倡“以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一种转向读者的文学史”，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审美，认为文学史是读者的文学史；伊瑟尔则偏重于具体微观问题，其《本文的召唤结构》从本文的现象学入手，强调本文与读者间的互相作用，关注读者的审美经验在本文向作品转化中的作用。二者的理论均把文学作品的生产、接受、交流结合并置于过去、现在、未来流动不息的视野中。接受美学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它的核心理论几乎都是来自前人，[5]尧斯和伊瑟尔之后的研究者纷纷以批判的眼光补充、扩展这一理论体系。接受美学自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翻译介绍、传播、探讨研究和对话交流四个阶段，逐渐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接受研究除了包括最为核心的文本接受外，还涉及效果史和影响史的研究。接受研究以读者为中心，解读作品在不同时期意义和价值，体现的是一种双向性的交流互动关系；效果史和影响史则是从文本的价值出发，探讨其对后人研究产生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金元浦、朱立元、刘小枫等人的接受美学译作掀起了接受美学的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学者们自觉地将这一理论与我国传统批评相结合，以中国自身的批评观为根基审视这一西方理论，涌现出以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尚学锋等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邬国平的《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接受美学成果，这些具有中国本土化色彩的研究成果又对中国古代批评理论的深入探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西方理论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和方法，然而对古代文论的解读则需要植根于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以避免裨贩跟风、削足适履。

影响史多以固定不变的作品为基点探讨它对后人的影响和意义，体现的是一种单向性施与关系；接受研究则以读者为中心，根据读者的原始视域，解读作品在不同时期意义和价值，不仅包括文本的接受，还包括效果史和影响史。就《文心雕龙》而言，接受研究材料的相对匮乏，以及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将文学史看成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将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解读视为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发展必然结果的影响，致使研究者对接受研究的重视不足。因此，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诸如作品存在的现实时间与审美时间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避免人们以惯有的单向性直线思维看待文学的弊端。

三

本书结合明代各时期的文学风尚、哲学思潮、地域文化、藏书印刷以及接受主体自身的经历、交游等多方面因素，以在历史上起过较大影响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人、学派或专著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对明代的《文心雕龙》研究状况进行分析、阐释，力求归纳并凸显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的总体特征以及不同时段的具体接受特点，涉及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通过论述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勾勒出《文心雕龙》在明代不同时期的被接受状况、对明代不同时期诗学发展的影响，发掘其理论价值，整理、分析其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显学”的清晰脉络和深层原因。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可分为直接接受和间接接受。直接接受是指接受主体在其著作、文论等作品中对《文心雕龙》文本直接采摘、品评、征引，或是明确对《文心雕龙》的内容进行评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直接征引《文心雕龙》原著中的文字；二是对《文心雕龙》中的章节字句进行直接或间接评论；三是明代《文心雕龙》各版本的序跋文；四是散见于当时文人文集中的对《文心雕龙》的论述。间接接受是指接受者出于某种原因，没有直接说明受《文心雕龙》或刘勰的影响，但与《文心雕龙》中的理论暗合颇多，或是频繁地使用《文心雕龙》中某些较有代表性的语汇。

本书对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的研究以横向论述为明线，主要阐释明人对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知音论的接受；以纵向论述为隐线，论述明代前期和明代中后期两个阶段的接受情况。两条线索置于宏观和微观两大背景之中。宏观背景主要包括明代不同时期的文坛风向、文学思潮、哲学思想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微观背景主要是指不同时期接受者的个人交游、学术背景、学养结构以及个人审美趣味和文学倾向等。在此结构下结合具体史料和文献资料论述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

第一章论述明代《文心雕龙》传播途径与接受方式及特点。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是以私人交游为主的收藏、借阅与传抄；二是以私刻和坊刻为主的商业性质传播。人际传播多在范围较小的文人间展开，参与者不仅多具有藏书家的身份，其中一部分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研究者。商业传播扩大了《文心雕龙》的接受范围，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商业本身的逐利性也给《文心雕龙》的接受带来些许负面影响。序跋和评点是《文心雕龙》在明代最主要的接受方式，它们几乎触及了明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所有重要问题。序跋多从宏观角度看待著作，涉及对全书性质的界定、结构的分析、对“赞”的关注等问题，序跋中蕴含的宣传意识和广告意识对《文心雕龙》的传播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评点多从微观角度分析《文心雕龙》中的具体问题，具有发明字句、重直觉、表达口语化、感性化的特点。

第二章以“史”为脉论述明代以前《文心雕龙》的接受，勾勒出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的“期待视野”。齐梁时期的接受主体在南方以萧氏皇族及其周边文人为主，北方则以颜之推为代表；唐代《文心雕龙》的接受范围逐渐扩大，至中晚唐，《文心雕龙》甚至参与到了当时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之中；在宋元时期，《文心雕龙》被空前地抄录、征引、袭用，甚至走进了地理、书画等领域，异彩纷呈。降及明代，《文心雕龙》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期待视野”，而且对《文心雕龙》在后世的流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章论述明代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接受。刘勰以“宗经”为核心，在汲取前人宗经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由文体宗经、文术宗经、文评宗经组成的有机整体。刘勰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将文学置于政教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的位置，使文学活动获得了与政教圣学一体性的崇高人文地位，这正是主张“文以载道”的后世文人奉《文心雕龙》为圭臬的原因。刘勰宗经且不废文的主张，契合了明代复古思潮，也满足了明人的期待。明人对宗经观的接受在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前期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以政教中心论为主，多从本体论的角度将“经”设定为亘古不变的终极真理，赋予“文以载道”不可逾越的价值；中后期的宗经接受则更多地强调六经在文学层面上的经典示范作用，强调宗经与创作的结合。

第四章论述明代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接受。创作在明代文学中占有核心的位置，明代的文学理论始终以创作为基础和导向。“术”涵盖了文学创作的“恒理”法则，是明人接受的重心。本章从意象形成、创作中的“情”、意象表达三个层面分析明人对创作论的接受。并以李维桢为代表说明《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不仅体现在为文技法上，也表现在深层思维中，此外，本章专设一节阐述《文心雕龙》对明代公文写作的影响和价值。

第五章论述明代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接受。由于明代与魏晋时期对“文体”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明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接受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同时，明代文坛对文体的态度存在一种二律背反的情况。一方面，明代“文盛而体不及格者往往有之”，另一方面明代“辨体”之风炽热，对文章体制相关问题的探讨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明代文体论者注重前人之说，涌现出了几部古代文体学的扛鼎之作，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将视线转向《文心雕龙》。此外，明人对《文心雕龙》中有关俗文学的构成元素等问题的阐释给予了关注，并将其应用于小说、戏剧的评点之中。

第六章论述明代对《文心雕龙》知音论的接受。《文心雕龙》中的“知音论”部分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较早系统阐述文学接受的专论。关注接受主体是《文心雕龙》知音论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读者在接受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明代批评家对知音论的接受在兼顾鉴赏的同时仍以指导写作为目的。这些批评家多兼具创作家的身份，他们对文学发展中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大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或为创作、或为纠偏、或为复古。此外，由于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相关批评也随之兴盛，与小说戏曲有关的部分批评原则和批评方法都是移植自诗文批评，《文心雕龙》中的知音论部分就是其中之一。

第七章论述明代《文心雕龙》接受中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一是《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明代之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明人从佛教和佛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刘勰的僧侣经历、佛教思想及其佛学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二是《文心雕龙》与明代科举的互动关系。《文心雕龙》宗经崇儒的思想总纲和丰富完备的创作论为八股文写作提供了全面有效的技法指导，而八股文评的兴起与繁荣也促进了《文心雕龙》点评的发展。三是明人对《文心雕龙》中涉梦问题的研究，他们肯定了刘勰梦境的真实性、强调此梦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并认为此梦是刘勰进行《文心雕龙》创作的动力源泉。

余论部分主要阐述《文心雕龙》在明代接受繁荣的原因、在明代诗学演变中的价值以及对清代龙学研究的影响。《文心雕龙》在明代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明代的文化政策、文学思潮、诗学状况均有密切的关系。复古思潮的盛行以及明代中后期六朝派的兴起，促进了明代《文心雕龙》的接受。明代诗学在复古与反复古、宗唐与宗宋、师古与师心的更迭与争斗中探寻着最佳的出路，《文心雕龙》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以其“唯务折中、不执一端”的思维方式整合明代诗学发展中的纷争和矛盾，并影响着清代龙学的研究，而清人在此基础上将《文心雕龙》的研究又往前推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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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2] 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3] 1982年经牟世金先生发起和组织，在山东济南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会后成立了学会筹备组，并于1983年成立中国的全国性一级学会——文心雕龙学会。张光年出任会长，王元化和杨明照任副会长，牟世金先生任秘书长。学会具有相当的声誉和影响。学会成立后相继出版了七辑《〈文心雕龙〉学刊》，对龙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4] 接受美学这两位先行者的译名并不统一，有尧斯、姚斯、耀斯，伊瑟尔、伊塞尔、伊泽尔等译法。本文采用尧斯和伊瑟尔的译法。

[5] 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来自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效果史”（Wirkungsgeschichte）来自伽达默尔。“召唤结构”（Appell Struktur）、“潜在的读者”（Implizite Leser）、“未定点”（Unbestimmtheitsstelle）、“空白”（Leerstellen）等也都取自前人。

[6] 接受美学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樊宝英《近20年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综述》，《三峡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朱立元《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专著有：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樊宝英、辛刚国《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石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邬国平《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邵子华《对话诗学——文学阅读与阐释的新视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