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禹王书》三叹（代序）
《禹王书》是冯玉雷的第五部长篇小说。2018年刊发在《大家》第六期。我们先是读了缩略版，之后又读了全本。
打开《禹王书》，一种强烈的古老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似有绵绵不绝的洪荒之力在奔涌。如此，已不能用平时阅读小说的方式去浏览。我们采取读史书的方法，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穿插着查阅资料印证、辨析一些问题。掩卷回味，感慨万分，余音绕梁，一咏三叹。
一 《禹王书》的宏大叙事令人叹为观止
《禹王书》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大手笔之作。时间跨度之大，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传说，到禹继舜位建立夏朝；地域范围之广，西至昆仑，东达海滨，北望燕山，南抵南海，居九州环顾四方，乃至辐射西亚、东南亚；人物形象之众，涉及近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如脩己、夸父、鲧、重华（舜）、华胥、盘古、女娇（女娲）、共工、精卫、乐师夔、启、义均、娥皇、女英、防风、后羿、姮娥（嫦娥）等等；故事情节之多，几乎涵盖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抟土造人、精卫填海、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全部神话传说；涉及史料之丰富，涉及《山海经》《尚书》《楚辞》《庄子》《列子》《淮南子》《史记》《左传》《国语》《礼记》《汉书》等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禹王书》的宏大气象，如刘熙载所论：“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作者心中的小目标应该如《周易》所言：“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当我们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和传说时，解读、结构、重构、批判性思考等诸多方式，究竟该如何把握，这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和考验。《禹王书》洋洋大观，百科全书式的图景，并非简单地排列组合。作者把散见于庞杂图书资料中的故事和人物，围绕大禹和女娇的形象塑造，打通时空精心编织在一起。从材料的选取，到故事情节的展开和衔接，再到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成长，所谓选择性叙事和想象性叙事在小说中有机统一，充分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积淀、精心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于这种重构历史和传说的文学化叙事，评判标准不能简单地强调“客观”“真实”，而应该是以哲学性的思考进行评判。对于读者来说，每个人的领悟力建构在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已有的知识体系之上，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见山见水，见佛见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都是同理。文学鉴赏的过程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
正因《禹王书》气势宏大，以我们的文科功底、文化传播研究方向，且在历史文化方面下过一些粗浅功夫，读起来仍有一种厚重的压力。可以想见，没有一定专业背景的人读《禹王书》难免会有艰涩之感。好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又有利于作品接地气面向大众。有人建议冯玉雷出个注解本，看似玩笑，却不无道理。我们的建议是可以做一个简要的人物图谱作为附录，以便大家阅读。至于是否再做一个故事梗概或主要故事情节及引文出处，可再斟酌。当然，也可遵循另一个准则，“一旦作品开口说话，作者就应该闭口缄默”。
对此，这本身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所谓“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离骚》之文似之。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天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读者或许担心别人说自己“眼低”，敢于公开说读不懂或没有完全读懂作品，确需要一定的勇气。我们的体会，读《禹王书》的过程中查了一些资料，对丰富和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大有裨益。作者着力刻画的两个人物形象——大禹和女娇，有很多史料支撑。《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西羌地域，古今学者都认为在今甘肃地区，当代一些学者甚至主张齐家文化与西羌部族相关。《淮南子·修务训》云：“禹生于石。”高诱注：“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应劭曰：“启生而母化为石。”《左传》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还有“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等等。《太平御览》引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小说中的一些情节由上述史料生发。
二 《禹王书》独具特色的写作手法令人赞叹不已
《禹王书》的书写，是颇有冯玉雷个性特点的“这一个”。作品塑造了诸多英雄形象。
当“《黄帝历》在众人的欢呼中诞生”之时，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诞生了。
舜（重华）“的智慧绝非平常人所能看到”，他“告诉别人的道理正好把握在大家都能够理解的程度，不多不少，不迟不早，恰到好处。这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他将尧禅让时告诫他的“十六字心法”郑重地传给禹：“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禅让之后，仍“流尽汗水，淌干心血，鞠躬尽瘁”，直到病死在九嶷山。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当开篇的第一个人物仓颉在阆风苑公布造字方案，造字，丢失，仓颉和山羌外出寻找“啃噬文字”的山羊，重新“打捞”文字，直到“禹代表仓颉交付新文字”时，一个智慧、坚毅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脩己、山羌、皋陶、夸父、后羿，一个个人物形象渐次跃出。
时代呼唤英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英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对《禹王书》而言，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是历时13年治水的大禹和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创世女神女娲。女娲的传说早于大禹治水时代，作者将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之女娇与补天造人的女娲合体，虽难免“穿越”之嫌，但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创建了更大的空间。何况《世本·帝系》中有“禹娶涂山氏女，名女娲，生启”的记载，也算有出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其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源头。
《禹王书》虽然在宏大的背景下叙事，但不影响其细腻的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具有冲击力的场面描写以及其诗意语言的音乐性。第一章有一段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描写：“脩己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艰难地迈出细小的步子。坎坷阻挡，她重重地摔倒。喘息片刻，向前爬几步，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站而未稳，趔趔趄趄，向后倒去。她慌乱地挥舞双手，试图抓住云朵或鸟翼，但都滑脱了。她仰天摔在地上，碰出金星无数。短暂头疼夹杂着短暂眩晕。她爬起来，晃晃悠悠站稳，踉踉跄跄向前。迈出几步，被裸露的树根绊住，磕磕碰碰，向前栽倒，脸触碰地，鲜血直流。她气息奄奄，昏厥过去……”
小说中又以这段完全相同的文字描写了山羌、禹、仓颉、夸父，第十三章对“很多人”遭受洪灾后的群像描写也用了这段话。
对禹这个集神话和史话于一体的英雄人物，其形象塑造从还在孕育之时起就贯穿全篇，既有语言、心理、动作、神态等正面描写，也有通过其他人的诉说、想象、分析、赞誉进行的间接描写。女娇的形象，“随着太阳冉冉升起，随着‘候人兮猗’的吟唱，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从万道霞光中飘然而至”。从女娲补天开始，作者不惜笔墨，勾、皴、点、染、擦，白描、泼彩，加上雕塑、雕刻种种技法，一个生动可感的女神缓缓向我们走来。九个“九天九夜”的铺陈，36500块彩石将天补好；七个“七天后”女娲整理出300多个文字；大量的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展现出一个既感天动地又有血有肉的英雄母亲（妻子）形象。“女娲低下头，泣不成声：‘河水本清，是什么让它变得如此浑浊呢？’”读至此处，不由使人沉浸其中，陷入深深的思考。
从第二章山羌轻声哼唱“候人兮猗”，这句中国最早的情诗就开始在空中飘荡、回响。脩己、禹、女娇反复吟唱“候人兮猗”，女娲激情长啸“候人兮猗”，大禹和女娲轻声合唱“候人兮猗”，女娲化为三生石，金童玉女如泣如诉：“候人兮猗”……
还有一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字，如：
嫘祖抚摸着脩己的脸颊，微笑道：“每个人的脚步都是自由的。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自己的阳光。”
禹说：“天地万物，人伦规章，道成之，德蓄之，律约之。”
重华诚恳地说：“用对人就是做对事。沮诵前辈德艺双馨，文字推广任重而道远，非您莫属！仓颉擅长创造，沮诵严谨细致。创造，必须突破旧有范式；记录，则要严格恪守原意。沮诵，请您准备用新文字书写吧！相信你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充满张力的第一人称代词“卬”。凡此种种，使得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生动。
历史和神话传说题材，与现实题材作品相比，更强调走进去和跳出来的有机统一。作者既要置身其中，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又要以局外之身站在一个高度，观察关照以及引领带动读者咀嚼反思。这既要求高超的匠心手艺，也要有理性思辨的高度和境界。读《禹王书》，我们想到了古人说《古诗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我们想到了《庄子》“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我们还想到了斯宾诺莎的箴言：“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它们受苦。”
三 作者铢积寸累、困知勉行的执着令人感叹不已
梁启超先生在《治学杂谈》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你所看见的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以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以我们对冯玉雷的了解，他在治学上是下过大功夫和“笨功夫”的，“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可以作为他的精神写照，“胼手胝足”的是大禹，也是冯玉雷。
近二十年来，我们见证了冯玉雷创作《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野马，尘埃》等作品。我们在出版《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时多次向他请教。冯玉雷的文化功底，当然主要来自他的勤勉和孜孜以求，但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那就是甘肃深厚的文化底蕴。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甘肃以其文化上的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融合性，承载着华夏文明数千年的深厚积淀，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因素的丰富内涵。
黄帝是由神话人物脱胎而成的历史人物的典型。《史记》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黄帝所属部族很可能起源于甘肃东境。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主流文化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甘肃境内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渭水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它是目前所能追溯到的仰韶文化的源头之一。我们今天见到的史前陶质乐器，就包括甘肃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质鼓、铃、哨、埙等。
伏羲之后，黄、炎二帝所代表的部族是走下黄土高原向东发展并与新地域部族融合而成的新群体。中华民族就是在各个部族之间交往、渗透、冲突、战争中融合形成的。反映夏代地理认知水平的《尚书·禹贡》，其“九州”中的雍州包含了今甘肃的东部和中部，陇南的部分地区则归于梁州。
冯玉雷生长于甘肃，曾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兰州高校任教。也许正是甘肃历史文化以及关中文化的浸润，他致力于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创作的资源和灵感，偏爱并擅长历史文化类小说创作。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家、考古学家桑志华1920年6月在甘肃华池县一次黄土挖掘中，发现万年以前古人类曾经使用过的一块完整的石核，这是中国出土的第一块旧石器，距今约1.8万年，叩开了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之门。8月，在第二挖掘场，发现两枚人工打制的刮削器，测定距今10万年。也许正是这些引导，使冯玉雷热衷于文物考察，在西北齐家文化和中原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之间找到关联。他执着于玉帛之路的探索和考察研究。2014年6月至2018年8月，他策划组织并亲力亲为进行了15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其足迹覆盖西部7省区160多个县市，行程近50000千米。中国神话学研究权威、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叶舒宪和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员易华等学者都参加了考察活动，致力于探索华夏文明的来龙去脉。他们的田野考察成果丰硕，甘肃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已经出版了三套丛书，共17本，其中包括冯玉雷的三部。
冯玉雷的作品文脉充沛、感情炽烈、意象磅礴，不简单拘泥于史料，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往往突发奇想，作品原创性很强，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他的作品，对世俗的不屑、愤懑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对英雄人物的讴歌并存。他有时就像在荒野中摸索着前行，有时又如在荆棘中挥舞着刀斧要开辟一条通途，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而这些，正是他如同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一样不屈不挠，推石上山，坚定前行的强大驱动力。所谓文如其人，熟悉冯玉雷的人都知道，他朴实、敦厚、勤勉、可靠，古道热肠，忠厚仗义。这几年边写作边从事《丝绸之路》杂志社编务管理工作的经历使他成熟了许多，多了一些沉稳、忍耐和宽容。这些个性特点，在作品中都有体现。
作者在作品中也留置了一些悬念。如第九章舜（重华）决定禅让之后，丹朱奏事要去探望其父尧，舜“面沉似水”拒绝了他的请求。再如，当帝夏禹微笑着拍着启的肩膀说：“夏启，你见过云开雾散的情景，对吗？任何时候都不要迷茫，要充满信心！你心中已经有九州的丘壑山林，应该沉稳才是。有些事太早看透未必是好事。你要从治洪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要悟透围堵与疏浚相结合的道理。”读者或已由此看到了启废除禅让制继承帝位的端倪。
总之，《禹王书》是一部极具冲击力的震撼人心的大作。祝贺《禹王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胡秉俊 胡潇
2019年2月17日初稿
2023年10月定稿
大禹治水 王辅民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