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背景

企业成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源之一，但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却忽视了企业家能力在企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生产规模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成长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企业成长的外生性动力和内生性动力。外生性动力强调决定企业成长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企业外部因素（制度环境、市场结构、社会环境等），企业无法控制和影响这些因素，只能被动地适应这些因素来达到企业成长；而内生性动力强调决定企业成长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企业内部异质性资源，充分利用和开发异质性资源的企业才能获得持续的成长。

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被视为系统揭示企业成长的关键。彭罗斯认为，成长意味着发展过程以量的增长或质的改进为结果，类似于自然生物过程——一系列内部变化相互作用，引起生物体的体型增大和特征变化。她的企业成长理论旨在回答“是否存在某种内在因素，既促进企业成长，又必然限制其成长速度”。不同于交易成本理论把企业定义为合约的集合，彭罗斯将企业定义为绑定在某个管理框架内的资源集合。根据这一定义，企业将持续成长，直到抵达管理协调和权威沟通不再可行的企业边界。不同于一般经济学理论，彭罗斯认为企业持续扩张是为了增加长期总利润，而不是为了短期利润最大化。企业扩张旨在抓住那些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机遇，而不管边际投资回报率如何。在决定企业成长的诸多因素中，企业家能力（特别是战略领导力）是决定企业成长的关键。

在企业成长领域，企业家的战略领导力一直备受关注，出现了大量有关战略领导力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环境、商业模式和市场竞争的形态都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革（Jafari-Sadeghi et al.,2021；王满四等，2021）。这些全新的产业、商业和竞争模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传统企业家战略领导力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张镒等， 2020）。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现有的企业家战略领导力研究亟待打破组织边界的限制，并积极与战略管理的文献对话，从而在战略领导力与企业不确定性应对之间架起理论的桥梁（Benitez et al.,2022）。

现有的企业家战略领导力研究已经围绕着战略领导力的内涵及其在不同情境下所呈现出的不同类型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并凝练出了战略领导力、责任型领导力、平台领导力、供应链领导力等众多具有不同功能的领导力类型（Simsek et al.,2015;Vera & Crossan,2004；李叶叶、唐宁玉，2022；王可迪等，2022；张镒等，2020）。但是目前战略领导力的相关研究更多还是聚焦于微观层面，关注战略领导力如何平衡高管团队或者组织内不同的逻辑冲突（张燕，2021），较少聚焦企业家战略领导力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更缺少从企业家的眼界、心胸等关键要素去审视企业绩效差别出现的原因。